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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1页）

“弃物”论

——谈明代宗藩顾炎武在论及明代宗室时，曾谓：“为宗藩者大抵皆溺于富贵，妄自骄矜，不知礼义。至其贫者则游手逐食，靡事不为，名曰天枝，实为弃物。”［1］这一针见血之论，活脱脱地勾画出明代宗藩的脸谱。堂堂朱明王朝的“龙子凤孙”、“天枝玉叶”，成了一钱不值的“弃物”，是很值得人们研究的。

一

每个封建王朝的开国君主，都比较注意前朝的覆亡教训，从而采取新的措施，朱元璋像，故宫博物院藏。以确保家天下长治久安。朱元璋认为，必须加强宗藩势力，洪武三年（1370），他大封诸王，“皆据名藩控要害，以分制海内”。［2］朱元璋对此颇自得，强调封藩关系大明江山的安危，“建藩辅，所以广磐石之安”。［3］“封建诸子，期在藩屏帝室。”［4］“为长久之计，莫过于此。”［5］不仅如此，朱元璋还给诸王以一定的典兵之权，护卫甲士少者3000人，多者至19000人，在诸王的王国中，不仅置文官，还设武将。朱元璋宣称：“朕封诸子颇殊古道，内设武臣，盖欲藩屏国家，备侮御边，闲中助王，便知时务。所以出则为将，入则为相。”［6］但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长久之计”不但没有起到“藩屏国家”的作用，反而使明王朝背上了无法卸掉的沉重包袱。

朱元璋子孙众多，随着岁月的流逝，形成了一支庞大的队伍。其人数究竟有多少，史料记载不一，考史者说法也不一。明人王鏊谓：“正德以来，天下亲王三十，郡王二百十五，镇国将军至中尉二千七百。”［7］中尉以下的人数，王鏊未涉笔。而按明制，五世孙辅国中尉，六世以下皆奉国中尉。王鏊挥笔作上述记载的时间，当在正德年间，奉国中尉已属滔滔皆是，不知凡几矣。山西大同的代王，封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到弘治年间，不过上百年，已生子570余人，女300余人。［8］洪武三年（1370）封、十一年就藩太原的晋王，至嘉靖初年，已增郡王、将军、中尉等1851名。［9］张瀚“考宗正籍”，认为隆庆初年宗藩人数“属籍者四万，而存者二万八千五百有奇”。［10］清初温睿临在评论明代宗藩时，曾说：“其后本支愈繁衍，遍天下几百万。”［11］“几百万”，是个概数，也显然是个夸大了的数字。根据比较准确的记载，万历三十二年（1604），宗藩人数在8万以上。［12］以此推论，迄明之亡，宗藩人数当有十多万之众。他们的耗费，成了封建国家的沉重负担。以嘉靖初年为例，仅山西晋王一府便岁支禄米872300石。时人梁材在奏疏中曾不胜感慨地说：“百姓税粮有限，而宗枝蕃衍无穷。”［13］嘉靖中叶，全国每年所供京师米计400万石，而各处供藩府子孙的禄米，却是853万石，不啻一倍；山西一省存留米麦不过152万石，而宗室禄米却需312万石；河南一省存留米麦84。3万石，而宗室禄米却需192万石。［14］显然，这是多么严重的财政危机！

藩王们的“天潢贵胄”，多半是游手好闲之辈；无法无天、作恶多端、穷奢极欲者，更不乏其人。明清之际的魏禧曾慨乎言之：

明季天下宗室几百万，所在暴横奸宄，穷困不自赖，为非恣犯法，而南昌宁藩支子孙尤甚。崇祯末，诸宗强猾者，辄结凶党数十人，各为群，白昼捉人子弟于市，或剥取人衣，或相牵讦讼破人产，行人不敢过其门巷，百姓相命曰“鏖神”。［15］

