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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1页）

们都知道，中国国庆游行是经过严格组织、严密控制的，而这是一幅不在审查、计划之内的标语，而且在几次游行预演中也没有出现过。正式游行时突然出现这样一幅语词随意、制作简陋的标语，不但令官方组织者有些尴尬，就连以机敏著称的新闻摄影记者也大都猝不及防，错过了良机。据说，当时有400多名摄影记者在场，但到目前为止，已知拍到这个画面的摄影记者只有王东和《中国青年报》的贺延光两人。

今天看来是光彩夺目的这件事，其“始作俑者”当时却是提心吊胆。他们不仅那天晚上没睡好觉，甚至做好了事后“出逃”的准备。没想到的是，他们这“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不但未受追究，而且第二天《人民日报》就刊登了这幅照片，并获得了当年的全国新闻摄影作品展览最佳新闻照片奖和第六届全国好新闻评选特等奖！之后的20年里，这幅作品不断地被采用、得奖，它的拍摄者、原《人民日报》摄影记者王东积攒的关于这幅照片的剪报和信件等资料，就装满了厚厚的一大本。谈起拍摄的过程，王东至今记忆犹新：

我们《人民日报》当时只有一个名额可以在天安门广场内活动，没有上城楼的名额。但是按我们以往的待遇应该有几个名额，于是我又去争取。直到9月30日快下班了，才得到通知，有了一个金水桥的名额。我们的位置在天安门前金水桥中间东侧，在那里专门给我们摄影记者搭了个平台。除了我，上面还有新影、八一厂、中央电视台、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的人。我们的长镜头和三角架都在夜里运到了广场，当时广场已经戒严，所以不必担心丢失，晚上还要有人来对器材进行一番安检。

王东把一支1000毫米的镜头对准了城楼上，可以拍到领导人的特写；随手一台装了标准头的莱卡M3，用来随时拍群众场面。为了保证自己有一个更高的角度，采访经验丰富的王东头天夜里请报社汽车队的师傅们用角铁和木板赶制了一个架子，并在半夜时分送到了金水桥，这样他在记者群里就可以“高人一筹”了。拥挤环境下的新闻摄影就是这样，只要你比别人能够高出一头，你拍摄的主动性和自由度就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王东接着说：

那天有点阴，空气不太透明，能见度较差，但人们的情绪非常高涨。这是中断了多年的国庆阅兵式，全国人民以及许多外国人都等着看这壮观的场面。前面的军队、工业、农业、科教、文艺等各种整齐的方队都过去了，接下来的群众游行队伍顿时就热闹了起来，队形不太整齐，而且说说笑笑地就走过来了，记者们也没太在意。突然人群中出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横幅，上书“小平您好”！这可是预演中没有的啊，看上去也不像是正规的标语——白布上写的黑字，不太规范，言辞缺乏正规标语的严肃性。人们在短时间里一下子蒙了，但很快就反应过来了，于是欢呼雀跃起来。我也没多想，赶快用莱卡拍了两张，只十几秒钟，这个画面就消失了。当时我那装着长镜头的相机上安了快门线，取景范围也选得差不多，所以不看取景器也可以拍，这样可以有更多的机会看游行这边。我感到这是个很特别的镜头，心中不免有些激动，因为这样的口号从来没见过。

晚上回来后我赶快制作了样片，同志们都说好，电视里也看到了，但是要不要发稿却有点含糊，因为新华社和解放军报送来的照片里都没有这个画面，也不知是没拍到，还是不能发！

含糊归含糊，报纸是不等人的。于是一版的人开始挑，没选上；画刊（专版）的人挑，没敢用。我心中不免有点遗憾。最后二版准备整版发群众游行的稿子，要配几张照片，当时的二版主编保育钧（时任科教部主任，后任副总编）一眼就看上了这张照片，“就是它了”！10月2日见报，用了两栏半。第二天，祝贺的电话和信件就开始了。真是慧眼识珠啊。

据王东回忆，保育钧当时看到了电视画面还嘀咕道，不知咱们的记者拍上了没有。看到这幅照片，保育钧大胆拍板，这不但使照片成了传世之作，还在同行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新华社摄影部在其出版的《新闻摄影》（1984年12月20日出版）中总结道：“这次报道中的重要失误，是漏拍了北大学生高举‘小平您好’横幅游行的场面。在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中，这条横幅比起那些巨大的模型和彩车，的确是过于朴素了，然而它在国内外人们心目中的反响，却异常强烈。这一句平常的问候，道出了千百万知识分子的心声，凝聚着他们深厚的感情，表达了群众对领导者最亲切的敬意。电视台的摄影师和人民日报的摄影记者分别通过荧屏和照片突出地表现了这条横幅，新华社却发不出一张这样的画面。漏拍这个镜头，绝非一时疏忽，症结在于新闻敏感不强。……我们应当看到差距，总结教训，以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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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您好》：　定格了一个新时代（2）

