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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第1页）

失踪部（艾德加的报告）

我是1993年夏天得知克鲁索死讯的，在8月28日。第二天早晨，我就开车去了波茨坦方向，我要去联邦路2号旁的俄罗斯公墓找他母亲的墓地，那个曾经的红军杂技演员。我住在离那儿不远的地方已经有段日子了，开车只要几分钟，穿过森林里走路过去半小时。

公墓在松林里的一个山坡上，这些松树像柱子一样立在坟墓之间，给它们荫凉和保护。这个地方这几年还是有改变的——总有一天，1993年也会成为很久之前。当时克鲁索出事的时候，我对事情的发展无能为力。这句话我一定要再说一遍，只说这句，其他事可以说都已经讲清楚了，虽然我觉得很难就此结束那一段，但那些不属于这个报告的内容。

我没有任何线索，所以就把整个墓园挨着找了一遍。前面对着马路的地方躺的是军官，后面是士兵，然后是埋葬小孩儿的地方，最后面挨着栅栏的地方是妇女的墓地。很多坟墓的边已经碎了，石头滚到一边，上面盖满松针。公墓中心处有一个纪念碑，一个假人守卫着它，那是一个铸铁的红军战士，四五米高，戴着钢盔，拿着机关枪，一副无所畏惧的样子，全神贯注地盯着大门，要用铸铁的眼神把所有怀着不恭敬的心走进来的人逼得跪倒在地。

那些孩子的坟墓上放了很多玩具，塑料汽车，橡皮娃娃，泰迪熊。玩具们斜靠在墓碑上，腿上已经长了青苔。从铭文上能够看出，同时牺牲的士兵是被埋葬在一起的——一个队伍，直到最后，经常是因为飞机坠毁，墓碑上刻着不同机型的轮廓（轰炸机，米格，运输机），刻在名字上方。有些墓碑有面孔，椭圆形的小照片罩在玻璃里，用贵金属镶了边。其他一些上面只有名字，没有出生日期，没有死亡日期——我后来听说，那是些被打死的逃兵。离开假人越远，坟墓上的青苔就越软、越厚。许多士兵死去时还很年轻，特别是在1958年和1959年，我不明白是为什么。更奇怪的是有那么多的小孩。有个坟墓上插着个风车，还有一个上面插了把塑料小叉子。我找到了女杂技演员的坟墓，在几堆树根和土的附近，花环和鲜花在那里被弄成堆肥。

我在那儿站了一会儿。我很清楚地记得那个瞬间。天已经热起来，松树在阳光下开始蜕皮，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浅棕色的小块树皮旋转着落到地上，在阳光下，这些树皮仿佛皮肤一样是透明的。我想象着索尼娅当年表演魔术的情形，在还没有掩埋的墓坑前。然后是对着松树冠鸣枪致敬，还有儿时的克鲁索，既哭不出来，也不会道别。虽然并没有在心里彻底地承认，但我的确以为（或者担心）会在墓碑上看到索尼娅的名字，在她母亲名字的下方。索尼娅·瓦伦丁娜·克鲁索维奇，克鲁索的姐姐。

“如果我哪天不在这儿了，一段时间，那么就由你来负责，答应我。”克鲁索曾经这样说。就好像他的死让我的诺言最终生效，也许就是因为这个我才会碰到那本书（纯属偶然）。几天之后，我漫无目的地在市立图书馆里转悠时，看到了这样一个书名：“穿越波罗的海奔向自由”。海洋灰的封皮上的副标题：“传奇式的逃亡故事”。这本书放在“新书”那个架子上，离大门口不远，实际上是不可能看不到的。书的附录里有一个采访：《搁浅在克林特霍尔姆[1]——港务长埃里克·延森口述》。我拿下那本书，走到报纸架后面去，那儿用棕色的软沙发弄了一个角落，一些退休的人和失业的人就在那里打发时间。

跟港务长的对话讲的是那些从东德逃跑，后来被冲上默恩岛的人。其中讲到了破碎的小船，被打成碎片的折叠式帆布艇，船上没有人。还有那些死人，或是被水冲到克林特霍尔姆，“冲到他家门口”，如对话里所说，或是过去那些年里被丹麦渔夫的大拖网从水里捞出来。哪儿也比不上吕根岛和默恩岛中间找到的多，港务长说。

“我们把他们从这儿弄上岸，交给哥本哈根法医学院。”

“如果今天有家属要寻找某个逃离东德的人，他能有机会弄清楚这个人的下落吗？”

“如果他知道大致的逃跑时间，能够描述一下那个人，甚或有照片的话，那是有可能的。对这些死者的处理是由哥本哈根大学法医学院负责的，皇家医院，哥本哈根布莱达姆街9号。”

我换了一些钱，还买了一张市区图，并在上面用圆珠笔事先画出我要走的路。9月7日，我乘渡船从罗斯托克去了丹麦的盖瑟，又从那儿去了哥本哈根的皇家医院。单是买轮渡票就几乎花光了我的现金。这个国家，这座城市，所有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有时，我感到自己就像是在进行一次科学考察，一次发现之旅，这或许是一场考验，不过，这也不是这个报告要讲的。