有的藩王，一副流氓恶棍嘴脸。早在洪武初年，封在山西不久的晋王朱，即无法无天，坏事做绝。他威逼民间子女入宫，不中意者打死，烧成灰，送出宫外；对宫女滥施酷刑，有的被割掉舌头，有的被五花大绑，埋于雪中，活活冻死；将七至十岁的幼男阉割150多名，伤痕尚未愈，就令人运到府内，致使多名幼童死亡。［16］建文元年（1399）四月，湘王朱柏伪造宝钞及残虐杀人，建文帝闻讯后，降敕切责，议发兵讨之。湘王公然“焚其宫室美人，已而执弓跃入火中死”。［17］永乐初年，汉王朱高煦私选各卫健士，又募兵3000人，不隶籍兵部，纵使劫掠。兵马指挥徐野驴擒治之，朱高煦竟“手铁瓜挝杀野驴”。［18］宣德年间，周宪王弟朱有熺“掠食生人肝脑”，［19］简直是个披着人皮的豺狼。隆庆初年，安丘王府奉国将军朱观烻杀死弟妇，纵火焚其家，企图灭口。靖江王府奉国中尉朱经讯、朱经讥以私愤持刀杀其兄朱经设，暴其尸于市，却诬陷朱经设奸逼继母，诡称他俩是奉母命处死他的。而辽王朱宪的荒淫歹毒，更是骇人听闻。史载：“宪性酷虐淫纵，惑信符水，诸奸黠少年无赖者多归之，恣为不法……霪乿从姑及叔祖等妾，逼奸妇女，或生置棺中烧死，或手刃剔其臂肉……用炮烙剥等非刑剜人目，炙人面，人耳……”［20］嘉靖年间的鲁王朱观，与朱宪堪称“今古何殊貉一丘”。此人“淫戏无度……复屋曲房，挟娼为乐……男女裸体群浴于池，无复人礼，左右有阴议及色忤者必立毙之，或加以炮烙”。［21］而明代藩王享尽人间富贵，从明末山东兖州的鲁藩烟火之盛况，足可窥其一斑。对此，张岱曾详予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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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弃物”论（2）

兖州鲁藩烟火妙天下。烟火必张灯，鲁藩之灯：灯其殿，灯其壁，灯其楹柱，灯其屏，灯其座，灯其宫扇伞盖。诸王公子、宫娥僚属、队舞乐工，尽收为灯中景物。及放烟火，灯中景物又收为烟火中景物。……殿前搭木架数层，上放黄蜂出窠，撒花盖顶，天花喷礴。四旁珍珠帘八架，架高二丈许……下以五色火漆塑狮、象、橐驼之属百余头，上骑百蛮，手中持象牙、犀角、珊瑚、玉斗诸器，器中实千丈菊、千丈梨诸火器……移时，百兽口出火，尻亦出火，纵横践踏。端门内外，烟焰蔽天，月不得明，露不得下。［22］

藩王中颇多贪鄙之徒，盗窃者有之，敲诈勒索者有之，抢夺民田、兼并屯田者有之，掠夺民舍者有之，完全是国家经济生活的蛀虫。明末的福王朱常洵，更是个典型。其母是万历皇帝的宠妃郑贵妃，故他备受恩宠。从全国各地搜刮来的矿监税达“亿万计”，郑贵妃将其中很大一部分中饱福王私囊；他在洛阳就藩后，又是占山东、湖广良田，又是独霸中州盐利，甚至把手伸到四川，搜刮该地的盐井、榷茶银，以致崇祯时河南百姓都说“先帝耗天下以肥王，洛阳富于大内”。［23］其府内“珠玉货赂山积”。［24］万历以后，允许宗藩子弟经科举考试后出仕。其中有的人，一朝权在手，就大肆搜刮，贪婪至极。如朱卫珣任户部主事，榷浒墅关，苛刻异常，动辄重罚，空船亦责其纳钞，女人过关，纳银八钱，商贾及民，无不痛恨。

值得注意的是，宗藩还往往与宦官相勾结，或扰民，或谋叛，危害天下。如永乐时简王朱颙炴“纵中官扰民，洛阳人苦之”。［25］宁夏安化郡王朱寘谋反失败后，在其府第抄出“总兵太监等官敕印关防符验”。［26］而宁王朱宸濠的起兵谋反、大搞分裂活动，更是与宦官内外勾结的结果。明人张岳曾评曰：“宁祸蓄于十数年前，天下皆知其不至叛乱不止，当时用事者，不惟不悟，方倒持刑赏之柄以成之，故遂至于乱。”［27］这里所说的“用事者”，主要就是指大权在握的宦官。宁藩本来已因罪革去护卫，但后经重贿刘瑾，“准复”，［28］使羽翼得以日渐丰满。当王阳明率兵平叛，攻克宁王老巢后，曾“拾得簿籍有帐”，［29］里面记载些什么？有人曾记录王阳明的自述说：“二中贵至浙省，阳明张宴于镇海楼，酒半，撤去梯，出书简二箧示之，皆此辈交通之迹也，尽数与之。二中贵感谢不已，返南都，力保阳明无他，遂免于祸。”［30］朱宸濠与宦官来往的书信，竟达两箧之多，这是他们狼狈为奸的铁证。宦官接受朱宸濠的贿赂，更是有账可查的。史载：

