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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1页）

陌生人。

我甚至盯上了我的母亲。母亲是黄岩人，外公外婆早死，家里兄弟姐妹一大班，但我都没有见过，也从来没有去过黄岩。街上的人都说，母亲是地主。母亲也常说，她小时，家里很有钱，外公开染料店、棺材店，生意做得蛮大，家里埋着一只只大酒缸，她每次上学，都嚷嚷着非先喝了酒不去；她还很体面，乡里抬，她总是当“娘娘”，坐在上让人抬着走。她这话就对上号了——母亲确实像个地主。自然，地主是向着台湾的，是向着美蒋反动派的。就是说，母亲这个人非常不可靠，我要提防她，我要盯住她。但母亲整天忙着做生意，卖针头线脑，顾客大部分是妇女，她们说话喽里喽嗦，我监视母亲很累，有时盯着盯着就糊里糊涂地睡着了。母亲有时见店外没人，便进屋躲在柜台后面吸几口烟。这个举动明显带有特务的特点。我常常躲在楼梯角监视她。她点香烟，舍不得用火柴，用的是火媒纸。一次，她吹燃了火媒纸，点了烟，刚吸上一口，店外便有人高声喊买东西了。她慌忙掐灭烟，并将火媒纸塞在一个木盒子底下。木盒子底下还有一刀草纸，它碰上火媒纸，很快就冒烟，并烧起来了。我看得真切，便从楼上跳下来，用手乱拍乱打，扑灭了火。这件事，算是我监视母亲最大的收获。事后想想，幸亏那时敌情观念强，眼睛亮，否则，那天起火，我家连同一街两行邻居的家（都是木头房子），早就化为一片灰烬了。后来，到了“*”，事情闹大了，闹真的了，造反派把母亲列入“黑五类”（多年后才弄明白，这是冤案，外公家早在抗战期间就破产，那时舅舅们纷纷外出谋生，两位姨母给人家当了童养媳，而母亲在土改时，还分到过房产呢），抄我的家，还去黄岩搞调查，整得我们夜里都不敢关门睡觉，甚至，我的小木枪也被造反派给没收了。那个时候，是我心灵最黑暗的一个时期。的确，我连暗中监视母亲的权利也让自己阵营的人给剥夺了。　。。

金门的眼睛（2）

有意思的是，二十多年后，我却被敌人营垒里的人看成了共产党的特务。*年，在黄岩我母亲的老家，忽然从台湾来了一位老头、一位老太婆和一位小伙子，母亲告诉我，他们是我的舅舅、舅母和表哥。母亲说，舅舅共有五位，三位在大陆，两位在解放边去了台湾，现在来的这位，是老五，我们买点东西去看看吧。于是我们去了黄岩。当时，我在县委办公室坐班，又是第一次正式去黄岩走亲戚，黄岩的亲戚们把我和母亲也看作稀客。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台湾来的那位小伙子，一口咬死，说我是共产党特务，并以攻为守，表示愿意把在大陆拍的所有照片胶卷，拿出来交给我一一审查。天啊，把前后二十多年的事情联起来想，荒唐啊！当初，我原本一心一意想抓美蒋特务，想不到后来自己成了一名家庭特务，而当我甘愿当家庭特务时，自己阵营的人却剥夺了我的资格，本来，这件事情过去了也就拉倒了，但现在偏偏从敌人营垒里跳出一个人来，不买账，硬是要送我一顶“共产党特务”的帽子，这是什么逻辑啊！

二

在蒋介石和国民党叫嚣*的日子里，我们乡下人，脑子很简单，就是坚决听共产党的话，跟共产党走，准备打仗。我们就是不怕台湾，不怕美蒋反动派。民兵们天天练武、巡逻，还在街头和村口的墙面上，用斗大的黑字，写出大家的坚强决心：“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解放台湾，第一个就得拿金门开刀。我住在芙蓉街，芙蓉街坐落海边，它离金门有多远，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金门的国民党兵最笨，死到临头还不向我们举手投降。解放军炮打金门，轰轰轰，轰轰轰，地上全是烟火，国民党军队被炸得人仰马翻，喊爹叫娘，这就是我的想象。

