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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第1页）

毛主席用“畅游长江”来抒发他的豪情斗志，晚年的邓小平则常说：“我能游泳，说明我身体还可以，我能打桥牌，说明我脑子还可以。”是呀！在伟人政治的时代，领袖的身体和大脑，无不关系着民族、国家的命运。所以，他们的健康不仅是自己的话题，还是全国人民，乃至国际社会的重要话题。

与这次在快艇上挥手仅隔一个月，便是毛主席更为著名的一次挥手—在天安门城楼上向百万红卫兵大军的挥手。这一挥的神力可谓史无前例，它令“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最终的结果是，神州大地犹如台风袭过，一片狼藉，惨不忍睹，这是后话。

一些研究“文革”的专著记载：1966年7月25日《人民日报》等主要报刊在头版头条登载了毛泽东横渡长江的报道和照片，当人们看到毛泽东在快艇上挥手检阅正在长江中游泳的人流的巨幅照片时，对73岁高龄的毛泽东的领导艺术产生了一种无法形容的信赖感。确实像报纸上宣传的那样，人民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向群众呼喊“人民万岁”！激励着群众更坚定地“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

受这次毛泽东游长江的激励，很多地方都展开了渡江活动，因为“大风大浪”和“搏斗”与“革命行动”、“英勇气概”这类内容总是很协调，既然崇拜伟大领袖，那当然要以实际行动来证明了。

经理给总理照相

《周总理标准像》是中国照相馆经理姚经才在1956年拍摄的。此后这幅标准像被印刷了无数次，成为几十年来中国百姓家里与毛泽东像并列悬挂的领袖像。20年后周总理逝世，这张标准像再次成为众心所向。拍摄者姚经才也成为几十年来人们关注的对象。一张照片的生命力越强，它所揭示的道理就越深。现在回忆起这些事，姚先生的女儿姚佩心仍然很自豪。

我父亲14岁就在上海中国照相馆开始学徒，他没上过多少学，但他很聪明，悟性挺高。到了1956年中国照相馆从上海迁来时他已经是经理了，那时有很多公私合营的服务业，就是把过去的私营企业改造成公私合营，实际上是以公方说了算，我父亲就是中国照相馆的公方代表。同时迁来北京的还有上海的普蓝德洗衣店、造寸成衣店、四联理发店等。

他上班以后就基本没有节假日了。他虽然是经理，但是一直没停过照相，在店里总是忙忙碌碌的，也很少和家人沟通。据他回忆，给周总理照相是在1956年的12月的一个礼拜天。当时我父亲正在给一个军人照相，突然周总理带着秘书和警卫进来了。所有在座的顾客都没想到，一个堂堂的国家总理会不打招呼地来照相，像一个普通人不事张扬地就这么来了。正在要照相的那个军人站起来向总理敬了个礼说，总理好！两位在旁边的大学生也向总理问好，总理说你们好。我父亲说总理您先来吧。总理说按顺序来，你先给他照吧。等解放军和大学生都照完后，周总理才按顺序让我父亲给照。第一次给这样的大人物照，我父亲也很紧张，动作有点拘谨。周总理见状说你是第一次给我们照相吧，熟悉了就好。你们是专家，一定能照好的。我父亲听了这话，心里放松了一些。在助手的协助下，20分钟左右就拍完了。给总理拍了半身、全身总共16张。拍完后总理问我父亲，从上海迁来是否习惯，以后要更好地为首都人民服务，为国际友人服务。我父亲连忙说好。总理走出去时，大家都站起来鼓掌，总理向大家点头示意。那年我父亲33岁。

总理走了以后，我父亲赶快洗了出来，挑了几张送过去，那边回话说，总理要出访亚非拉国家，请再洗100张。中国照相馆赶快如数洗了送去，我父亲又另外洗了4张12寸的送给了总理，没想到，总理还派人把这4张的钱送了过来，真是公私分明！

