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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五点了。阳光已经照在发霉而又潮湿的地下室的窗户上很久了。再过一会儿我就收拾起包到室外去寻找瘟疫了。我脑子里一片混乱。不久以前，我还以为我在不知不觉中成功地在这些文件中漫无目的地遨游了一番。现在，我对这种奇怪的成就有些怀疑了……不久前，历史在我脑子里还是一大团由彼此没有丝毫瓜葛的数以亿计的事件形成的迷雾……要是我打开本子，把我所写的东西再重新快速阅读一下的话，或许我可以再次捕捉到这种感觉!那就是：

我读到了在属于大臣伊斯玛依尔帕夏领地的恰耶洛瓦、埃斯基谢希尔和图兹拉等地区以及隶属于盖布泽教法区的六个村子里所做的不同寻常的人口统计结果；我读到，赫泽尔因为伊卜拉欣、阿布都尔卡迪尔和他们的儿子们烧了他的房子、抢走了他的东西而对他们提起了控告；我读到了为在埃斯基谢希尔岸边建造码头而发来的诏书；我读到，盖布泽附近岁收为一万七千银币的一个村子，以前属于骑士阿里，因为他没有参战而从他那里收回来给了哈毕卜，但因为查出哈毕卜也没有参战，所以这个村子就应当给其他人；我读到，奴仆易萨拿了他主人阿赫梅特的九千银币、一个马鞍、一匹马、两把剑、一个盾牌，向一个叫拉马赞的人寻求避难，拉马赞保护了易萨，阿赫梅特就提起了控告；我读到，一个名叫希南的人去世了，遗产案件原告之一的切莱比奥鲁·奥斯曼把他的财产和不动产在法院进行了登记；我读到，从被抓的小偷手中缴来安置在将军马厩中的一匹马，是盖布泽人杜尔松的儿子苏莱曼的，对此，穆斯塔法、雅库普和胡达威尔迪提供了详细的证词，我以为我心中又泛起那种令人兴奋的感觉了：16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在我的脑子里骚动着；二十五年中的所有事情，相互之间毫无任何瓜葛，就那样印在了我大脑的沟回中。吃午饭的时候，我把它们比作没有重力的虚空里广袤无垠的一个蠕虫星系；作为蠕虫的各个事件在虚空中蠕动着，就像在我的大脑里闲逛似的，但是它们没有相互接触，没有相互联系。我想我的脑子就是个里面有虫子的核桃，仿佛只要打开我的颅骨看看里面的话，就可以看见在沟回中蠕动着的那些虫子!

但是，这种激动还是没有持续太久，迷雾般的星系散去不见了!你看，我固执的脑子，像是有了这种习惯一样，现在又在等着我给它同样的东西了，好像我就必须要找到概括了所有事件的一个短小故事，就必须要编出一个令人信服的传说似的!不仅仅是历史，大概，要原原本本地弄清和理解这个世界与生活，我们大脑的构造就必须要改变!唉……这种想听故事的热切愿望，欺骗着我们每个人，正把我们拖进一个梦幻的世界里，而且是当我们大家健健康康地生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之中的时候……

吃午饭的时候，有那么一阵儿我以为我已经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我在想那个布达克的故事，这个故事昨天以来一直困扰着我。在我今天早上读了一些文章后，这个故事有了新的内容：我觉得，布达克，找到了一种方法，躲进了伊斯坦布尔的一个帕夏的保护伞之下。我脑子里还有从高中历史老师写的书中找出来的其他细节。所有这些，都属于那种为了欺骗那些喜欢听故事的人，为了欺骗那些通过故事来理解这个世界的人的这一类。

因此，我打算写一本没有开头、没有结尾的书，这本书是关于布达克的冒险经历以及16世纪的盖布泽的。这本书将只遵循一条原则：我要把我所能找到的与那个世纪的盖布泽和这个地方相关的所有信息都塞入这本书里，不用考虑按照什么重要性和价值来进行排序。这样一来，肉价和贸易争端、拐骗女孩的事件和暴动、战争和婚姻、帕夏和谋杀案都将在这本书中平平淡淡地一一罗列出来，彼此之间没有联系，一个挨着一个，完全就和在档案中的一样。我要把布达克的故事重点叙述一下，但不是因为我把它看得比其他那些更重，而仅仅是给那些在书中寻找故事的人们提供这么一个故事。这样一来，我的书就将由这种没完没了的“描写”来构成。快要吃完午饭的时候，因为喝了点啤酒的缘故，我完全沉浸在了这个计划的烟雾之中，似乎感受到了年轻时孩子般的工作激情。我老是说我可以进入总理档案馆，我不会让任何一份文件从我眼前溜掉，所有的事件，一个一个地都会有它们的位置。从头到尾，连续好几周、好几个月读我的书的人，最终，他们都会觉得自己像是看到了我在这里工作时所感受到的那大片云团，都会像我一样激动地喃喃自语：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历史和生活……

三十年，不，这个荒唐打算会耗尽我整个生命，我想像着这个打算。它是一种荒谬，它是一种勇敢，它会把我的双眼熬瞎，它会把我的精神熬垮。想像到我要写的书的页码数，我有点毛骨悚然。接着我感到整个这一神圣的情景以及因为看起来如此而散发着受骗和愚蠢味道的打算缓缓地化为了泡影。

