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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第1页）

主义援助中，除了一项，其他全部都与气候变化有关。。　最好的txt下载网

气候变化的四大后果（3）

近年来，关于气候变化与国家安全问题的研究表明，气候变化正在成为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2003年10月，美国国防部向布什政府提供了一份秘密报告——《气候突变的情景及其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意义》引起全球关注。2007年4月，美国海军分析中心军事咨询委员会发表《国家安全与气候变化威胁》，从军事角度评估了气候变化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2007年11月，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和美国新安全研究中心推出的报告《后果降临的年代：全球气候变化对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的含义》设想了不同情境下气候变化对国际和美国安全的影响，并总结了美国面临的十大安全威胁：软实力问题将更突出，南北之间的紧张关系将加剧；国内和跨境移民增加，后果严重；公共卫生问题更加严重；资源冲突和脆弱性将增加；核活动和核风险将增加；全球治理面临更严峻挑战；国内政治动荡和国家失败现象将出现；军事将以一种无法预测的方式发生变化；中国的作用至关重要；美国必须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2007年11月，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在《气候变化与国家安全：一份行动纲领》的报告中向美国政府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并指出气候变化对美国的基本生存不构成威胁，但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了直接威胁。2008年6月，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代表美国16个国家级情报机构对世界未来的气候变化可能对美国安全之影响做出国家情报评估，并向政府提出了《2030年前全球气候变化对国家安全的影响》的保密报告。目前该报告部分结论已经公开。这份报告认为，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中东、中亚以及东南亚受气候变化影响将最为严重。气候变化所产生的溢出效应，尤其是气候变化造成人口迁移以及水资源纷争，则可能带来有害的全球影响。与《后果降临的年代：全球气候变化对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的含义》报告不同，这份报告并不认为气候变化必将导致“国家失败”，国家间也不一定会为了争夺稀缺的水资源发生大规模战争。2008年秋季，美国《安全研究》杂志发表德克萨斯大学学者Joshua　W。　Busby的的论文《谁关注气候？气候变化与美国国家安全》。该论文是美国学术界对气候变化对国家安全的影响进行理论化研究的尝试。Busby把美国海外利益的威胁分为四类：战略威胁、道义挑战、需要监视的威胁和微弱的威胁，并从美国海外财产、暴力冲突、失败国家和人道主义灾难四个角度分析了气候变化如何影响美国海外的安全利益。　2008年1月，英国牛津大学研究集团发布Chris　Abbott的报告《一个不确定的未来：法律的执行、国家安全与气候变化》。该报告指出，未来10年，气候变化将对英国国内外的安全产生新的威胁。由于温度不断升高导致海平面上升和气象模式变化，全球将因水源及粮食短缺而陷入战争。国际社会还将面临数亿计的“环境难民”压力，这些难民因自己的家园遭受灾难，他们不得不逃离。对于英国来说，警卫部门的压力也将加重，他们不得不实施更严格的边境控制，处置民众为抗议污染公司而发生的暴力冲突以及社区间紧张局势。报告也指出，政府缓解气候变暖措施还将可能受到抵制，这将是制定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新法律的一个重要障碍。Chris　Abbott还警告说：企图利用现有策略治理新的问题，最终必将走向失败。政府领导层必须发展新的合作方式，用于预防及管理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对人类发展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必须立即采取措施有效应对。IPCC报告指出，气候变化，尤其是温室气体排放引起的全球气候变暖对世界各国社会、经济等各领域都有重大影响，因此有必要立即采取措施，使未来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控制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上，避免对人类生存环境、社会、经济等各领域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但要实现这一点，经济上必定要付出一定代价。目前，全球温室气体浓度水平为379ppm（百万分之一）二氧化碳当量。假设能够实现在2030年将温室气体浓度峰值控制在445～710ppm，全球GDP最高可能损失3％。如果尽快采取有效的减缓措施，那么对GDP的影响不大。如果现有的减缓气候变化政策和措施不加以改进，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在未来几十年内仍将继续增加。

气候变化中的南北冲突

人类如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是近十年来备受各国政府关注的话题。因为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个话题本身又充满争议。

大家都在担心了，威尼斯可能要被海水淹没了，而太平洋上的一些小岛已经消失了。未来100年全球地表温度将继续增暖摄氏度至摄氏度的预测，是由各国23个气候系统模式58次数值试验得出来的结果。但是，这些数学模式是否能够准确反映自然变化和人类活动？自然科学界仍有很多怀疑。一些研究机构就坚持认为，全球气候的变化不过是地球自身冷暖周期转换的结果，与人类自身活动无关。

