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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1页）

顾维钧才华出众，外电评说他“平易近人，有修养，无比耐心和温文尔雅”，是位博得世人“无限的敬意”的外交家。他勤政，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并时时注意自己的形象。他对黄蕙兰一身珠光宝气不以为然，他要求妻子“除了我买给你的饰物外什么也不戴。”他希望妻子取消母亲为他们订购的汽车，坚持使用前任公使使用的旧车。黄蕙兰认为享用父亲的钱是件自然不过的事。而且，黄蕙兰有自己的见解，她认为在外交场合有必要装潢门面，“这有助于使他们理解中国不能忽视，我们并非如他们想象的来自落后的国家。我们来自有权受到尊重的国家。”因此，在30多年的交际生涯中，她挥金如土，为国也为己增光添彩。一外国友人写诗称她是“远东最美丽的珍珠”。

远东最美丽的珍珠——顾维钧第三任夫人黄蕙兰女士（5）

在最初的外交活动中，黄蕙兰不懂礼节，根据自己的喜恶，在接待宾客时任性安排客人的座次。顾维钧批评她：“这不是私人宴会，这是代表国家款待客人。”夫唱妇随。渐渐地，黄蕙兰成为顾维钧的得力助手。由于她懂6国语言，为人热情、大方，又懂礼节，深受欧洲人欢迎，“被当作自己人看待”。在外交使团，夫人外交很重要，“法国以及别的国家要根据顾维钧和我的表现来确定他们对中国的看法。”黄蕙兰认为“我们是中国的展览橱窗”，得注意形象。连持“不同政见”的袁道丰（曾任国民政府驻巴黎总领事，顾维钧老友）也承认：“当大使太太是最适合黄蕙兰的胃口，与西人酬酢应答如流，也确有她的一套。很少有中国大使的太太能够和她比拟的。”顾维钧出任驻美大使时，宋美龄访美，黄蕙兰将大使馆的套房让给她，好出风头的黄蕙兰也谨慎地退出一切活动。就餐时，将自己与丈夫对面的餐席让给宋美龄。宋美龄接见众多的客人握手时，她悄悄地递上浸过花露水的热毛巾，适时、得体又周到。一次，当众人称赞顾维钧为赢得国际承认中国的地位做出了贡献时，宋美龄还特别提醒大家：“别忘了大使夫人也起了重要作用。”　黄蕙兰也自明，她的价值有一半体现在她雄厚的财力上。当时，使馆经费拮据，顾维钧的许多外交应酬都是黄蕙兰掏的钱。波特兰广场的破旧使馆，黄蕙兰觉得很丢中国人的面子，自掏腰包将其翻修一新。顾维钧回国内工作时，她一掷20万美金购下北京狮子胡同陈圆圆的故居做公馆。父亲寄来大把大把的钱，她都交给顾维钧，要用，再向他拿。黄蕙兰热心公益事业，在伦敦积极参加战时救护工作，在遭空袭之后的难区抢救伤员。连续4个月，从午夜到次日早晨8点，累得整天和衣睡觉。

由于顾维钧的职务升迁，黄蕙兰的交际也更广泛、高级。参加白金汉宫战后首次宫廷舞会，与英国大使和英王握手，出席杜鲁门总统就职典礼，几乎天天都有社交活动，使她备感荣耀。

她大方、　热情，但恪守做人的尊严。

新婚后的第一次宴会上，一位外国大人物为她作诗，并试图与她*。黄蕙兰机智地大声说：“维钧，那个老头想知道中国话怎样说‘我爱你’。”一个法国外交官*地对她说：“我认为中国人是可爱的——个子矮小，弯着腰趿拉着脚走路，而妇女则用缠过的小脚蹒跚而行。”黄蕙兰针锋相对：“我丈夫像苦力一样趿拉着脚走路吗？我是不是一个缠足的小玩偶？”黄蕙兰是位交际能手，女人喜欢她，男人更喜欢。但她认为她那些异性朋友仅仅是朋友。为了为人妇、为人母和自身的尊严，她恪守妇道。然而，外面总有些风风雨雨，顾维钧时有怨言。她说，她对老朋友的款待，只是出于礼貌。一次外交活动后，法国外交官有意撇开妻子，钻到她的车子里，坐在她与顾维钧的中间，伸手摸她。她斥其“住手！”而顾维钧只在考虑他自己的事，竟全然不知！黄蕙兰觉得委屈、寒心。

