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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茶馆及其曲折风波（第1页）

老舍有多重人格吗？如何理解他的政治“热情”？有多少是他真实的热情？

1954年8月21日，老舍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这是中国首次“选举”人民代表，他感到很激动，有了思路，要写一部《一家代表》的戏。如林斤澜说的，《茶馆》的前身是《一家代表》，或者说《一家代表》催生了《茶馆》。当时搞了个“小小的”运动，叫普选的宣传运动。但《一家代表》交给人艺时，这个运动已经过去，别的大运动露出苗头，配合宣传告吹。剧院也曾开排，后来觉得没劲，就收了。不过老舍不可能就此扔掉它，从前的茶馆里贴着条子“莫谈国事”，现在让人民参政议政，老舍非常看重这个思想。便在《一家代表》的基础上，写出一个四幕六场话剧《秦氏三兄弟》，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写到1948年的学生运动。大家就在人艺剧院前厅二楼北侧会议室，听老舍朗读。院长曹禺看到第一幕写北京裕泰大茶馆时，则处于狂喜状态。“我的心怦怦然，几乎跳出来。我处在一种狂喜之中，这正是我一旦读到好作品的心情了。我曾对老舍先生说：‘这一幕是古今中外剧作中罕见的第一幕。…曹禺反复申明，它“古典”、“够古典水平”。人艺的其他人也一致认为第一幕超出一般水平，后两幕还不行，上下不协调，单摆浮搁，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需要进一步修改。老舍诚恳地表示：希望大家帮助。他在美国时就考虑要写一个北京的茶馆，写一个时代。但到第二幕写民国、国民党时代，他很发愁应该怎样写下去。

“最大的问题是解放后的茶馆怎么写？现在茶馆少了，没有生活了。想去四川看看，但不能把四川搬到北京来。戏拿不出来呢？”

人艺的人产生了两种修改方案。一天上午，曹禺和总导演焦菊隐来到老舍家，曹禺谈了第一种方案：将就原稿，提出“最佳修改”的“具体”意见。谈到中间，老舍听出意思来了，打断谈话，表示另写。接着焦菊隐第二方案上场，认为就以这“单摆浮搁”的这场戏为主，发展成一部多幕剧。还说“所有的事件都在茶馆里进行”，通过茶馆反映整个社会的变迁。“这个戏的名字，可以就叫茶馆”。老舍对焦菊隐的每一句话都听得非常入神，有时眼睛又不住地移动，好像已在构思另一个新剧本了。显然焦菊隐的方案，正中老舍下怀。

但对于他的可以不写新时代，仍表惊讶：“不写可以吗？”“当然可以。”“不写就不写。”

老舍理明了思路。埋头写作，还没写完，就急着把于是之找来，兴致勃勃地谈了笔下快呼之欲出的王利发这个角色。他说：“我这个掌柜的，可是从小演到老，二十几岁演到七八十，一共得有好几百句台词呢！”这么一说，于是之也有了一股创作冲动。等剧本公布，他赶紧写了一篇很长的申请书，一再恳切地希望：“就让我演吧。”（本节参见陈徒手：《诞生始末及命运》。）3个月后，老舍写成剧本，交给人艺。1957年12月2日，老舍还在人艺剧院205会议室，向全体演员朗读《茶馆》。年底，侥幸躲过“反右”一劫，被传为“不戴帽子的右派”的焦菊隐以戴罪立功的态度来到排练场，心情郁闷的他把一身本事都用到《茶馆》中。焦菊隐跟老舍没有私交，是面子上的事，但两人相互尊重。有时焦菊隐没商量就改了台词，老舍心里有意见。老舍就一次一次来听，你们提，我自己改，不叫你们改。老舍坚持要出文学本，也有保持自己东西的意味。

应该说，老舍认真，焦菊隐较真儿，戏排出来就有个样子，水平很高。

在看完《茶馆》连排后，1958年3月5日老舍又到演员中去，对表演存在的一些问题，以他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独特角度，坦率地谈出自己的看法：王掌柜的口要“老”点，少年老成，能干得不得了。

穿灰大褂的不要坐在房口，这样没人敢进茶馆来。

松二爷的话要“润”，说得有滋味，寻着人叫好的意思，恍然自得。二德子走路不对，架子大，不像一般戏里的打手。唐铁嘴，走要溜，像打幡上坟的穷生。卖女儿的戏没做足，不是很感动人。