那时候周总理只要是私事都是自己付钱，比如看电影就是自己买票，而且为了不打扰别人，往往是在灯暗了后再进去。到北京饭店理发也是自己掏钱，自己用车办私事比如去看老朋友或者亲属用车也要付钱。这些事，许多周总理身边的人们像秘书、警卫、护士等等在回忆总理时都谈到了。

后来听说我父亲又给刘少奇、朱德、贺龙、华国锋等领导人拍过，真是一种荣幸啊。当然，也给我们这些孩子们拍过，我现在想起来也觉得挺自豪的。而像领导人亲自来照相馆排队照相这种事现在想都不敢想。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与世长辞，新华社来中国照相馆急找底片。姚经理和同事们连夜赶制了许多8寸照片，到旁边的王府井新华书店门口分发给寒冷中哭泣等候的人们，联想到20年前给总理拍摄的情景，姚经才的脸上也是泪水涟涟。

中国照相馆是上个世纪30年代在上海成立，在竞争激烈的十里洋场拼搏得颇有声望了。1956年，在政府的安排下从上海北上，坐落在繁华的王府井。迁来时姚经才就是经理，一直到退休。中国照相馆也因为领袖拍过照片而名扬中华，成了商家最好的广告，至今在他们的橱窗里还摆着这几位领导人的照片，在北京王府井的黄金地带无声地诉说着那些故事。有意思的是，姚经才的弟弟姚经文现在还在上海，曾经是上海最老的照相馆之一—王开照相馆的经理，兄弟俩一南一北，还都在最负盛名的照相馆里当经理。如今这兄弟俩还各有一个儿子在这两个照相馆里工作。

这张照片拍的是黑白片，后来大量的印刷品是彩色的，那是上了色。对照相馆来说，上色是小菜。中国的习惯是许多百姓家里和公共场所都挂领袖像。不仅挂中国的，还挂外国的，像那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等。前一段时间，很多汽车里都爱挂周总理或毛主席的小照片，好像是从广东一带开始流行的，有点供神仙的味道，后来据说那是让伟人保佑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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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白求恩大夫》（1）

外面炮声隆隆，子弹乱飞，一个个血肉模糊的伤员被抬进来，在小庙门口的空地上一字排开，等待着抢救。庙里面，手术正在紧张地进行，手术台是个自制的驮子，医生围着白大褂，穿着草鞋，小庙的屋檐，壁画……这就是中国的抗日战场，这就是加拿大共产党员诺尔曼·白求恩在河北涞源县孙家庄的一个小庙里在抢救中国军人的场景。拍下这历史的瞬间的人就是中国著名摄影家吴印咸。毛主席的《纪念白求恩》这篇文章使白求恩成了“大名人”，吴印咸的这张照片则是形象的《纪念白求恩》。想当年，中国人人背诵毛主席的这篇文章，这张珍贵的照片，自然也就成了中国人人都要看的照片。

这张照片摄于1939年10月的一天，外面是晋察冀军区的八路军在和日本鬼子打仗。当时敌人疯狂地“扫荡”，封锁了八路军的物资供应，抗日战争处在艰难阶段。毛泽东是善于打游击战的，而游击战要经常到敌人的心脏地区打，有了伤亡就要远距离地抬回来，而这样常常就失去了抢救的时机。所以白求恩就说：对伤病员来说，时间就是生命。哪里有伤员，我们就到哪里！就这样，白求恩成立了“东征医疗队”，随部队到了前线。由于条件实在艰苦，行军主要靠骡子、毛驴，医疗用品都要用它们来驮。白求恩就根据农民的粪驮子做了个医疗驮子，形状很像个桥，于是白求恩就给它起了个名字叫“芦沟桥”，多有创意啊。

敌人的“冬季扫荡”又开始了。他率医疗队来到了离战场只有几里地的小庙里，小庙的佛像早没了，里面空空荡荡，白求恩马上搭起了“芦沟桥”，拿出了八路军仅有的一些医疗器具，开始了抢救。