（宸濠）送（在官太监）张忠、（少监）卢明各银五百两。托伊引送（司礼监太监）张雄银三千两，宝石镶带一条……太监张锐……亦将银二千两托臧贤过送与伊……（后又送）张雄，张锐各一千两……太皇、太后崩逝，有少监卢明……赍捧报讣，前来开读，得受宸濠三千两……毕真改调镇守浙江，宸濠要伊预备人马前来助逆，当将银三千两、金壶一把，盘盏四副，并器皿、茶芽等物送行。［31］

毕真乃江西镇守太监，却成了朱宸濠的死党。以朝廷腹心为宸濠羽翼，在江西则密谋内助，在浙江则阴作外援，［32］后被凌迟处死，实在是罪有应得。

由此不难看出，明代宗藩无论是在经济上、政治上，对明王朝都是腐蚀剂，危害多端。说他们是“弃物”，也就是理应被抛弃的社会垃圾之谓也。

二

朱载堉《乐律全书》如果有谁认为明代宗藩的子孙是天生劣种，那就大错特错了。且不说，他们之中有身处逆境，不甘沉沦，发愤攻读、著述，终于成为杰出的音乐家、文学家的朱载堉。同时，我们还能举出其他一些学者、忧国忧民之士。如周定王朱，乃朱元璋第五子，朱载堉《醒世词》

道光元年刻本；采自路工编

《明代歌曲选》。好学，能词赋，曾作《元宫词》百章。［33］他深感封地河南土旷人稀，地瘠民贫，便从当地丰富的野生植物中，查出荒年可以采来充饥的，一一绘制成图，附上说明，编成《救荒本草》一书，共记录了414种，除已见于过去本草书的之外，新增入的有276种，从而发展了本草学。据朱的长史卞同替本书所写的序，朱搜集到这些野生植物后，都种在园子里，亲自观察研究，把每一种可食部分记下，这种严肃的科学态度，是难能可贵的。李时珍、徐光启都十分重视这部著作。《救荒本草》是我国植物学史、农学史上闪光的篇章。［34］问题洪武通宝，著者藏。在于，朱元璋对子孙采取了一揽子包到底的政策，在至高无上的皇权庇荫下，赋予他们种种封建特权。地方官吏得罪藩王子孙，每遭严惩。如洪武十二年（1379），广西布政司官张风、按察司副使虞泰等，仅因所谓“公然侮慢”、“搬说是非”的过失，被朱元璋亲自下令，治以“剥皮重罪”。［35］更重要的是，宗藩子孙们呱呱坠地即有一份吃到老死的禄米，无须为生计犯愁；在万历以前，也不允许宗藩子弟入试，对多数游手好闲之徒来说，自然是乐得胡厮混。万历时皇甫禄曾有切中其弊的论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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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弃物”论（3）

宗藩之盛，自古帝王无如我国朝者，二百年来不下万余人（按：此数不确）。分封之制，初封亲王岁支禄米万石，郡王二千石，袭封亲郡王各减半支，后又以岁歉不给，乃为折支之法……嗟乎，帝孙王子，岂谓无才，而不得一试，贫乏者不得为商农之业以自给，坐受困辱，则处宗藩之法，于斯阙矣。［36］