秦二爷是个人物，戏已交待清楚。

常四爷是旗人小官，身体壮，有正义感。那时看到大清国不成的人很少，承袭满族人跑马射箭。

太监，说话漂亮，态度柔和，雅。

刘麻子、人犯，应付人一人一样。

逃兵，我们现在看了他们的可笑。当时的兵相当讲究，有他们聪明之处（北京人艺1958年《老舍先生看茶馆连排意见》记录手稿。）。

焦菊隐对老舍写人物的大手笔和看人世的眼光极为推崇，欣赏老舍又刁又狠的点评，认为这些三言两语恰恰能帮助演员们开窍，有一通百通之效。在老舍讲评后，他再次强调《茶馆》中人物的重要性：“许多人在这部戏中就是一两分钟戏，要使观众留下非常深的印象，要叫观众心里叫好。这个戏不是看故事，是要看人的。”

1958年3月5日北京各文艺团体抢着落实“大跃进”指标。北京人艺参照了青年艺术剧院的“跃进”指标，立即做了调整，定下全年演出场次为950场，创作220件。当天组织全院人员敲锣打鼓、鞭炮齐鸣到全国文联“报喜”。《茶馆》在此时悄然排演，建立了以童超为队长，马群、胡宗温为副队长的演出队，4月份坚持在首都剧场演出，一演就是49场。但越来越火热的大跃进气氛不能容忍《茶馆》的存在，文化部某官员7月10日越级跑到人艺开党组会，会上指责道：“《茶馆》第一幕为什么搞得那么红火热闹？第二幕逮学生为什么不让群众多一些并显示出反抗的力量？”

他整整批了一上午，点了于是之等好几个人的名字。党组的人心里不服也不敢说，只能决定停演。好在当晚预定苏联专家彼得罗夫来看《茶馆》，由老舍、梅兰芳陪同，只好等第二天停演，否则就要退当天的票。但他们没跟老舍先生说明真实的停演原因，没说党内的事，只说要轮换节目。

停演前后，非议已经接踵而来。如剧中秦二爷有一句台词：“我的工厂封了。”有领导就说那不是指工商业改造，不是与党对着干吗？有人则说全剧结束时三个老头撤纸钱，是为新社会唱葬歌。秦仲义的台词“这支笔原是签合同的，现在没用了”，则是影射公私合营，污蔑新社会一天不如一天等。

陈徒手在人艺保存的《茶馆》档案中，发现了《读书》1959年第2期，里面有一篇署名文章《评老舍的（茶馆）》，充满火药味：王利发是一种典型的奴隶性格，难道不应该予以批判？作者对此没有有力量地给予批判，反而在最后通过王的自白，把他的这种行为美化了。

作者笔下的几个劳动人民形象也是消极的，不会斗争，逆来顺受，显然没有劳动人民的爱憎分明的情感。

剧中出现了不少迎合小市民阶层的庸俗趣味，如太监买老婆、两个逃兵合娶老婆的畸形故事告诉今天的读者，究竟有多大的现实教育意义？

据《北京人艺大事记》记载，1963年4月2日上午，全院才召开《茶馆》复排动员大会，当晚《茶馆》试装、连排，老舍前来观看。艺术至上的焦菊隐心有余悸，居然想到加进“革命”红线，实在是残酷斗争之后企求自保的结果。在北京人艺档案室保存的铅印本里，还可以看到当年生硬加进的“段落”：演讲学生：同胞们，请大家看看政府当局吧！正当各国列强要瓜分我国的生死存亡关头，政府当局甘愿做亡国奴！……

王掌柜：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现在中国是一盘散沙，我们要唤醒民众。（高呼）誓死不做亡国奴！

学生甲：老人家，城门打开了！

学生乙：我们的队伍进城了！

（二人将“反饥饿”、“美军滚出去”的标语贴在墙上，学生们的歌声雄壮。）

这些自然都是违背艺术规律的瞎鼓捣。4月4日上午，再次在人民剧场连排，请有关方面审查，老舍依然兴致颇高地再看一遍。剧院的人发现，老舍此次看后话语不多，回家后依然不言语。7月7日，周恩来在乘飞机外出前匆匆看了一遍《茶馆》，临走前只是简单地告诉焦菊隐等：《茶馆》这个戏没问题，是一出好戏。如果还有点意见的话，就是这个戏选择时期不够典型，第一幕发生的时间是否往后放一点，现在写的时间是戊戌政变以后，放在辛亥革命前夕就更好了。应该是“五四”、“二七”年大革命、抗战、解放战争。这个意见不要向下传达，以免说不清楚耽误事情，表示要自己告诉老舍。但从后来《茶馆》演出很快夭折来看，周恩来或许没有向老舍提出修改意见。