在这之前，白求恩就是知名大夫了，延安电影团来到晋察冀拍摄影片《延安与八路军》时，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指示延安电影团要拍摄他的事迹。所以导演袁牧之和摄影师吴印咸早就和白求恩吃住在一起了。就这样过了一个多月，他的活动，他办的学校、医院、培训班等等，全都拍了。打仗的这天，外面枪炮声不断，震得房顶直掉土。从繁华的大上海来的吴印咸哪里见过这种场面，连枪声都没听过，心中不免哆嗦，但是看到白求恩在那里镇定自若地挥刀，吴印咸的心也就静了下来。他一面拍电影，一面又拍照片，接连拍了几张照片，只有这张最好。电影胶片最后做成了一部纪录片。由于他学过绘画，所以拍起电影或照片来，仍然是得心应手。1964年，在张骏祥导演的电影《白求恩大夫》中，吴印咸以65岁高龄担任了总摄影，算是了了一桩心愿。

吴印咸先生1994年逝世，留下了未完成的书稿和大量的珍贵照片。他女儿吴筑清回忆道：

我父亲特别喜欢这张照片，把它和《毛主席在延安窑洞讲话》的照片一块挂在家里，他那么多照片，只有这两张照片被长期挂在墙上。他那个时候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特别有感情，去延安时带的照相机都是自己的。那时候在延安没几个专职照相的，只有记者斯诺，医生马海德、柯棣华等人有照相机，好像中国人只有童小鹏、叶剑英等个别人有。白求恩也有，他也喜欢照相。这张照片是用依康弗来克斯120机器拍的。自从我父亲和徐肖冰他们去了延安电影团之后，才有了职业的摄影者，为中国领导人的早期创业留下了图像资料。这大概也是中国领导人的远见吧。

据我父亲讲，他们和白求恩一块住了将近两个月，白求恩喜欢用中国的土烟斗，穿着中国的土布衣服，性格开朗，他们还互相讨论照相技术，成了好朋友。1939年10月，日寇发动了“冬季大扫荡”，在黄土岭指挥日寇的是阿部规秀，他是一个杀人狂，号称“名将之花”。战斗十分残酷，伤员排在外面，白求恩有条不紊地做着手术，一直进行到第二天，连续做了30多个小时。日军已经向附近包围过来了，大家一再劝白求恩撤退，庙里不断掉土，影响到手术的进行，他就命令把“手术台”搬到外面去做。他让轻伤员转移，重伤员就地做手术，直到所有的伤员都做完了为止，所有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感动。

据吴老的回忆，这次战役中，阿部中将被我八路军打死了。这是日军在中国被打死的最高指挥官。

照片中的另外3个人里有一位叫林金亮，当时是白求恩的助手，同时还担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部长，白求恩是顾问。在长时间的合作中，他与白求恩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后来吴印咸还见过林金亮，给他拍了照片，共叙历史。

就在这个月的一天，白求恩因做手术时割破手指，后来又受到感染，病情恶化，11月10日，白求恩又一次昏迷过去，次日毛泽东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抢救白求恩。林金亮又一次去抢救他，推开门一看，白求恩正在写遗嘱，林说，白大夫，咱们去花盆医院吧，那里的条件好点。白说不必了，我知道我得的是脓毒败血症，能够做到的都做了。请转告毛主席，感谢他和中国共产党给我的帮助，遗憾的是我不能看到新中国的诞生了，你要马上组织一支医疗队，收容黄土岭的伤员……1939年11月12日清晨，白求恩停止了呼吸。这时距吴印咸拍摄这幅照片不到一个月。

1940年，晋察冀边区军民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白求恩去世的地方是河北唐县，后来这里树立起了汉白玉的石碑。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白求恩大夫》（2）

