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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五章 朱寿昌对李定的人格碾压（第1页）

宋神宗熙宁四年，是辛亥猪年，苏轼已经三十六岁了。

刚过了年，听说韩绛从枢密副使除陕西路宣副使任满回京。枢密使一职始置于唐后期，以宦官充任，五代时改由士人充任，后又逐渐被武臣所掌握，办事机构也日益完善。枢密副使即为枢密使副职，为适应连年战争的局面，枢密使把军政大权握于一己之手以便宜从事。枢密使的职掌范围扩大到了极限，枢密使的地位也迅速上升，甚至“权侔（等同于）于宰相”。但到了宋代，枢密使制又发生了变化，其任职者由五代时的武将逐渐转为以文官担任，职权范围又逐步缩小。

苏轼给韩绛韩大人上了一道贺启，表达了自己的问候，同时又对自己工作中的失误，简单地作以检讨。毕竟，多年来韩绛对于苏轼一直都有着无私的提携之恩。

过了一段时间，苏轼有了一个新职务：权开封府推官，磨勘迁太常博士（掌引导乘舆，撰定五礼仪注，监视仪物，议定王公大臣谥法等事）。

北宋的“磨勘”是一种古代官员考核升迁制度。由唐而起，宋朝延续之。官员提拔晋升，相对于其政绩，资历与工作年限更为重要。通俗地说，就是官员得熬资历、有老资格。庆历新政时，范仲淹对该制度进行改革。后改革失败，重新恢复了磨勘制度，直至南宋。这也说明了，国人的“没有功劳也有熬劳”这句话也不是空穴来风。

苏轼的大表哥文与可，每逢提及此人，当时朝廷上下众人的褒奖之辞就会不绝于耳。说他：“为人靖深，操韵高洁，超然不撄世故”，“撄”，这里是指接触之意。就是这样一个人，熙宁初年王安石当政时，文与可在知太常礼院任职，面对王安石身边前呼后拥的附丽之人时，也决定独自选择远离朝廷，数次向朝廷乞求外任。

熙宁春，朝廷终于恩准文同以太常博士出知陵州（今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

至于陵州的得名，文与可做了一番考证，得出的结论是：据地理志，这片土地本为犍为与蜀二郡之地，在梁朝属于怀仁郡，因境内有陵井（盐井名，系我国古代大口盐井中最为著名和最具代表性的盐井。位于四川仁寿县境内，相传为东汉道教始祖张道陵所开，故以“陵”名之），故名陵州。

得知文与可要离京到老家蜀地外任，一些同事好友纷纷前来送行。

苏轼先是作诗《送文与可出守陵州》，然后又应表哥之情，在一方玉堂大砚上题写了砚铭。此砚是任集贤校理、太常礼官的老同事、扬州人孙洙（音朱）（字巨源）所赠。

玉堂式的砚台，其实就是长方形的砚台，这种形式的砚台出现的很早，宋代才开始成为砚式的主流，至明清才普遍流行。

在苏轼的砚铭里，苏轼还和表哥开玩笑说，这方砚台有四块砖那么大，与可老兄到了陵州后，要把南山上的松树全部烧光，制成的炭墨也不够用。地处高山的陵州，用水极其困难，要把陵州的水全部用上，才能够勉强将此砚润湿。

当然，这也是文人之间笔墨中常常会出现的“恶作剧”。

对于文与可的画，苏轼常常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苏轼认为，与可画的竹石枯木，已经深得艺术规律的精髓。非常符合于天工造化，满足了人们的审美需求。世人对于有固定形状的事物，若画得不像，还不算失败。若是违反了事物的规律，那可就是彻底的失败了。历史上，但凡有想欺世盗名的画家，必然会选取那些个没有固定形状的事物来作画。

前些年，文与可已在净因院的方丈室里画过两丛竹子。

这次文与可要出守陵州西行，临行前，苏轼陪同大表哥来向净因院的长老道臻禅师道别。因那时法堂内正在整修四壁，老禅师又借机向文与可求画，文与可就在东斋堂又画了两枝竹子和一段枯木。

送走了大表哥，苏轼的衙门里头的日子仍旧得一天天打发。

朱寿昌这个人，我们前面提及过。在“二十四孝”的故事里，他就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但对于苏轼而言，他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完全没有一丝的神秘色彩，只是个年长苏轼二十三岁的同事而已。

朱寿昌，字康叔，宋扬州天长（今安徽天长）人。以父朱巽荫守将作监主簿，累调州县，曾通判陕州、荆南，权知岳州。后因弃官千里寻母之事遍传天下，孝子之名得于遐迩。寻母归朝后，朱寿昌官至司农少卿、朝议大夫，中散大夫，年七十而卒。

苏轼闲来无事，突然间想起了这个朱寿昌，就提笔给老朱下了一首赠诗。

在诗题中苏轼写道：

朱寿昌郎中，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写经，求之五十年，去岁得之蜀中，以诗贺之。

当朝有个叫李定的官员，是个与朱寿昌精神背道而驰的存在。

那时候，李定在王安石面前是个红人。李定字资深，扬州人，少年时曾求学于王安石。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定远尉、秀州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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