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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部分（第1页）

胡佛热爱美国，信仰美国理念。他的遗体躺在华盛顿东南国会公墓的一块普通墓碑之下。他的名字被醒目地装饰在联邦调查局总部庄严的新大楼门口上方，这是一种更为适宜的纪念方式。他对这个国家真正的贡献，他才能和奉献的真正纪念碑就是联邦调查局本身，尽管它饱受攻击和非议，但它会生存下来，并且会强大起来，因为国家非常需要它。

尼克松的联邦调查局亲信（1）

在约翰·埃德加·胡佛最后的日子里，逼他出局的压力愈来愈大。在比尔·沙利文的鼓动之下，诽谤者们抓住一切事件和争端，要置局长于不利境地。白宫顾问们私下暗示，尼克松总统对拒绝接受政治命令的联邦调查局不满意。这些污蔑之辞主要出自霍尔德曼、约翰·埃利希曼和约翰·迪安之口。在迪塔·比尔德案和休斯顿计划上，他们对胡佛拒绝成为一名“合作伙伴”而感到恼火。他们暗示胡佛“太老了”，不再能够“掌控”联邦调查局，而且斗志低迷。

总统对胡佛有着矛盾的心态。他本指望可以任意指使局长，但他明白胡佛在国会有着强有力的支持。尼克松准备等待时机，等待胡佛丧失能力或死亡来解决他的问题。但是他还没有开始采取行动，来寻找或准备任命一个接替胡佛的人选。我们局里的人都曾强烈地感到，他会指定局里的某个人。我也许会收到这项任命，这种想法一次次地从我脑际掠过。我是局里的二号人物，我在联邦调查局的工作履历相当不错，而且根据自己的感觉，我也深得普通职员的喜爱和尊重。另一个合情合理的候选人是局长助理约翰·P。莫尔，他负责行政工作。除了与外界保持着富有影响力的交往（这一点是我所缺乏的），莫尔的工作业绩也很突出。

但理查德·尼克松需要的是联邦调查局之外的某个忠于他的人，某个与联邦调查局没有瓜葛且不会首先效忠于联邦调查局的人。他本来要选用原华盛顿市警察局局长杰瑞·威尔逊，但此人在处理197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游行时弄得声名狼藉，当时有数千反战示威者遭到围捕并被投进一所临时设立的监狱。白宫助手们首推原伊利诺斯州库克县治安官约瑟夫·伍兹，但他是尼克松私人秘书罗斯·玛丽·伍兹的兄弟。用他会有点搞裙带关系的味道。

司法部长克兰丁斯特提出一个折中方案。确切地讲，在总统宣布胡佛去世二十六小时十分钟之后，尼克松指定帕特里克·格雷任联邦调查局代理局长，他曾经是二战潜艇指挥官、律师和康涅狄格州小有名气的政治活动家，并担任过助理司法部长职务。两人自1947年相遇以来，格雷一直是尼克松忠实的追随者。他1960年卸去参谋长联席会议助理的最后军职，为尼克松首次总统大选效力，后来又辞去在康涅狄格州的法律实务工作，参加1968年总统大选。就在他被钦点执掌联邦调查局的数周前，尼克松为加强对司法部的控制，已任命格雷为司法部副部长。现在的格雷将在联邦调查局发挥同样的作用。他对如何管理联邦调查局没有自己的想法，但从白宫内部人的立场来看，为结束联邦调查局领导层反应明显不力的状况，格雷是一个理想的候选人。

直到5月3日这一天，格雷一直未被告知他是尼克松所选之人。他那天接到司法部长克兰丁斯特的电话，要他下午两点一刻赶到其办公室，因为“我们要到白宫去”。他从司法部法律顾问拉尔夫·埃里克森那里得到自己升迁的消息，但直到尼克松亲口相告才敢相信。“总统向我谈起了这个职位的重要性，并且提到了它不得不保持非政治性的现实，”格雷说，“总统还告诉我：‘我们的关系不是政治关系，而是一种基于相互尊重基础上的职业关系。’”