20年过去了，在纪念邓小平同志活动的高潮中，当年制作这个横幅的作者们也渐渐地被人们寻找到，给这幅照片的故事又增添了几多情节。

张（当年的北京大学1981级生物系学生、现北京金豪制药公司董事长）：

我们也没做什么，只是赶巧成了历史的亲历者。那个横幅是学校发的扎花束的绿色皱纹纸，没有笔就用一团抹布代替，把字贴在床单上，再用订书钉加固，找了两根拖把杆。开始拟了几个内容：“改革要加速”、“教育要改革”、“小平同志万岁”等等，都觉得不好，最后定的就这四个字。

郭建崴（当事人之一、现任中国古动物博物馆馆长）：

游行时我和曾周两人穿着实验室的白大褂，把拖把卷成的标语藏在大褂里，躲过了严格的安检（很多人带的胶卷都给曝光了），一直带到了天安门前才打开，看到小平同志笑了，我们也很开心。遗憾的是，这个横幅一走过天安门就扔掉了，因为这个举动毕竟是违反规定的，我们事后也是忐忑不安，后来《人民日报》发了，也没人再找我们，心里总算踏实了。

当事人还有不少，但有的已踪迹难觅。当时他们肯定没想到，这样一个违规之举，竟然成了新中国历史上的重重一笔。

在经历了多年的造神运动后，人民终于把领袖放在了人的位置上，拉近了领袖与人民间的距离，这非但没有降低领袖的威信和魅力，反而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社会已经初见自由、平等、开明之端倪。因此，有人说，“小平您好”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其实不管是一句话，还是一种心情，还是一幅照片，它们都没有“开创一个新时代”的力量。确切地说，应该是“小平您好”这句话、这种心情、这一事件，典型地反映了中国新时代的气息，并被新闻记者牢牢地定格在了历史的册页中，定格在了人们的记忆中。

《中国青年报》著名摄影记者贺延光也拍到了这样的画面，他说：

1984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的节日。本来5年一小庆，10年一大庆，好像是个传统，可30周年时，并没有搞大庆。也许1979年正逢“十年内乱”结束不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抛弃了“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但一切仍是百废待兴，人们还没有欢庆的心境。到1984年，时候就不同了。此时，大量的冤假错案已经纠正，党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宗教政策等一系列政策得到了实事求是的落实。全国上下不仅心情舒畅，更重要的是，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繁荣，使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广大群众通过几年的实践，已经确确实实感受到了改革开放的成果。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举行新中国35周年的庆典，人们的欣喜之情可想而知。那天，我并没有采访国庆盛典的证件，作为《中国青年报》的记者，我的任务是随团采访3000名日本青年访华团的新闻，便名正言顺地和这些来宾一同站在了观礼台上，位置就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正门的南侧。记得那是个临时搭起的观礼台，我是站在第二排，也就比路面高一个台阶。我身旁几乎都是日本人，还有为数不多的黄头发的西方人，每个人都显得很兴奋，也许他们从未见识过百万人参与的如此宏大的盛会。所以，不管眼前是通过威武的步兵方队，还是正滚过隆隆的坦克火箭，我周围总是不断地响起一片惊喜的赞叹声。我挤在人群里，举着那台装着20…35镜头的相机，一会儿对着受阅游行的队伍，一会儿又对着观礼的国外宾客，咔嚓咔嚓拍个不停……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好像广场大喇叭里播音员激动地介绍：“大学生的队伍走过来啦！”我忙转头一看，眼前是一群欢天喜地的年轻人。他们相互说着、笑着，有的地方还挤成一团，早就没了队形，全然不像前面的所有方阵那样井然有序，但他们所迸发的青春活力显然已感染到观礼的人群，我的周围也呼应着阵阵欢声。突然，我看到大学生队伍中打起了一个横幅，上面书写着“小平您好”四个大字。我心头猛地一热，也顾不得许多了，赶紧用双手将相机高高举过头顶，一口气冲着那个方向连拍三张—几乎是眨眼的工夫，那横幅和簇拥它的学生们便淹没在滚滚的人流中—虽然那横幅不像其他标语制作得那么规矩，但足以激起无数人心底的共鸣，连外宾们都忙不迭地举起了中国人还没有的傻瓜相机。

兴高采烈的游行仍在继续着……我上中学的时候，就在天安门广场参加过数不清的群众游行，不论是声援古巴，还是抗美援越，也不论是欢呼原子弹爆炸成功，还是欢庆发表“最新指示”，人们口号喊得最多最响的，就是“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而现在，改革开放促就的变化，已让人看得见，摸得着。广大群众由衷地拥护中央的方针路线，由衷地拥戴顺民意、聚民心的中央领导人。即便如此，人们今天在表达自己的心声时，也是这般直呼其名，平抒其意。从“万岁，万万岁”到“小平您好”，领袖人物从天上一下回到了人间，这一深刻变迁证明的是，社会在进步，人民在成熟。眼前的人流依然像欣喜若狂的巨浪。幸运的我，知道自己拍摄到了一个难忘的历史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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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这张照片把“四人帮”拍全了