从现有的照片中我们了解到，拍摄白求恩的记者还有沙飞、罗光达等人。但吴印咸的这张最著名，传播最广泛。这张照片最早发表在《晋察冀画报》上。刊登后影响很大，电影胶片留在了新影，底片在《解放军画报》社，后来还印成了邮票，入选了学生课本。这张照片和电影与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文章一道，为白求恩留下了在那个年代看来是极为难得，而今天看来也是极为珍贵的资料。《纪念白求恩》这篇文章在“文革”时达到了普及的最高峰，几乎识字的人都会背诵它，文中那句名言“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至今不失光彩。

黑的画家（1）

黑的画家，白了一头青丝，掉了满口白牙

文化界、美术界的人们都知道石鲁的大名，因为他是著名画家，更因为他特立独行、桀骜不驯，也因为他在”文革”中被整得死去活来。因为摄影界只能勉强归类于文化界，所以大多数摄影人知道石鲁的大名，是因为这张摄影名作《画家石鲁》。

这张传神之作拍摄于1977年4月。那时“四人帮”刚倒台，但大量的冤假错案还没有平反，被整死的艺术家尸魂无处，没被整死的刚刚从牛棚里东倒西歪地走出来。石鲁在”文革”中被整得奄奄一息，得了严重的肺结核病，1977年到通县北京结核病院来治疗，5年后他还是死于肺结核，时年仅63岁。

石鲁，中国现代著名国画家，1919年生于四川仁寿县，1982年卒于西安市。他是“长安画派”的创始人，作品具有浓郁的黄土高原气息，内容多以人民生活和重大题材为主，在美术界影响巨大。曾任陕西美术家协会主席、陕西书法家协会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早年曾在延安大学任教，还写有电影《暴风中的雄鹰》，拍摄后受到好评。他精于诗、书、画、印，出版有《埃及写生集》、《石鲁作品选集》、《国画选》，1979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个人书画展。他的作品以“野、乱、怪、黑”著称。

李江树介绍说，年轻时的石鲁特潇洒。犀利的眼睛，狂放的性格，既为他带来了艺术的人生，也为他带来了不少麻烦。谈到拍摄这幅作品时，李江树印象深刻。

1973年我就认识石鲁先生。1977年4月的一天，我随一位老同志到北京通县的结核病医院看望石鲁。那时石鲁才58岁，却十分虚弱，只有那不屈的头发还支棱着，但满口的牙几乎没了，但眼光依然那样犀利。老朋友相见，满腔的苦水和十年的悲愤岂能三言两语能说完？他们在诉说，我就在旁边找机会。那是下午4点多，屋里较暗，我用的是海鸥4A120相机，当时的《大众摄影》编辑部主任潘德润给了我两个120的伊尔福400度黑白片，用F4的光圈，130秒的速度曝光。我在墙角站了足足有40分钟，有适当的神态和手势我就拍，一直把两卷都拍完。

我有些预感，这幅照片一定是重要的时刻。回来我就自己冲放，效果很好。几天后我拿去给石鲁先生看，老人当时就很高兴，非常欣赏，拿过来就在照片的背后写下了两句：“天怒像疯狂，其实老头儿没牙了”！这幅照片我现在还存着，后来他还给我画了一张画儿，题名是：红竹万杆风。画面上几棵红色的竹笋在向上蹿，一副生机勃勃的样子。

1979年，“四月影会”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第三次影展，我的这幅作品拿去展览，有人还为此配了一首诗：“总算活过来了，‘黑’的画家，白了一头青丝，掉了一口白牙。”反应极好。至今我也不知是谁给配的。1980年2月，《大众摄影》拿去发表，他们还专门找了石鲁的老朋友、画家华君武给写了一篇文章，文中说这是对“四人帮”残酷迫害石鲁的形象记录，李江树为石鲁拍的肖像是一张好作品。

我拍的时候，他完全没有注意，他太专注了，屋里挺冷，他还穿着大衣，身体很差。我那时只是个业余的，还在北京无线电二厂工作。海鸥的镜头很好，加上伊尔福的胶卷，绝对是“把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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