洪武天下太平钱，著者藏。

此钱系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所铸，与众不同。

早在洪武九年（1376），即定诸王公主岁供之数：亲王岁支米5万石，钞2万5千贯，锦40匹，纻丝300匹，纱罗各100匹，绢500匹，冬夏布各1000匹，绵2000两，盐2000引，茶1000斤，马匹草料月支50匹。其段匹，岁给匹料，付王府自造。靖江王岁支米2万石，钞1万贯，余物比亲王减半，马匹草料月支20匹。公主未受封，每岁支纻丝、纱罗各10匹，绢、冬夏布各30匹，绵200两；已封，赐庄田一所，计岁收米1500石，钞2000贯。［37］明王朝对宗藩还有诸如宗室公主即位之赏、之国之赏、来朝之赏、有功之赏等等，为数相当可观。如：仁宗初年，赏汉王朱高煦、赵王朱高燧各黄金500两，白金5000两，锦100匹，丝200匹，罗200匹，纱200匹，胡椒、苏木各5000斤，钞万锭，良马百匹。洪武十年（1377）楚王桢之国武昌，赐黄金1600两，白金2万两，钞2万锭。永乐十四年（1416），赐蜀王椿黄金200两，白金千两，钞400锭，米千石，胡椒千斤，马10匹，“以发谷府反谋功也”。永乐二十二年，赐赵王高燧白金3000两，钞3万贯，彩币200表里，马10匹，“以护送山陵劳也”。［38］如此等等。宗藩的生居死穴，也都是由官府营造的。早在明初，蜀王朱椿就藩成都前，朱元璋亲笔敕谕四川都司护卫指挥及布政司，“差诸色人匠兴造蜀王王城宫室，务要军民共同兴造，朱元璋孙（元璋第五子朱长

子）袭封周王朱有燉剧作《庆朔堂》

明刊本插图

朱有燉博学多才，尤工词曲，并撰有《诚斋乐府传奇》。如制奉行”。［39］此后，各王府将军而下宫室坟茔，皆由官办，渐成定制，至成化中，更定为则，给价自行营造。大抵，郡主的房价是1000两，镇国将军下至中尉，递减至500两。［40］这还不过是法定权范围内的一般情形。而宗室藩王拉龙旗作虎皮，仗皇权之势，用法外权巧取豪夺，也是屡见不鲜。如伊王世子典瑛，多持官吏短长，甚至公然敢殴打御史，横暴可想而知。其所居宫墙坏了，夺民居以广其宫。掠来女子700余人，留貌美者90余人，勒索其家以金赎，与强盗的绑票行径毫无二致。朱宸濠在谋反前，不仅强夺民间田产子女，还与江西大盗吴十三、凌十一等勾结，“劫财江湖间”，［41］官府根本不敢过问。历史表明，封建特权从来是孳生蠹虫的温床。明王朝既然给了宗藩的子子孙孙以种种巨大的封建特权，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是一天天烂下去，就已算是等而上者，不可能有好的作为。

但是，封建特权又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永保永享的。随着明王朝各种矛盾的加剧，财政危机日趋严重，而明代宗藩子孙的人口膨胀之大之速，又是史所罕见，明王朝对待如此巨大的特殊消费层，实在是供不应求，无能为力。于是，宗藩子孙们的地位，就不能不随封建特权的渐趋削弱朱有燉剧作《黑旋风仗义疏财》

明刊本插图而江河日下。明人于慎行谓：“国家分封诸王，体貌甚重。其后宗人蕃衍，族属益疏，又以禄粮支给，仰哺有司，于是礼体日以衰薄。”［42］明人张瀚也说：“宗室……贫乏者十居五六，甚有室如悬罄，突无烟而衣露胫者。”［43］而明人王士性对河北三府藩室的记述、评论，更具有相当的典型性：

河北三府幅员，不能当一开府，业已分封赵、郑二府矣。近乃又改潞府于卫辉，城池既狭，人烟又稀，土田少沃，与衡阳相去远甚。且通省建藩已至六国，尚有废府诸郡，两河民力疲于禄米之输甚矣，而诸藩供亿尚欠不足。诸藩惟周府最称蕃衍，郡王至四十八位，宗室几五千人，以故贫无禄者，不得不杂为贱役或作为非僻。稍食禄而无力以请名封者，至年六七十，犹称乳名终其身。故诸无禄庶人，八口之讥馑既不免，四民之生理又无望，虽生于皇家，适以囚禁之，反不如小民之得以自活也。［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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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弃物”论（4）

“生于皇家，适以囚禁之”，这寥寥九个大字，给我们描绘出一大批皇室子孙的另一个侧面：在皇权的牢笼中，穷愁潦倒，无可奈何。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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