白宫发言人在公共场合也采取相同的论调，给人造成的印象是，格雷的任命是超党派和非政治性的，只不过是11月份选举之前的一个临时性措施而已。根据一名白宫助手的说法，在竞选升温之际，总统不想让这种任命“卷入党派政治”。当被问及人选时，总统新闻秘书罗恩·齐格勒说：“我想你会发现帕特里克并不是一个政治人物。”

在其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的第一周，格雷继续使用他在司法部的老办公室，等着海伦·甘迪将胡佛的私人用品和纪念品打包处理。他要我继续留下来主持日常工作。为保持过渡阶段工作的连贯性，我接受了这一要求。

格雷带来的新的领导风格立刻显现出来。他不吸烟也不喝酒，每天都进行剧烈的运动。他总是坚持从地下室车库爬五层楼来到五楼办公室。陪着他爬了两次楼梯之后，我就特别留意从另一个门进去。格雷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人，每天早晨都会去参加七点钟的弥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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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的联邦调查局亲信（2）

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这位代理局长并不隐瞒他要“争取地方支持”的想法。在其短暂的任期结束之前，他视察了除檀香山以外的每个地方分局。他每站都有计划地进行了演说，以取悦地方分局探员。他一次又一次地承诺要放宽胡佛的苛刻标准。就像我分局朋友告诉我的那样，其结果会造成地方分局和总部的分裂。

他紧接着进行的许多改革都是要取悦地方特工。尽管胡佛从来没有成文规定，但他希望特工在当地将自己打扮成青年实业家的模样。胡佛不赞成留长发、小胡子和大鬓角。对于那些需要留着大鬓角和小胡子与###者和激进分子进行交往的特工，他们可以享受破格对待，但胡佛从未对此表态过。

格雷还废止了几款明文规定。胡佛要求记录每名特工的办公时间，也就是用在实际查案的工作时数。取消这条规定让特工的日子好过多了。格雷也放宽了体重标准。特工们的体重现在允许达到保险公司设定的“最高”标准，而有些保险公司的指标与胡佛坚持的“良好”标准相差达十五到二十磅。由于他推崇健身运动，格雷就让地方特工进行体格锻炼，每加班一小时就可在体育馆补偿活动一小时。胡佛限制总部工作人员享受这种特别待遇。格雷最受欢迎的改革是允许驻地特工晚上驾着局里的车辆回家。他的理由是，如果特工们下班后被叫出来，他们应该有车可用，况且这也确实省下了市区保管费。

格雷的外访活动需要进行许多旅行。在我们最初的谈话中，他有次谈到乘用军事空运司令部飞机视察各地方分局的可能性。受胡佛严格预算管理的影响，我反对使用军事空运司令部的飞机，因为其费用不菲。但格雷坚持说，总统不想让联邦调查局的代理局长被绑架到古巴，然后被用上硫贲妥钠来接受讯问。我准备了一份备忘录，着重强调了其费用支出，相信那些天文数字会改变格雷的想法。但他只是绕过我，要求行政管理科进行必要的筹备。格雷开始按周乘坐军事空运司令部飞机，他经常从康涅狄格州新伦敦市的机场开始一周的工作，该机场离他斯托宁顿镇的家最近。他使用军事空运司令部飞机的总支出几乎达二十万美元。

在他主政的一年里，格雷面对各种团体进行了四十一次演说。这些演说因其政治色彩而受到批评。尽管格雷否认有任何此类偏见，但他的演讲稿却是由查尔斯·利希滕斯坦撰写的。这位政治演讲稿撰写人曾为许多当时在联邦权力委员会工作的共和党领导人捉刀代笔。格雷并没有选用局里倾向依法行事的写手乔治·威廉·冈恩。