皇家医院的主楼是一栋钢筋与玻璃构成的灰色新式建筑，大概二十层高。咨询台的女士刚开始没听明白我说的话——我蹩脚的英语。她直接就转成德语，并把最主要的信息告诉了我，法医学院的位置和对外开放时间。她的友好给了我信心，但是学院已经下班了。

我开到街上，这条街直接从法医学院的楼前经过，腓特烈五世大街，这是个很安静的街区，旁边是一个公园，里面有人踢足球。皇家医院的院区看上去非常大，类似于医院中的曼哈顿，周围都是空地，相当于曼哈顿岛上的哈德孙公园。我在公园里转了一圈，给一辆自行车拍了照片。那车子连着一个大黑盒子，看上去就像一辆人力车。我慷慨地给自己买了一杯咖啡，然后，我开始平静下来。我在足球场附近的一条长凳上坐了一个小时，或者更长的时间，做了些记录——会客时间，街道和街区的名称，等等。我的想法是，不管干什么都要非常仔细，我不想遗漏什么。说过的事就要做到——孩子气的话。或者也不是，那更像是父母亲的话，某种教育的目标，但后来再提起都只是为了嘲讽，出于某些我没必要细想的原因，因为我很确定，而且我的目标很明确。我慢慢地、仔细地吃完带来的最后一块面包，走回车跟前，准备过夜。

大概三年前，我父母亲把这辆旧车给了我，这是一辆日古利拉达，1971年产，我小时候就知道这辆车特别适合过夜，因为前排的座椅靠背放下来后，能跟后排座椅的椅面完美地连成一体。当时还没有头枕或者壳形座椅，至少苏联陶里亚蒂的汽车是这样的，那是俄罗斯人给他们的汽车城起的名字，用的是一名意大利共产主义者的名字，帕尔米罗·陶里亚蒂。这款车也是按照意大利的设计制造的，“依照菲亚特124的设计，1966年的年度最佳车型！”——所有这些，我们开着拉达在路上的时候，父亲都讲过不知多少回，以至于到现在，这辆珍贵的汽车已经是我的，坐在驾驶座上的也是我，那些话依然在我脑海中盘旋，就好像它们已经成了这辆车的必要组成部分，跟车轮或者换挡杆一样不可或缺。我真正喜欢的是一条条拼接在一起的非常柔软的棕色人造革，上面有一股童年的味道，一股坐车和睡觉的味道，长长地舒展开睡在后座上，脚尖抵着一个门，头抵着另一个门。

但这也不是我报告里要写的。我筋疲力尽，想睡马上就能睡着，但我还想再等等，至少等到天黑下来。我又绕着皇家医院兜了一圈。住院部的楼前有一个长条水池，里面有些焦虑的小喷泉。法医学院大门的上方写着“泰鲁姆楼”，问讯处的那个女工作人员说的也是“泰鲁姆”，而对我来说这是个溺亡者博物馆。看老港务长的采访时，这个词就进入了我的脑海中，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再离开。

这个“泰鲁姆”看上去并不像座博物馆，也不像尸体陈列馆。这是一栋五层的新楼，外墙用的是砾石混凝土，大门左右两边的花坛也用同样的材料。花坛里，两株非常小的银杏树正在做垂死的挣扎。透过前门和后门的玻璃门能看见前厅和外面的走廊。宽敞的走廊上设置了一些供人坐的角落，用屏风隔开，放着彩色的碗形软椅，浅蓝色，绿色，红色，想象不出那儿曾经会有人坐过。通向应该躺着那些死者的深处的是一架柠檬黄的螺旋形楼梯。

我把额头从玻璃上拿开，向后退，打算给“泰鲁姆”拍张照片，它那绝望的斑斓色彩让我油然生出一种莫名的敬意（或许可以用一种更现代、更乐观的方式跟这些死者打交道？），这时，一个男人骑着自行车朝我这边过来。他坐在车上问了我些什么，估计是想知道我在这儿干什么。他穿着灰色的警卫制服，那衣服让人想起钳工的制服。他自己也是灰色的，灰白的头发，灰白的脸。我用英语回答。我解释说自己是一个德国作家，在这里为一本关于死去的人的书收集资料，“关于以前送到这儿来的那些尸体”，我结结巴巴地说，听到这儿，负责安全的男人马上收起对我的盘问，并且祝我一切顺利。他把身体深深地朝前埋下，用相当惊人的速度骑走了。这应该是一辆赛车。我突然想起，他之前已经从我身边骑过去了好多次，当时我正想从近处看看这个溺亡者博物馆。

我缩进拉达，马上就睡着了。头顶上方，大众公园（名字记在笔记本里）的树木沙沙响。第二天早晨，我尽量把自己收拾整齐。用水瓶里的水，打开后备厢，躲在下面刷牙。我换了件衬衫，并努力把它抚平，然后走进公园，但是卖咖啡的小摊关着门。

我在车里找到一个苹果。我掂量着继续讲那个作家的故事对我的计划是不是更有好处，反正听上去是挺了不起的。我用一个纸夹装着索尼娅的照片，还用英语写了一篇附带的说明，用来解释为什么我可以算是“家属”。我还把索尼娅的一些个人信息列在了一起（就我所知道的），包括她逃亡的可能时间，她可能的逃亡。我再次打开那个纸夹，但是却无法集中精神，只是从索尼娅破碎的脸上抠掉了一些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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