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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到他一级一级地下着楼梯。这么晚才回家，这么长时间他在街上都干了些什么呢?法蒂玛，别去想，你会感到恶心的。但我还是有些好奇。不知道这阴险的侏儒是不是已经把门都关好了?他根本就不会在乎这件事!他会马上就躺到床上，为了证明他的仆人血统，他整个晚上都会呼噜呼噜睡觉的。这个侏儒，你就像个仆人那样没有烦恼、无忧无虑地睡吧，就把夜晚留给我吧。我睡不着。我想我会睡着觉的，我会忘了所有的烦恼，但我只能等着睡意的来临，等着等着就明白自己终究是白等了。

以前，塞拉哈亭常说，法蒂玛，你的这种睡眠是一种化学反应，和所有的事情一样，睡眠也是一种可以理解的事情，正如人们突然之间发现水的分子式和汤是两回事，人们总有一天也会突然之间发现睡眠的分子式的。当然，很遗憾，找到这种分子式的不会是我们的那些笨蛋，而会是欧洲人，到那时，谁也不会为了消除疲劳而穿上这可笑的睡衣，不会钻进那毫无意义的床单与你那可笑又愚蠢的印花被子里，也就不会白白地等着早晨的来临了。到那时，每天晚上只要一杯水，从一个小小的瓶子里往水里滴上三滴，喝下去，就足以让我们变得就像一觉睡到大天亮醒来时那样精神饱满、朝气蓬勃。法蒂玛，你能想像一下到那时候在我们不用睡觉的那些时间里我们能做些什么吗?你能想像一下那些不用睡觉的时间吗?

塞拉哈亭，我不用想也知道：我会看着天花板，就这么看着天花板等着，让思绪带着我走，但不会有睡意。要是我能喝葡萄酒和白酒的话，也许我也会像你那样睡着，但我不想要那种丑恶的睡眠。你以前能喝两瓶。法蒂玛，我喝酒是为了要消除百科全书带来的疲劳，是为了让脑子清醒清醒，不是为了酒兴。然后你就张着嘴打着呼噜睡觉，而我则闻着你那嘴里冒出来的酒气，你那张嘴令人想起那寄居着蝎子和青蛙的黑魆魆的井的井口，令人恶心，所以我总是离你远远的。冷冰冰的女人，可怜的女人，你冷得就像冰一样，你根本就没有灵魂!你要是喝一杯也许你就明白了!来吧，法蒂玛，请吧，喝吧，听着，我命令你，你知道你必须要服从你丈夫吗?是呀，你知道，因为他们是这么教你的，那我现在命令你。喝吧，有罪孽的话算我的，来吧，法蒂玛，为了让你的脑子得到解放，喝吧，听着，你丈夫要你这么做，来吧，求你了，哎呀，主啊，这个女人非要让我求您了，我已经受够了这种孤独，求你了，法蒂玛，快喝一杯吧，难道说你要反抗你的丈夫吗?

不，我不会相信披着蛇皮的谎言的!我从没喝过，除了那一次。那次我实在是好奇，趁没人的时候喝了。那种味道就像是盐、柠檬和毒药似的。我害怕极了，懊悔极了，马上漱了口，把杯子里的酒倒掉，洗了不知多少遍，然后好奇地等着头发晕，为了不至于瘫倒在地，我还坐了下来，啊，我的主啊，难道我也会像他一样喝醉吗?我担心极了，但什么事也没有。后来我明白了，心里也舒坦了——魔鬼碰不了我。

我看着天花板，还是睡不着，那就起来吧。我走了过去，轻轻地开了百叶窗，因为蚊子也不会来纠缠我。我轻轻地推开了窗户，风停了，今夜很平静，无花果树一动也不动。我看了一下，雷吉普房间的灯灭了——他肯定是马上就睡着了，这个侏儒没什么事可想，所以马上就能睡着。他所做的事情就是做做饭，洗洗我那几件衣服，然后就是到市场买东西，但他在街上闲逛好几个小时，最终买来的却是烂桃子。

我看不到海，但我在想它是从哪儿伸向哪儿的，它到底能够伸多远：这个世界真大!如果没有那些噪音纷繁的马达和光秃秃的舢板，我就会好好地闻闻它的芳香，好好地喜欢它。我还听到了蛐蛐的叫声。一个星期就走了一步远的路。而我就连这一步远的路都没走。曾几何时，我以为这里是一个美丽的地方，那时我还是个孩子，是个笨蛋。我关上了百叶窗，插上了插销——就让世界留在外面吧。