我们差不多天天下海。一天，邻居李某起得早，在海上捞到一大堆东西。东西花里花气，里头有*，李某慌了，立即交给了公社。原来是台湾空投的宣传品。宣传品有些什么东西，它们宣传些什么内容，公社里人不说，也不准外面的人乱猜，搞保密。后来，倒是公社里一位干部的老婆憋不住，暗地里说给熟人听，让我给偷听到了。原来，宣传品都是传单、照片，还夹着罐头等好吃的东西，而照片上印着坦克部队，国民党兵坐在坦克上，人头看得清清楚楚，照片上还印着字，很大，说我们大陆国庆日是“十一”，这“十”和“一”两个字相加，就是“土”字，而“土”就是“土匪”，国庆节就是“土匪节”。照片上的话太反动了，我感到很害怕。我不敢学给家里人听，只是偷偷告诉了张某（实姓什么，我忘了）。张某是我的小玩伴，我们常常一起下海。他出身富农家庭，低人一头，身边玩伴也不多。我反复叮咛他道：“这事一定要保密，你千万别学给别人听。”

时间过了大概一年，“*”开始，街上的“黑五类”纷纷被揪斗。一天，在张某所在的院子侧门外，我看见，张某的父亲和他的叔叔也同时被揪斗。

张某的父亲和叔叔都是高个子，很瘦，头埋得很低。他俩腿站不稳，老是发抖。奇怪的是，他们没有挂纸牌、戴尖顶纸帽。批斗他们的人都是邻居和熟人，才三十多位，大家没有喊口号，没有乱走动，现场蛮有秩序。但是，大家发言，口气硬得像扔石头，掷地有声，听起来特别响亮、可怕。批斗的内容很简单，就是咬定这么一件事：他们兄弟俩恶毒攻击共产党，说共产党是土匪，说“十一”国庆节是土匪节，而且他们还造谣，说国民党坦克部队很厉害，解放军解放台湾时可能会吃亏。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金门的眼睛（3）

大家让他们兄弟俩认罪，但他们却坚决予以否认，并连声叫皇天。

批斗会是如何收场的，我已忘记，但那天我受惊非浅，以至后来好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敢与张某来往。显然，张某这个人不可靠，他嘴巴不牢，当初他一定把我告诉他的秘密学给他的父亲和叔叔听了。还好，我守口如瓶，没有将那个秘密透露给母亲，否则，风声一走露，我家可要倒霉了！

这里，有件事还得回过头来提一下：

自从邻居李某在海上捞到那堆东西之后，我也一心想当李某，希望立功，因而下海总比平常起得早，而眼睛总是在海面上扫来瞄去。但很遗憾，我始终没有发现那些宝贝东西，倒是从此患上了多疑症。

三

我出生在芙蓉街，房子是租用的。房主人的父亲张某当过国民党的兵，右腿受过伤，他解放前去了澳门，六十年代初，他作为华侨回转了家乡。不久，张某被指控为国民党特务而遭到公安机关的逮捕，并被判处无期徒刑。张某坐牢的事，我不知道，但他从牢里出来，街上的人议论多了，我才了解了事情的眉目。张某回到家，张某的老伴早已嫁人，而且嫁的是一位邻居，叫林某。尴尬的是，林某已完全融入他的家，张某的儿子、儿媳妇及孙儿、孙女，都视林某为自家人。的确，谁也没有想到张某会活着回家。因为在那个特殊的敌我斗争年代里，街上的人无不这样想，你一个国民党特务分子，被共产党判了无期徒刑，这就等于被枪毙，你是绝对有去无回的。所以，现在张某突然回到家，全家人都惊呆了，而原本稳定的家庭秩序也再一次被打乱了。林某夫妇只得搬了出去，而张某却没有再娶，一直坚持单身过日子。张某腿伤很重，整天坐在椅子上，很少出门，也很少说话，尤其对过去发生的事讳莫如深。张某心里的痛，虽然没有写在脸上，但街上的人都能感觉得到。