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由于二氧化碳在大气中的生命周期长达50至200年，即使人类从现在开始停止排放，全球气候也会由于温室气体的长期存在而发生变化。在未来的一个世纪中，全球地表气温持续升高之势已不可避免。因此，减缓和适应这一趋势乃是人类社会的当务之急，这要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更具有现实意义。但是，气候变化的适应性问题在国际气候谈判中至今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次缔约方会议之前，它有时只是作为资金和技术议题谈判的一部分。当然，气候变化的影响和适应性是两个问题，强调适应性并不意味着就要放弃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努力，而是说要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同时，针对气候变化在不同区域、行业的不同影响采取有步骤、有计划的应对措施。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于1990年、1995年和2001年相继完成的三份全球气候评估报告，已成为国际社会认识和了解气候变化问题的主要科学依据。今年，IPCC公布了第四份报告。它汇集了当今世界最优秀的科学家关于气候变化的最新认识，明确了以下几个事实：

第一，气候变暖已经是毫无争议的现实。专家们预测说，从现在起到2100年，全球平均气温升高幅度可能是摄氏度至4摄氏度，海平面升高幅度是18厘米至59厘米，而造成这一趋势的原因有90％可能是人类活动。

第二，气候变暖将使部分人面临死亡威胁，由于技术和财力方面的应对能力有限，那些最贫穷的国家受到的影响将最为严重。在非洲，酷热将使登革热、霍乱、疟疾等疾病蔓延。

第三，欲将未来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控制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上，避免对人类生存环境、社会、经济等各领域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经济上必定要付出一定代价。目前，全球温室气体浓度水平为379ppm（百万分之一）二氧化碳当量。假设能够实现在2030年将温室气体浓度峰值控制在445ppm至710ppm之间，全球GDP最高可能损失3％，如果尽快采取有效的减缓措施，那么对GDP的影响不大。如果现有的减缓气候变化政策和措施不加以改进，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在未来几十年内仍将继续增加。

但是，由于各国在温室气体排放等问题上的分歧很大，目前来看，《京都议定书》规定的目标难以实现。1997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国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京都议定书》规定，到201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应比1990年的排放量相应减少；并规定了15个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温室气体限排任务及时间表。但此后的历次会议都没有达成任何协议。根据《京都议定书》规定的2008至2012年减排义务，只有欧盟大体与1990年持平，经济转轨国家由于经济下滑减排了，而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大大超过了《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义务。

国际气候谈判与合作一再受挫，使得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演变成一场不同国家之间的政治博弈，国际合作陷入了“囚徒困境”。

发展中国家认为，气候变化是由发达国家在其工业化进程中排放大量温室气体造成的，由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失应由发达国家支付。发达国家则认为，就目前的技术而言，很难评估由于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很难评估适应气候变化的成本和效益，对适应措施降低气候变化影响方面的作用了解甚少。

发展中国家之间也有矛盾。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国联盟强调应帮助他们实施具体的适应措施；石油输出国强调由于发达国家采取减排措施对其造成经济影响，强调支持石油输出国的经济多样化；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则强调技术转让、能力建设对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要性。

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使得问题更趋复杂。欧盟之所以能够实现减排义务，主要基于四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全球气候变暖对欧洲影响很大。如果北大西洋暖流减弱或消失，整个欧洲都将受到很大影响，欧洲主要国家在减排问题上有很高的积极性和紧迫感。其次，欧洲主要国家能源消费已经从煤炭、石油转向天然气，能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再次，欧盟东扩后，新加入的东欧国家由于经济下滑为整个欧盟减排扩大了空间。最后，欧盟希望借助气候变化问题提高自身软实力，扩大政治影响力，抢占道义和国际规则制定的制高点。由于美国地处中纬度地区，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较小，加上国内利益集团的阻挠，布什政府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相比之下，美国的一些州政府在参与减排方面走在了联邦政府的前面。目前美国已经有5个州设立了二氧化碳减排目标，加州政府更是制定了减排25％的目标。

由于发展中国家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没有就减排承担规定的义务，这引起了一些发达国家的不满。美国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的一个重要借口是中国和印度这样的排放大国要承诺更多减排份额，欧盟也一直在强调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的减排义务。减排也因此成为美中关系、欧中关系的重要议题。