我慢慢地坐到椅子上，看着桌上。所有的东西都在沉默着。半满的玻璃瓶，里面的水纹丝不动。我想喝水的时候就会打开玻璃盖，抓住瓶子拿起来，把水倒到杯子里，看着水是怎么流的，听着它流动的声音。玻璃丁当作响，水发出缓缓的淙淙声，清凉的气流从这儿涌向那儿；这是一种与众不同的东西，我常常把玩着，自娱自乐，但我不会喝。还不到喝的时候。应该好好地享受这些分割时间的东西。我看着我的梳子，看到了缠在上面的我的头发。我拿了起来，开始清理。那是我九十岁的脆弱纤细的头发。一根一根地掉着。时间，我喃喃着，他们所说的时间，也会掉落的。我停了下来，把梳子朝天放下：它就像一只壳外翻了的虫子一样躺着，我吓了一跳。如果我把每一样东西都这样放下，我一千年不去碰，谁也不去碰的话，对于我们来说，所有的东西就会这样待上一千年。桌上有钥匙、玻璃瓶和其他物品——多奇怪，每样东西都待在它所在的地方一动也不动!那样的话我的思绪也会有点像冰块一样凝固起来，没有色彩，没有气息，就那么待着。

但明天他们要来，我要想一想。你好，你好，你好吗，你好吗，他们会吻我手，祝你长寿，您好吗，亲爱的奶奶，您好吗，您好吗，奶奶?我要琢磨琢磨他们。不要一起说话，不要说同样的话，你过来，到这儿来，到我身边来。说说看，你都在做些什么?我知道我这么问就是为了要受受骗，就是为了要听那一两句敷衍了事的话!哎，总共就这些吗?你们不想和你们的奶奶说说吗?他们会互相望一望，相互间谈一谈，笑一笑，我也听到，也能了解到。最后他们说话就会大声起来。别喊那么大声，别那么大声，谢天谢地，我的耳朵还听得见。对不起，奶奶，我姥姥的耳朵已经听不清了!我不是你们姥姥，我是你们奶奶。对不起，对不起!好吧，好吧，那你们就说说吧，说点什么吧。说什么吗?那就说说你们姥姥，她在做些什么?他们就会一下子愣住：真的，姥姥在做什么?这样一来我就明白，他们没去看她，也没去了解她。我会想，那也没关系，我还是要问一问，不是为了要相信，但我还是要问一问。而这时，他们甚至都已经把这事忘了：他们不是在关心我，而是在关心这房子，不是在想着我的问题，而是在想着他们自己的事情，我，还是独自一个人……

我探起身从盘子里拿了一颗杏，吃着，等着。不，一点用都没有。我还在这儿，还在这些东西当中，并不在想些什么。我看着桌子。还有五分钟就十二点了。钟的旁边是古龙水瓶，再旁边是报纸，报纸旁边则是手帕。它们就那么待在那儿。我常常看着它们，目光常常在它们身上游移，仔细看着它们的表面，等着它们跟我说些什么。但它们已经让我想起了那么多的事情，以至于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只有一瓶香水、报纸、手帕、钥匙和钟——它总是那么嘀嗒作响，可谁也不懂得时间是什么，就连塞拉哈亭也是。突然，我的思绪中出现了之后的另外一段回忆，接着是零零散散、忽东忽西的一些。千万不要跟这些回忆中的任何一个纠缠，快跳出来，出来，快出来，快跳出时间，快跳到房间外面去。我又吃了一颗杏，但我没能出来。那时候就好像我对这些东西看得更多了，也想感受一下对同样东西的恐惧，以此来打发时间——假如我不在这儿，假如谁都不在，那么这些东西就会得到永恒，那时候就没有人会说不知道生命是什么了，就连想都不会去想了，谁都不会!

哎，我没能自娱自乐。我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上了个厕所，洗了洗。角落里有只蜘蛛悬在半空，我没理它，又走了回来。一转旋钮，吊在天花板上的灯就灭了，只剩床头的灯还亮着，我上了床。天气有点热，但我不能没有被子，有什么办法呢?那是可以拥在怀里的，可以钻进去，可以藏在里面。我的头枕上了枕头，等待着，我知道睡意不会马上就来。昏暗的灯光照着天花板，我听着蛐蛐的叫声。炎热的夏夜!