对张某的遭遇，母亲有时会轻轻地感叹一句：“人的命啊，真是算不定。”母亲的话，话中有话，耐人寻味。

四

我在乐清市（县）委办公室呆了二十年，已习惯了没完没了地填写各种官样表格，但其中涉及反映亲戚面目的，我一概不填舅舅们的情况。道理非常简单：你在表格上写明自己有两位舅舅在台湾，那么，单位不赶你走已算是大恩大德的了，但如果今后你还想在政治上有所进步，比如想提个什么常委、副市长之类的，那就简直是痴人说梦了！当然，我对当官并不感兴趣，我之所以不填舅舅们的情况，这主要是恨他们，讨厌他们。正是因为他们身在台湾，过去，我家才蒙受了许多耻辱，特别是我，不光因此被剥夺了上高中的权利，甚至凭高分考上大学了，最后也被拒之于学校大门之外。

一九九四年，也就是我五舅回黄岩探亲的第五年，四舅偕同家人也从台湾回到了老家黄岩。

母亲没有理由不急急地从芙蓉赶了过去。他们姐弟俩也同样四十多年没有见面了。

我没有去。我不想去。五年前五舅的儿子硬说我是共产党的特务，这件事我记忆犹新。我恨他们，更鄙视他们。

我去雁荡山参加了笔会。的确，这是我不去黄岩最好的借口，也是最有力的托词。

然而，在雁荡山，我怎么也无法静下心来写东西。接连几天，从黄岩那儿不断打来电话，甚至还发来一份电报，内容完全一样：请我务必看在四舅、四舅母的面上，赶紧前往黄岩，大家都是亲戚，都是自家人，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事情都可以商量。母亲还在电话中解释说：四舅已知道五年前发生的事，他说，这是一场误会，他已批评了五舅的儿子。我的异父同母兄长（过继给黄岩的姨母当儿子）也打来电话，他几乎用恳求的语气对我说，你快来吧，否则，四舅他们会伤心的。但我就是不买账，坚持推说公务在身去不了。为讨回尊严，同时给共产党大陆争个面子，我说：“黄岩我是无论如何也不去了，要不，请四舅他们到乐清我家来做客，我们保证热情接待。”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金门的眼睛（4）

的确，我住在城里，居住坏境比较好，加上刚搬进新房，家里的摆设及用具全是新的，论条件，明显比黄岩的亲戚要好，而且，即便跟台湾的亲戚们相比，想必也差不多。

但四舅他们终究没有来，一周过后，他们在母亲的陪同下，租车匆匆游了一圈雁荡山便回转黄岩，翌日又急急踏上了返回台湾的路程。

几年过后，我在上海二舅家又了解到一个情况。原来，除了四舅、五舅，在台湾还有一位大舅，他是外公第一个老婆生的，已早死，可他的儿子陈某还健在，现已九十余岁。二舅还告诉我，这位高龄表兄是蒋纬国的朋友，是台湾黄岩同乡会的会长，颇有威信，去年他曾率领同乡会一干人回大陆探亲，并顺便访问过乐清。二舅问我，这事你知道吗？

我摇摇头，很吃惊。我对这些情况一无所知。母亲恐怕也不知道。说真的，台湾对我们来说，情况太复杂了。而且，我在乐清市委办公室是兼管接待工作的，而我这位高龄表兄率队在我的眼皮底下访问乐清，我竟毫无知晓，这太意外了。

不过，我细细琢磨这件事，心里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的确，我这位高龄表兄既然率队前来乐清访问，那么他抵达乐清后，为什么不寻找我？为什么不通过黄岩的亲戚而跟我取得联系？因为我是他的表弟，而且就在乐清市政府大院里供职啊！当然，这里头可能存在两种情况：一是他对我的情况确实一无所知；二是他明知道我的情况，却故意回避。

但我坚信，他不可能不知道我的情况，他就是在故意回避。至于他为何这样做，我知道，他心里有愧、有痛，台湾的四舅、五舅，心里也有愧、有痛。

五

我写过一篇散文，题目叫《真诚的过错》，讲的就是“我被台湾表兄说成是共产党特务”的故事。我原以为，扯到与台湾、金门沾边的事，这个故事够好玩、够专利的了，但没有想到，文友们告诉我，这些故事同样发生在他们的身边。