新的全球问题急切需要新的全球治理框架来应对，这个新的全球治理框架在哪里呢？

相互依存，实现气候安全

由于各国在承担成本和分享收益上的不均等，气候谈判陷入了“囚徒困境”的僵局，特别是主要排放大国之间并未就减排相关问题达成一致。

在2008年7月份八国集团峰会召开之前，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先生主持的《打破气候变化僵局：低碳未来的全球协议》（Breaking　the　Climate　Deadlock：　A　Global　Deal　for　Our　Low…Carbon　Future，以下简称布莱尔报告）报告已经于近期发布，这份报告将“呈送北海道八国集团首脑会议”。此次八国峰会还将邀请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和南非五国参加，形成G8＋5的形式，就影响世界的重大议题进行讨论，气候议题无疑是最重要的议题之一。

作为卸任首相，政治家布莱尔深知简单的劝说并不能解决政治分歧和利益争端，提出有说服力的证据说服各国政治领导人达成共识实现合作才是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根本。

首先，布莱尔报告明确的指出，全世界都希望最大和最发达的国家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领导力。根据笔者统计，G8＋5的13个大国的排放1980－2005年占世界排放总量的68－71％之间。最近几年，这一数字已经上升至75％。很显然，没有主要排放大国的合作，气候变化的僵局就无法打破。而现有的全球治理框架没有给解决气候问题提供出路。布莱尔报告对目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制度能力表示担忧，即“虽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提供了很好的制度基础，但它们本身却不能完全满足有效地管理应对气候变化所需的响应和行动。”

其次，布莱尔报告告诉政治领导人，因应对气候变化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对各国国民经济影响不大，而等待的时间越长，减排的成本就越高。布莱尔报告引用以往的许多研究指出，到2050年全球减排的平均成本只是降低了的年GDP增长率。这一增长率的减少非常小，要比利率调整、通货膨胀、商业周期波动对经济的影响更小，可以忽略不计。重申这一结论的目的在于让政治领导人不必担心减排会给本国国民经济带来灾难性打击。而这也是解决问题的基础。但是，如果将减排的开始年度从2010年推迟至2020年，全球每年所需的减排量将增加一倍。所以，全世界必须马上行动起来。

再次，布莱尔报告认识到，当前的政治困境不是“是否要”而是“如何实现”。因为原来对应对气候变化态度的国家也已经了解到气候变化是“我们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你们的”的问题。因为在全球气候变化之下，我们每个人都是受害者。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需要承担各自的责任，而毫无疑问，发达国家应该承担最主要的责任。布莱尔报告指出，在今天的美国，人们一致认为发达国家应担负起近期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责任。在首相福田康夫的领导下，日本的看法已经发生了转变。在欧洲，人们已经就行动需要达成了真正而且深刻的一致性意见。而他也希望发展中国家也加入到承诺减排义务的行列中来。为了避免极端气候风险，所有国家都应调整其国民经济结构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仅仅有发达国家的承诺是不够的。

最后，布莱尔报告提供了许多可资参考的解决方案。布莱尔报告对八国集团的领导力寄予厚望，在他的方案中，第一条就是在八国集团峰会领导下制定全球减排的长期和中期目标。布莱尔报告同样对发展中国家寄予厚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需要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内提高碳生产力。布莱尔报告还提出了实现行动的体制和机制，并对全球碳交易市场的作用充满信心。一个良好的全球碳交易市场将可以把减排成本降低50％。而根据历史经验，对于成本的预测往往比实际成本要高。因为我们现在很难对碳价格或者技术革新速度等激励措施的反应进行预测。

在当今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只有实现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才能保障全球气候安全。低碳经济不仅将成为世界经济未来发展的趋势，低碳经济规则也将成为继联合国宪章、国际贸易规则、国际货币规则之后规制未来世界格局的最重要的国际规则。

对于中国来说，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将是中国第一次以主动和积极的身份参与涉及世界发展新格局的国际规则的制定。顺应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发展，并在国际规则制定中掌握战略主导权，将不仅是国家经济发展转型的契机，也是重新确立国家地位，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契机。

减排责任的空头支票（1）

在本年度的八国集团峰会上，八国集团领导人就减排目标联合发表了一份声明。该声明指出，八国寻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其他缔约国共同实现到2050年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至少一半的长期目标，并在公约相关谈判中与这些国家讨论并通过这一目标。八国集团关于减排目标的声明没有提及减排所参照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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