日月流转，顾维钧、黄蕙兰之间的隔膜在日益加深，顾维钧也渐渐心有另属。黄蕙兰认为：他在巴黎大使任上与异*际的所为，使她蒙辱，她感到愤怒。36年的缘分终于走到了尽头。顾维钧与黄蕙兰离异后，娶了已故驻马尼拉总领事杨冠笙的遗孀严幼韵为妻。黄蕙兰在晚年撰写的《没有不散的筵席》中，追述她的一生、她与顾维钧的恩恩怨怨；但心态是平和的，有怨气，无恶语。雅量大到连那位横刀夺爱的女性的名字都未提。而她视顾维钧与前妻之女菊珍如同己出，直至终老。

黄蕙兰晚年隐居在纽约曼哈顿，靠父亲留给她的50万美金的利息养老，1993年12月辞世。顾维钧于1985年11月14日作古。

花开花落水自流。

征引及参考书目：

黄蕙兰：《没有不散的筵席》，天津编译中心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

袁道丰：《顾维钧其人其事》，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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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净土掩风流——“四级教授”袁昌英（1）

爱丁堡飞出一孔雀

20世纪50年代，全国高校评定职称时，武汉大学的袁昌英和夫君杨端六都被钦定为“四级教授”。有人评说此举贴切地诠释了“帽子的价值并不等于头脑的价值”这一格言。

袁昌英（1894—1973）号兰紫、兰子，湖南醴陵人。其父袁雪安，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历任民国大学部部长，湖南省代理省长，云南财政厅厅长，山东、安徽财政厅厅长等职。袁昌英还有3个妹妹都早夭，她是唯一幸存下来的。幼时在老家上私塾，稍长，被父亲接到上海入教会学校中西女塾学英文，开始受西方文化的熏陶。1916年自费赴英国留学，在爱丁堡大学攻读英国文学时，结识了周鲠生、皮宗石、杨端六等一群湖南籍热血青年。杨端六（1885—1966），湖南长沙人，早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学堂，曾赴日本留学，在日参加了同盟会。回国后因反对袁世凯被捕，后得黄兴资助复又到伦敦大学攻读货币银行专业。袁昌英心仪淳厚、博学的杨端六。适巧，杨端六曾是她父亲袁雪安的门生，素受袁的器重和信赖。由于这层关系，袁、杨日渐亲密。1921年袁昌英获硕士学位。回国后，这对富英国绅士、淑女风度的青年便携手在北京步上红地毯，证婚者是民国耆宿吴稚晖（一说在上海，证婚人是周鲠生）。时袁昌英27岁，杨端六36岁。婚后，杨任上海商务印书馆主任会计，兼《东方杂志》撰述。袁昌英则执教于北平女高师，教授莎士比亚，成为我国第一位研究莎剧的女学者。为求精进，1926年袁昌英舍下嗷嗷待哺的女儿杨静远，只身赴法，在巴黎大学攻读法国文学和近代戏剧，两年后回国，在上海胡适任校长的中国公学当教授。不久，杨端六应李公朴之邀，出任中研院经济所代所长，与李四光、傅斯年同事。这一时期，他们生活稳定，情绪饱满，是袁、杨两人的著述丰收季节。他们各自在自己的领域均有卓越的建树，学术专著陆续在商务出版。早在1920年，杨端六、赵元任等3人就代表中国公学和北京大学等4个团体，陪同美国哲学家杜威和英国哲学家罗素在全国作巡回演讲。杨端六对长沙听众讲了《社会与社会主义》和《介绍罗素其人——与罗素一席谈》等3个专题。毛泽东当时是新民学会的负责人兼长沙《大公报》的特约记者。杨演讲时毛泽东作了记录，曾用“杨端六讲毛泽东记”的署名，将讲词刊在1920年10月31日的《大公报》上。袁昌英于1920年开始发表作品，1930年出版了她的成名作《孔雀东南飞》。这部“借旧题创新作”的剧本，突出伉俪爱与亲子情之间的矛盾，给焦母以同情。她的剧本的新意，给沉闷的剧坛带来了新气息，受到了世人的关注。阿英、苏雪林对这只爱丁堡飞出的“孔雀”都给予热情而中肯的评论。