此外，我所打算要写的东西一开始落实到笔头上就会遇到第一个难题的。不管我的目的是什么，我写的东西一定要有个开头。再者，不管我怎么来写，都必须把那些事件排好顺序。所有这些，不管怎么说，对于读者来说就意味着一种意义和格式。我越是想要避免这些，就越是不知道我该从哪儿开始，不知道该从哪儿迈出哪一步。因为，人们屈服于老习惯的大脑，无论你怎么排序，都会从中找出一种格式，从每一个事件中找出一种象征，会自己把我想要摆脱掉的故事安插进这些事件当中去。一念及此，我就绝望地想道：根本就没有办法把历史甚至生活原原本本地转化成为文字!而后我想，要找到这一方法，惟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改造我们大脑的构造——要想原原本本地看到生活，我们就必须改变我们的生活!我想更加清楚地解释这一点，但是我找不到方法。我走出饭馆，回到了这里。

整个下午，我都在想同一件事情：就没有方法写那本书吗，就没有办法在人们之中产生我想要的那种效果吗?我快速地看了看我记在本子上的东西，想偶尔能够重新在我心中浮现出那种在我看来给谁也说不清的感觉。

读着的时候，我想不要陷进任何一个故事，完全像我要在书中做到的那样，希望这一次阅读完全是一次漫无目的的浏览……不久前，我以为自己做到了这一点，但是现在我也有了怀疑。太阳落下得更多了，已经过五点了，我没有等勒扎就从这发霉的地下室中出来了，我要在室外寻找瘟疫的踪迹。

我上了阿纳多尔。我心里空落落地离开了在县档案馆中查阅了整整三天资料的镇子，就像离开居住了好多年、把我的心都掏空了的一座城市一样。不一会儿，我沿着伊斯坦布尔至安卡拉的公路，直接拐向了盖布泽火车站，从橄榄园、无花果和樱桃树林之间径直朝马尔马拉海开去。散发着共和国和官僚主义气息的火车站就在这个一直延伸到图兹拉的草原的这一头。我想，在这块平原的某一个地方肯定有一座驿站的废墟。我泊了车，顺着楼梯下到了车站。

正要回家的工人、穿着牛仔裤的年轻人、包着头巾的大妈、一个在长椅上打盹的老人、正在训斥儿子的一位妇女，都在等着从伊斯坦布尔来的火车。我走到了站台的尽头，下到了土地上。我听着电网发出的吱吱声，越过铁路的交叉轨道，沿着铁路线走着。小时候我就很喜欢沿着铁路散步。小时候，好像是在二十五年前，我第一次看到了那个废墟。那时，我大概八九岁，雷吉普带我转悠着，说是打猎。我手里拿着我姨父从德国带回来的气枪，这枪就近开火才能把乌鸦打伤，而我根本就不是一个好的射手!以前，我和雷吉普大老远地来过这儿的一些地方，采摘着黑刺莓，沿一条小溪走着。突然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一堵墙，接着我们看见了雕刻得很好的一些石块，这些石块散落在宽阔的一块空地上。五年以后，没有雷吉普我也可以毫不害怕地闲逛了，这一个夏天，我又一次来到了这里，没有试图把那些石块和残垣断壁想像成其原有的模样，没有试图把看见的东西设想成其他的任何东西，我只是站在那儿欣赏了一下残垣断壁和石块。也就是说曾有过一条小溪，就在铁路附近的某一个地方，然后是青蛙、旷野、草原……还剩下多少?我环顾着四周，走着。

我记得去年我在档案馆里到处翻看的时候看到过一封信，这封信上的日期要比法庭记录和登记簿上的日期晚很多，这封信里谈到了这里，谈到了这一废墟处的一座驿站。我现在记得这封信是于19世纪末，甚至或许是20世纪初写的，这封信以一种令人吃惊的冷漠提到了在这里的某个地方出现的一些部门，提到了它们可能会与一种传染病有关。更让人吃惊的是，这封信好像不是从这个国家，而是从别的国家寄来的，或许是，对，像是被政府扔掉的。我之所以有这个印象，除了信件的日期之外，还有奇怪的国家名称和同样奇怪的印章。当时，我很快看完了信，随着那一刻的沉思，既没有写下日期，也没有记下编号，顺手就扔进了其他的纸堆中。当然，很快我就陷入了懊悔之中，想找出那封信来重新读一遍，花了一个小时到处翻找，但是没能找到。一回到伊斯坦布尔，这种好奇心愈发强烈了。我几乎就要认为这封信并不真的存在了，而与此相关的一大堆问题却涌进了我的脑海。这张与其他文件和卷宗都毫不相关的纸片，是谁把它放在这里的呢?信件里提到了死亡、传染病和瘟疫，是我真的就读到过瘟疫或鼠疫这样的字眼呢，还是我把这些字眼硬套上去的呢?还有那个国家?真的会有这样的事情吗?后来我突然之间想到了这个废墟。或许是因为我读到了他们被塞在某一个地方，或许是因为提到了一座驿站，或许是因为两者都提到了，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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