1957年版的《茶馆》，实为当代戏剧史上首屈一指的杰作，也是老舍最优秀的戏剧作品。它以一个老字号，裕泰茶馆为背景，写了20世纪前50年中国的三个典型时代，戊戌变法失败后的清末，辛亥革命失败后军阀混战期的民国初年，以及抗战胜利后、内战爆发前的国民党统治时期。一方面展示北平风俗的变迁，另一方面写了三个时代的共同特征，即民不聊生，政局混乱，是非不分，恶人得势，并呈越来越肆无忌惮之势。最后，让见谁都请安的王利发、耿直的常四爷、雄心勃勃的秦仲义，三个贯穿全剧始终的人物，走投无路之下，撤纸钱，祭奠自己，为这三个时代的社会、制度，合唱了一曲葬歌，倾注了作者对历史变迁和民族命运的沉思。

结构处理上，它没有中心的情节和贯穿全剧的冲突，把人物活动范围，限在一个小小的茶馆里，从而像《四世同堂》一样，避开了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描绘，避开对高官大人不熟悉的短处，发挥特长，单写大的事件“在民间的反响”（参见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83-85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化进小人物日常生活片段中，他们怎么活着与死去，突出了一时不如一时的趋势，以“图卷戏”或“三组风俗画”的创新形式，将三教九流的众多人物，摆置于显现不同时代风貌的场景中。其中第一幕最为精彩。

第一幕：前，有“大傻杨”的快板，交代剧情，介绍人物，间以评议。穿插的故事包括，国农民，卖起了儿女。想办实业和改良难以起步，因为顽固派得势，能随便抓人。第二幕：还是那个茶馆，时代变了。军阀混战，更加民不聊生。

第三幕：日本鬼子占国土整八年，百姓生活痛苦。现在胜利了，国民北京人艺1999年版话剧党统治下，日子却更不好过，连掌柜的都逼得上了吊。

在谈到创作《茶馆》的经验时，老舍曾介绍了构思中的几个技巧：外扮王利发。濮存国有沙龙，中国有茶馆，那里人物多，出场自由，并且年代又长，不容易昕扮常四爷。

找到中心的故事，就让主要人物自壮到老，贯穿全剧，这样“中心”就有了着落，能够以人物带动故事。其次，次要人物由父子相继，帮助了故事的联续。让每个角色都在恰当的位置，说着自己的事，与时代发生千丝万缕的关系，各就像各。无关紧要的人物则一律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毫不客气。

安排了人物，剧情就好办了。写什么、如何写，小人物作什么，说什么，再夸大些，润色一下，无人能比老舍更熟悉、更清楚。

那都是活的语言，说的话都从人物生命、生活的根子上流出来。漫长的年代，就被人物及其命运联结，全剧显得紧凑、严密，丝丝入扣，而一体化了。

总之，《茶馆》有着深邃的历史内涵，百科全书式的生活容量，宏阔而严谨的结构，精练而富于个性化的语言艺术，3万字就写了50年和70多个人物，堪称“东方舞台的奇迹”，非大手笔不能办。

在此之前，老舍写过很多剧本，都是歌颂新北京历史巨变的，却无一能留。因为他虽然热爱新生活，却不熟悉，起码知道得不全面。因此，曾有人善意地规劝老舍，少写一点，写你熟悉的人与事。现在，《茶馆》“回归”了，写了旧的题材，也才真的成了功。看来艺术的规律，是谁都不敢违背的。这是多少天才尝试失败后的经验之谈。

当然，没有那些失败的堆积，也许根本就回不了那个头。但这多半是对初人道行的人说的，像老舍这样的作家，到了晚年，却把巨大才力浪费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区，写一些短效应的作品，不能不让人遗憾。

梁实秋在悼念老舍的一篇文章里，曾就胡絮青的一段话（《老舍剧作选再版后记》）发表过感想，胡的原话是：“老舍生前，由于他的鲜明的政治立场也经常遭到新社会的人的诅骂，这使得老舍很自豪。他曾经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讲台上大声的说过：‘我本是个无党派的人。可是，我今天有了派。什么派呢？“歌德派”。’他把自己称为歌颂……公德的‘歌德派’，把自己的作品叫做‘遵命文学”’。作为知音，梁说他相信这是一段信史，为什么呢？“我认为他这话有相声的味道。说相声的有一套不成文的规矩，要不时的诅骂自己，挖苦自己，作践自己，这样才可以一方面不得罪人，一方面招大家一笑。其实他说的未必是真心话，还很可能话中有刺，语中带讽。老舍的作品处处都有相声的味道……胡絮青说他有‘鲜明的政治主张’，倒是我所不解的，我不知道他有什么政治主张，就是有也不鲜明。我只知道他有一个悲天悯人的同情穷人的态度。他基本上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自由主义者如何能够摇身一变而成为‘歌德派’？如何能自称所写的东西是‘遵命文学’？这变化如果是真的，简直不可思议，这事实我无法接受。”（《忆老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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