经济学家杨端六崇尚理性、务实，他被公认为中国商业会计的奠基人。袁昌英热爱文学，有诗人的浪漫气质。他们夫妇交游甚广，拥有一大批社科文艺界的硕儒时彦朋友，是时人钦慕的一对学者型伉俪。

珞珈三杰一大姐

珞珈三杰者，袁昌英、苏雪林、凌叔华也。

她们相识于20年代初的新月社和《现代评论》时代，聚首于30年代初的武汉大学。当时袁昌英任外文系教授，苏雪林执教中文系，凌叔华是文学院院长陈西滢的夫人，主编《武汉日报·现代文艺》。武大坐落在武昌东湖边，珞珈山下。其时三人风华正茂，常有佳构问世，同为好友并被誉为珞珈三杰。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一净土掩风流——“四级教授”袁昌英（2）

三杰中，袁昌英年龄最大，学历最高，资历最深，是武大首批聘任的教授，又是在武大任教时间最长者。她聪慧过人，接人待物又有英国淑女风度，当属三人中的大姐。

袁昌英是位思想、事业型的女性。在教学上她挑大梁，一人授“莎士比亚”、“希腊神话”、“希腊悲剧”、“现代欧美戏剧”和“中英翻译”等7门课，她恨不得把自己胸中的知识一下子掏给学生。她讲课不是照本宣科，而是精选几位作家的代表作，做深入细致的解剖，然后再指定阅读同一作家的其他作品，以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她不仅抓教学，而且抓科研。她向学生传授3种读书方法：“游戏式”、“跳跃式”和“讨论式”。　她还提倡三到：即“眼到”、“心到”和“手到”。要求学生深入进去，由表及里，着力提高他们的分析判断和综合归纳能力。她并且把自己阅读的所思所感形成文字，与学生交流，她这种教法深受学生的欢迎。

袁昌英教学最讲究“认真”，1939年敌机在乐山大轰炸，她家片瓦无存，连毛巾牙刷都要靠友人接济，可是她照样坚持上课。通货膨胀，生活困难，有的教授到外校兼课，以贴补家用，她始终把精力用在本校的教学上。教学之余，挤出时间从事著述。她的散文小品《忙》，是身兼教授、作家、主妇、母亲等多个角色的袁昌英的真实写照。战乱岁月，原本大教授、大作家的大小姐袁昌英，入难敷出，不得不辞去佣人，自己下厨操持柴米油盐。令人发笑的是，她第一次用秤，竟将秤砣放在秤盘内，将要称的食物挂在秤杆上；为了学会做菜，她用小本子记上十几种做菜的方法。如“烹鸭”一条，她写：一、把鸭子捉来；二、用刀将鸭杀死；三、在沸水中去毛；四、……她的迂腐，被友人讥为书呆子。

袁昌英精心教书，不忘育人，她非常关心年轻学子的健康成长。在介绍西方的“唯美主义”和“颓废主义”时，总持批评态度。当时武大学生剧社演出王尔德的《莎乐美》，希望她为剧本说几句好话，可她实事求是，善意提醒大家：“别为美的艺术所诱而误认为其内容的健康。这种病态的、颓废的作品披上优美动人的艺术形式最易于把人们引入歧途。”

她爱国，用作品热情讴歌前方将士、鞭笞大后方政府的*现象。她的爱国情怀在《朴朗宁教授》和《游新都后的感想》、《再游新都的感想》中有充分的体现，一直为后来的研究者瞩目。

她不仅嘴上说，而且身体力行。她的心里总揣着国家、民族。她曾用英文写过一本书《中国的爱国文学》（未见出版，笔者），把屈原、杜甫、辛弃疾、文天祥介绍给外国读者。平时在家，她常把这些爱国故事讲给子女听。抗战伊始，她主动把自己的一大笔积蓄捐给国家。“九·一八”事变后，身兼女生指导的袁昌英带领女同学和部分教职员家属，为东北义勇军缝制棉衣千余套。为保证这批援军物资的安全，1932年3月3日，她给胡适写信道：