格雷的特权做法让他疏远了总部。约翰·埃德加·胡佛坚持阅览所有重要备忘录和其他通讯文稿，送到他办公室的材料数量非常多。格雷因经验欠缺而无法处理这么多的材料。此外，他非常明确地向我交代，他希望下放权力。我于是将我手头约百分之十的材料送给他。即便如此他还是嫌多。办公数天之后，他就抱怨手头的事务太多。他对我强调说：“我希望你主持联邦调查局的日常工作，在进一步熟悉工作流程之前，我没法处理太多的文字工作。”我很想告诉他，多花些时间在华盛顿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但我打消了这个念头。

此后，我将送给格雷的材料做了限制，只送去需要他亲自签字的重要决策文件或备忘录，比如说窃听申请书。有些备忘录从此就没有回到我手中，而当实施的最后期限迫近时，我经常不得不由自己做出决定，而未征询其意见。1973年4月格雷离开之后，我发现了我们一直在寻找的许多备忘录。

格雷认为他的工作是勤奋的，从政府的一般标准来看，他的想法也许属实。当他专注某事时，满篇密密麻麻的都是他逐字逐句的批语。周末回到康涅狄格的家中时，他也总是将材料带在身边。这些材料送回之后，上面一字一句地写满了批语，用的总是红墨水。

为了减轻工作量，格雷从司法部带来四名办公室文员，他们后来被联邦调查局职员称作“卧底侦缉队”。这些人为首的是三十岁的戴维·D。金利，就我所知，他具备一个重要条件：与在许多报刊同步刊登的周日副刊《广场》杂志有家族联系。也许这是一种巧合，但《广场》的确刊出过对格雷极尽溢美之辞的文章。金利聪明机灵，我能与其共事。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其第一要务是为格雷谋取利益，即使是以损害联邦调查局为代价。马乔里·尼南同样忠于格雷，但她总是殷勤有礼，容易相处。丹尼尔·M。阿姆斯特朗三世很快就以全美男孩的名号出尽风头。他有过在布鲁克林美国律师事务所工作的经历，这让他相信自己在执法和联邦调查局事务上是位专家，但这是一种错觉。芭芭拉·L。赫维希尽管有很强的优越感，但还是挺讨人喜欢，她是妇女解放运动的一名热情拥护者。

尼克松的联邦调查局亲信（3）

格雷的私人班底，除了尼南外，都和他一样对联邦调查局职员抱以怀疑和不信任的态度。要克服他们的怀疑态度很难，但运用联邦调查局专业技能使他们震惊和迷惑不解却是件令人愉快的事。格雷班子里没有人具备特工身份，他们也没有表露过任何有意获得这种身份的兴趣。格雷被颁发过特工证书，并被授予联邦调查局二级荣誉徽章。一级荣誉徽章为胡佛所有，已不再使用。

比起联邦调查局的专业人员来，这些调入人员能更好地领会新老板的意思。格雷是一个不加节制的批注者，我们发现一旦他做出关于政策方面的批注，再让他改变主意就几乎不可能了。我经常无法解读这些批语。他在一份备忘录上写道：“有人站在通风孔上。”连他的班底成员都无法向我解释清楚。我问他是什么意思时，他笑了：“那是个潜艇术语。当潜水艇紧急下潜时，所有的通风孔都得迅速关闭。说某人站在通风孔上是指某人拖沓误事或妨碍前进。”当他口头训导下属时，他会说正在进行“艇长审理”。当他说“有东西藏在克莱莫地雷里”时，他指得是一个不容易发现的严重问题。

格雷和他的班底5月12日搬进局长办公室，他当天举办了一个记者招待会，说会“打开窗口”，让大家了解联邦调查局的运作。这是他的一个彻底转变。在克兰丁斯特听证会期间，格雷私下抱怨媒体“贪得无厌”，并说“公众没有兴趣”关注记者炒作的诸多新闻文章。但他已经知道与“第四阶级”①　the　Fourth　Estate，在此应该是指向来被称为立法、行政和司法之外“第四权力”的媒体。较量是多么危险，就像一位朋友说过的那样，“直到那时为止，听证会才成了帕特生命中最大的事情。他知道了媒体的重要性，他现在就像拉小提琴般地与它们琴瑟和鸣。”