但好像以前的夏天还要热，我们常常喝柠檬汽水、果子露。不是在街上，但都是些系着白围裙的人。我妈妈常说：法蒂玛，我们可以在家里让人干干净净地做给我们喝。我们从商场回来，商店里没什么新东西。傍晚，我们等父亲回来，他回来后就会不时地咳嗽，浑身烟味，说着，聊着，而我们则听着。有一次他说：法蒂玛，有一个医生想要娶你。我不作回答!有个什么医生，我不说话，而我父亲也不说什么，但第二天他又提了起来，而我才十六岁。我妈妈说，你看，法蒂玛，是个医生。我想：奇怪，不知道他在哪儿见过我?我害怕了，没问，又想道：医生。笨不笨?后来父亲又说了一次，还补充说道：法蒂玛，人们都说他有一个光明的前途，我详细打听了一下，人很勤奋，也许还有点野心，但都说他是个正直、聪明的人，你好好想想。我闭上了嘴。天很热，我们喝着果子露：我不知道。最后我说：好吧。就这样我父亲就把我叫到了他跟前。女儿，你就要离开父母家了，你要牢牢记住，他说，不要太多地过问男人的事情，只有猫才会那么好奇，好的，爸爸，我早就知道，女儿，我再跟你说一遍，手不要那么放，你看，不要咬指甲，你已经多大了，好的，爸爸，我不问，你不要问，我也没问。

我没问。四年了，而我们还没有孩子，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因为伊斯坦布尔的天气。那是一个炎热夏日的夜晚，塞拉哈亭没去诊所，找到了我，说：法蒂玛，我们不在伊斯坦布尔住了!为什么，塞拉哈亭，我没这么问，但他像个孩子似的，手舞足蹈地接着讲：法蒂玛，我们将不在伊斯坦布尔住了，今天塔拉特帕夏把我叫了去，对我这样说：塞拉哈亭医生，你不会在伊斯坦布尔住下去了，也不会再从事政治了!这个无耻的家伙这么对我说，我一再说不行，他说，你说你很勇敢，我们要立刻用第一艘船把你和其他人一起送往锡诺普监狱，你大概不会乐意，但没办法，你给我们找了太多的麻烦，不断诽谤我们的党，但你像是个有头脑的人，理智些，听说你结婚了，你是个医生，有一个很好的职业，你可以挣很多的钱，足够你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过上舒适的生活，您的法语怎么样?该死的，你明白了吗，法蒂玛?这些联合主义分子在胡闹，他们忍受不了自由，他们和阿布都尔哈米特有什么分别?好吧，塔拉特先生，即使我接受你的邀请，即使我马上就收拾好我的坛坛罐罐，你也不要以为我是因为害怕进锡诺普监狱：不!那是因为我知道我不会在监狱的角落里给你们必要的回应，而是在巴黎。法蒂玛，我们去巴黎，把你的戒指和宝石卖掉一两个!你不愿意吗?那好吧，我现在还有些父亲留下来的家产，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就不去欧洲，去塞拉尼克，我们为什么要去国外，我们可以去大马士革，你看，勒扎医生去了伊斯肯德里，他在信中说他在那儿挣了好多钱，我那些信在哪儿，我找不到了，我跟你说不要碰我桌上的东西，哎呀，主啊，也可以去柏林，但你听说过日内瓦吗，这些人比阿布都尔哈米特还要坏，快点，与其这样傻乎乎地看着，不如赶紧收拾行李，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妻子必须要坚强，不是吗，没什么好怕的。我一声不吭，就连一句“随你的便”也没说，而塞拉哈亭还在说着，说着他们在巴黎对阿布都尔哈米特所做的事情，说他自己到了巴黎后会对他们做些什么，还说到了那一天我们会如何风光地乘火车从巴黎回来!后来，他说，不，去大马士革，去伊兹密尔，又说去特拉布宗我也愿意，法蒂玛，我们要卖掉我们的家产，你准备好作出牺牲了吗?因为我要尽全力去作斗争，法蒂玛，不要在佣人们跟前说这些，隔墙有耳，但是，塔拉特先生，你本就没有必要再跟我说滚了，我本来就不会再在该死的伊斯坦布尔这个窑子里待下去了，但是，法蒂玛，我们去哪儿呢，你倒是说句话呀!我一声不吭，我在想，他还像个孩子。是的，魔鬼只能把个孩子欺骗成这样，我明白了，我和一个用三本书就可以把他引上歧途的一个孩子结了婚。那天半夜，我出了我的房间，天很热，我想喝点什么，看他屋里亮着灯，我就走了过去，悄悄地打开门一看：塞拉哈亭的胳膊肘撑在桌子上，手捧着脑袋在哭，昏暗的灯往那哭泣着的脸上投射出了丑陋的光。从来都在桌上放着的头盖骨也在望着正在哭泣的大男人。我悄悄地拉上了门，去厨房喝了杯水，想道，真像个孩子，真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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