现在我们有一件事要请求你的帮助。我们住在武汉方面的人，虽然尚未直接感受日本鬼的威吓，可是精神上也够痛苦了。每一想到北方义勇军在冰天雪地之中，与敌人奋斗的艰苦，就不免流着同情泪。武大东省事件委员会虽然几次募集捐款汇寄北方，我们做女子的总觉得未尽天职，所以最近又发起了一个小小的运动，赶做棉背心一千件，接济我们的义勇军。这事正在进行，不日就可完工。数虽很少，却是出自我们几十个人亲手裁缝，无非表示我们一点热忱而已。现在要请求于你的是：亲自替我们在北平打听一个寄交的处所。我们希望这一点棉衣，不至于随便落在不相干的人手里。你在北平当然知道有确实可靠的机关和经手人，可以使我们直接寄去。……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一净土掩风流——“四级教授”袁昌英（3）

在小的方面，袁昌英自觉抵制日货，不管日本货多便宜，一概不买。在那战火纷飞、生活困难的日子里，她在敌机的轰鸣声中，在油灯下，坚持完成了20万言的《法国文学》。她在序言中动情地说：“我这半年中，聚精会神地写了这部《法国文学》，苦真是苦极了……可是我的大安慰是：我是中华民族的女儿，我要尽我所能写书，因为中国不是埃及，中国人民是永远不能做奴隶的，所以我要在这中华民族精神的大火炬大光明中，贡献一只小小的火把！”其爱国激情跃然纸上。她在1944届毕业生告别会上勉励学生：“今后走上社会要清清白白地做人，实实在在地做事，每个人要牢记武大的校训，为国家为民族保存一点气节。”

1938年《宇宙风》编辑陶亢德向她约稿。时南京失守，武汉吃紧，她偕家小到了重庆。她在复信中说：“惟国难以至如此地步，心情不宁之至”，意无法从命。但话锋一转又说“然一见奇山秀水则觉国运定有转机。”言语中充满对抗战胜利的渴望与祝福，表达了一个知识分子对祖国的热爱。令袁昌英欣慰的是，她的一些老学生后来颇有成就，诸如翻译家叶君健、莎士比亚研究者孙法理等。师恩难忘。战前的老学生张培刚在谈袁昌英的严格教学使他受益无穷时说：“……我赴美国哈佛大学读研究生时，不到一年时间，就以笔试通过了第二外国语法文考试。”著名法学家、*官端木正回忆说：“大学二年级开第二外语课，我选修法语，是袁昌英教授讲课。她用的是美国教材，用汉语讲，也用英语讲。考试时，学生将法语译成汉语，也可译成英语。……这对我们帮助很大。我至今还十分感谢袁昌英先生和其他老师们。”武汉大学现在成为全国中法学术交流中心，这和袁昌英当年在此打下的基础显然是分不开的。

附提一件轶闻：袁昌英与徐志摩私谊甚厚。徐志摩遇难后，袁昌英督请苏雪林撰文悼念，同时自己也写《毁灭——纪念一个诗人》，发在凌叔华主编的《武汉日报·现代文艺》上，研究者一致认为“该文透露袁对徐的感情之深厚”，以至“张邦梅在《小脚与西服》中转述了张幼仪见到袁昌英的‘小脚’时那种激动的心情，并且怀疑袁是徐打算娶的‘二太太’”。显然，这分明是张幼仪出于忧虑、嫉妒和敌意。袁与徐的感情，只不过是文人之间意气相投因敬而爱（柏拉图式）的情感而已。而那时袁昌英已与杨端六订婚了，这纯属一种虚妄的猜测。

骆家山坳一土

斗转星移。

“三杰”中的凌叔华40年代中期离开珞珈山，随丈夫陈源出使国外；苏雪林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隆隆炮声中，随大流流寓台湾。唯袁昌英坚守武大。若论历史问题，袁昌英要比另两位复杂得多，她不仅出身于一官绅之家，1948年还曾以社会贤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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