“四人帮”大家都知道指的是谁，他们在台上的时候，他们的照片充斥在所有的中国媒体上，而在他们受审时，尽管有许多摄影记者在场，但目前知道的，只有一名摄影记者拍到了“四人帮”在一起的“合影”，十分的难得。因为那时审判的是林、江反革命集团共10个主犯，“四人帮”只是其中的十分之四，且不坐在一起。虽然是审判10个主犯，还有好多“次犯”，但人们最关心的还是审“四人帮”。电视当然拍了，但是你不可能随时随地看到，只有照片给了我们这个方便。审判林江集团的照片有很多，但把四个人拍在一起的只有这张。这幅照片因此而获得了许多新闻摄影方面的荣誉，被各种报刊采用了无数次，并成了纪录这一重大事件的传世之作，它的作者就是《人民画报》社的摄影记者孙毅夫。

拍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是个严肃的事，能参加的记者本来就不多，这时候就要考验记者的头脑了。孙毅夫本来就是个优秀的记者，1980年11月20日开始审判“四人帮”的时候，他已经是在《人民画报》干了21年的、47岁的老记者了。

一开始我就想到要拍下四个人在一起的照片，只有这样才能形象地表达这个事件。而这四个人同时出现的机会只有两次：第一次开庭和最后一次判决。其他时间出于安全和机密的原因，把他们分别调查和预审。我没赶上第一次，那一次这四个人排列得很远，中间隔着其他人，只能等最后一次机会了。到了1981年1月25日，历时77天的超级审判就要结束了，我早早就到了公安部礼堂的特别审判庭，事先我已经问清楚了今天这四个人的位置和押进来的顺序，就找了个别人没去的地方，是在主席台的右前方，书记员的背后。这地方正好可以用长镜头对准“四人帮”的位置。我带了两台莱卡相机，分别装上135mm和广角镜头，就等着他们进入画面了。

这简直就是巧的不能再巧了。果然，第一个押进来的是江青，第二个是张春桥，第三个是王洪文，第四个是姚文元，第五个是陈伯达。我就在陈伯达没进来的时候用两台机器一口气拍了12张，四个人都在画面上，姚文元刚刚进来，还没贴近铁栏杆，另外三个人也刚刚站到栏杆前。再晚一分钟陈伯达就进来了，那就不是“四人帮”了。多一个少一个都不行。而其他记者都在近处拍特写，自然难以把四个人都收进来。

1980年9月29日，全国人大决定成立由24名检察官组成的特别检察庭和35名法官组成的特别审判庭，列举林江反革命集团四大罪状：1。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策划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2。迫害、镇压广大干部群众。3。谋害毛泽东主席、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4。策动上海武装叛乱。共48条罪行。

这是一场超级审判。先后有6万多人直接参加了旁听，在当时的环境下，由于涉及国家机密，没有让外国记者参加，但已经是“高度开放”了。国际传媒铺天盖地地报道。历时77天，开庭42次。被审判者包括前“第一夫人”、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副总理张春桥；前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前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前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伯达；前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前空军司令吴法宪；前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前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前南京部队空军政委江腾蛟等10名主犯。这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另外6名主犯林彪、康生、谢富治、叶群、林立果、周宇驰已经死亡，不再追究刑事责任。最后判处江青、张春桥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王洪文无期徒刑，以上三人均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姚文元20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5年。

孙毅夫自始至终都参加了审判过程，亲眼看到了这些人的面目：张春桥穿一件黑上衣，推了平头，胡子有半寸长，一言不发，死猪不怕开水烫；江青在法庭上大喊大叫，目中无人，因为她善于表演，那天故意穿了件领子上带补丁的黑色衣服，苍白的脸上残存着昔日的傲气；王洪文很“配合”，双目无神，机械地眨着眼，全无造反派的威风，问什么说什么；姚文元浑身哆嗦，上衣口袋里还插着一支钢笔，问不问都要说。

顺便交代一下，1983年1月25日，也就是两年的缓刑期满时，最高人民法院宣布改判江青无期徒刑，1991年5月14日，她在公安医院治病时在房间里上吊，终年78岁。张春桥2005年4月21日病亡，终年88岁。王洪文在秦城监狱服刑时病亡，终年58岁，姚文元在1996年刑满出狱，隐居上海。他们左右中国的时代已经彻底翻过了历史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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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在前线》

％％％《彭德怀在前线》：中国军队高级领导人在前线的惟一照片

彭德怀是著名的军事家，解放后在十大元帅中排名第二。彭德怀怎么打仗，很多人没看过，但这张照片和它的拍摄者徐肖冰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

他在前线，站在不太深的战壕里，举着望远镜，身上穿着皮衣—那是从日本人手里缴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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