联邦调查局并没有完全适应格雷放进来的所有阳光。他的首次行政会议更多的是做宣传，而不是处理公务。全国各界媒体代表都被邀请见证这次活动。与新闻界人士一起消磨了约五十分钟后，格雷指示会议按计划进行。与会人员花了三分钟讨论联邦调查局是否应聘用女特工，然后把该问题列入会议议程，格雷当时答应研究更多与此议题相关的资料。

其他官员离开之后，格雷对我说：“我想举行一次所有高层官员参加的集体讨论会。我想如果我们能达成一致意见，在总统和他的班子不用的时候，我可以安排在戴维营举行。”我建议借用匡恩提科的联邦调查局学院。我指出，如果借用戴维营，新闻界也许会因此给这次会议附加某种政治色彩。“我会考虑的。”格雷说道。我很快得知，当他说自己会考虑某事时，这就意味着他已经做出了决定，并且不想再继续讨论了。

“与此同时，”他继续说道，“我想让你安排总部各部门准备一份意见书，简要说明其工作现状、存在的问题和将来的打算。我还需要准备一些特别白皮书，以评定联邦调查局在毒品问题和在设立外部监督组上所发挥的正确作用，并评估成立一个新部门负责规划和评估工作的需要。”

格雷继续说道，言语有些急促：“你是二号首长，还将是我的业务主管，但在一些重要的政策性问题上，我希望你能和我商量。”

“好的，”我说道，“但我想我们，就你和我，应该有一些经常性的非正式会谈。”

“是的，”格雷认可道，“你可以随时找我商量。”

我回到办公室，感觉备受鼓舞，也深信格雷是真诚的，但这种感觉并没有持续多久。在记者和摄影师的簇拥下，格雷走进了局长办公室，而我们其余的人这时却正目瞪口呆地读着报纸。我们盯着报纸头版看，上面刊有格雷的谈话，他声称联邦调查局将取消所有不利于聘用女性特工的限制。报纸援引格雷的话说：“这项措施已得到行政会议的一致通过。”实际上，从来没有进行过投票表决，如果这种问题摆到我们面前，应该会有15票反对，只有格雷和其他某个可能的官员赞成聘用女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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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的联邦调查局亲信（4）

这个问题两年以前就出现了，当时丹佛一位叫桑德拉·罗森伯格·内姆塞尔的年轻女子曾申请要做一名联邦调查局特工。其申请遭拒时，她就起诉司法部、局长和联邦调查局，指控这种做法违反宪法以及平等就业法令。继内姆塞尔讼案之后，辛西娅·吉特·埃德加，即纽约那位有争议的国会女议员贝拉·阿布朱格的助手，又提起了诉讼。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曾对这两宗讼案表示支持。

联邦调查局当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反对让妇女成为特工。联邦调查局是一个准军事组织，几乎每天都有类似于战斗的行动出现。特工们要搜捕逃犯、进行突袭行动和面对其他各种危险情况。为了使逮捕行动不节外生枝，展现力量常常是非常必要的。正因为联邦调查局如此谨慎地坚持了这种策略，许多搜捕行动都将风险降到了最小程度。在那些日子，我们深信让女子参加搜捕行动会增加每个人的危险。

联邦调查局的意见书是由律师办公室主任助理德怀特·道尔贝准备的。所有联邦调查局官员都反对雇用女性特工，但有一个例外——约翰·莫尔。他相信在时代的大背景下，我们不可能为自己的案子辩护成功。“如果我们不能赢，”他说，“就让我体面地让步吧。”

意见书交给了后来由格雷领导的司法部公民司，由它在法庭为联邦调查局进行辩护，但格雷无论如何都不愿支持联邦调查局的立场。他争辩说，该讼案不应予以反驳，联邦调查局应该着手接受女性谋求特工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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