典型的故事有两个。

一个故事的主角叫崔宝珏，蒲岐人。崔宝珏擅长写寓言，偶尔也写诗歌和小说。他写过一部长篇小说，主人公是位罪犯，其坐牢真可谓坐出了委屈，坐出了牢骚，也坐出了满腔激愤。这个罪犯，其原型就是崔宝珏本人。原来，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崔宝珏所在的渔村，严重缺粮，不少人饿死，于是有人策划坐船逃往台湾，为首的亲自上门动员崔宝珏入伙，可崔宝珏没答应。后来东窗事发，公安部门找崔宝珏作证，崔宝珏却死活不肯说出那些人的名字。但没有想到，人家却主动坦白了，所以，崔宝珏犯了包庇罪和作伪证罪，被判了十五年刑，也嘭的一声被关进了监狱。回想起这件事，崔宝珏一肚子委屈，他恨共产党不得，恨国民党不得，恨朋友也不得，恨来恨去只恨自己生不逢时——的确，要是在今天，他就是入伙去台湾而被抓住了，那又怎么样？难道人民法院也要判他坐十五年的牢？如果真的是这样，两岸的老百姓就是打死了也不会相信中国会统一啊！

另一个故事的主角有两位，他们是贾鲁生和鲁娃。贾鲁生男性，是山东人，作家，职业不明，鲁娃女性，祖籍山东，住在温州，是温州日报文艺副刊的编辑。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贾鲁生和鲁娃合写过一个长篇报告文学，是反映温州乐清抬会崩溃事件的，文章发表后，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反响。贾鲁生兴奋不已，又跑到温州，与鲁娃等人秘密策划，欲组成大陆第一个赴台民间记者采访团，租船前往金门，然后转道去台湾。显然，记录台湾之行及见闻的文章明天分别在海峡两岸的报刊上一发表，等于引爆了重型炸弹，他们可就出大名了！于是，他们一行五人，互相打气，壮着胆，借着夜色和风浪，坐船从洞头县某岛屿偷偷出发，并躲过解放军巡逻舰的海面搜索，顺利地驶向金门。然而，命定注定他们倒霉，台湾国民党主席蒋经国早不死晚不死，偏偏那天死了，台湾、金门当天实行了*令，一切来自大陆的船只都被严禁靠岸。因此，当他们的船快要靠岸的关头，岸上警告的枪声便明白无误地响了，而枪声一响，大陆的解放军便醒过神来。很快，他们在海上被解放军所扣押，继尔被送进了福建某地的公安部门。他们在公安部门被拘留、审查了好几天，最后，在分别写了检查书，并取得各自单位负责人的担保书之后，他们才狼狈地被放回家。他们回到家，各自单位的纪检组织也没有放过他们，一会儿开会，一会儿个别谈话，又狠狠地修理了他们一番。自从这件事情发生之后，贾鲁生失魂落魄，写作热情一落千丈，他回转山东，我们就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而鲁娃在温州日报社受到了处分，差点被开除，她情绪一直不好，一度不想嫁人，后来她无法在国内呆下去，便通过亲戚关系辗转去了法国，并在巴黎成了家。去年，鲁娃回温州探亲，我们一班文友聚餐，席间有人又提及此事，大家都说好玩好玩，可鲁娃却嘿嘿笑，并不搭话。显然，她心有余悸，心里有话不敢说，也不想说。

在厦门湾坐船看金门，活动很快便结束了，但金门的眼睛却深深地留在我心中。听说，福建籍居民凭身份证就可以申请去金门探亲或做生意。对此，我很羡慕。近几年，市机关有好几位干部考察了台湾，今年，我单位有位同事也去过台湾。我也很羡慕。母亲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台湾可以去的话，我也去看看。”母亲的话其实没说完整，她年事已高，很想在有生之年再见一见台湾的兄弟。母亲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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