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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5部分（第1页）

的共产党人是相当不得力的。例如，在切派尔的工厂里，3月份以前倒不时有人提出过要进行破坏，但是在德军来了以后，生产似乎进行得相当平稳了。切派尔兵工厂属于犹太人蒙弗赖德·韦伊斯一家和他的两个女婿乔林和科恩费尔德所有。大概就是乔林把整个企业交给了德国秘密警察，赎买了这个家族的生命和自由。

在1944年夏季，斯托亚伊政权完全无法巩固自己的地位。匈牙利的局势不免使人想起罗马尼亚的安东尼斯库同铁卫军冲突的情况来。因为，虽然所有的左翼反对派都已被迫转入地下，新政府同那些甚至更右的派别，如胡鲍伊国家社会主义者和萨拉希的箭头十字（尼伊拉什）等人之间还是不断发生摩擦。尽管霍尔蒂既尽力抵拒右翼极端分子又尽力抵拒德国人的压力，马扎尔族的右翼极端分子因为敌视那些“斯瓦比亚人”，还是经常同费森迈尔发生冲突。罗马尼亚人在8月23日的大转变，以及他们在8月24日否认1940年维也纳议定书，又在8月25日宣告俄国支持罗马尼亚对匈牙利提出的要求，促使匈牙利陷入一次新的危机。一切政党这时都被解散，斯托亚伊在8月30日辞职，同时以拉卡托什将军为总理的新政府就职了。“匈牙利的政策在本质上肯定已经回复到卡洛伊那个时期。”这是霍尔蒂想恢复匈牙利自治权的最后一次尝试。由于同罗马尼亚处于战争状态，舆论都支持这个摄政的意图。

事实上，霍尔蒂那些最亲密的顾问，尤其是拜特伦，都已经在考虑如何请求俄国停战了。这件事一天比一天紧急，但是要进行接触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10月初，俄军越过了匈牙利边界，进攻科洛什瓦尔。到了10月10日，他们已经抵达德布勒森。五天以后，布达佩斯的无线电台宣布摄政已向俄军方面请求停战了。这是要费森迈尔出来干预的信号，因为他早就使萨拉希处于准备状态了。德国党卫队袭击了布达佩斯广播电台（在沙多尔街），他们在那里遇到了抵抗，以致没有来得及阻止摄政发表声明。10月16日星期一清晨五时，由搭救过墨索里尼的斯科尔兹内率领的党卫队进攻布尔格宫，霍尔蒂只好听任他们摆布了。看来德国人以答应释放他的儿子来诓骗他签署一项声明，宣称他已任命萨拉希为总理，自己退位了。到了那天黄昏时分，德国人和他们的帮手，那些尼伊拉什流氓，已经打垮了所有的抵抗力量。他们犯下的严重暴行是，把通过布达佩斯铁索桥的一个犹太劳动营一人不剩地都枪杀了。萨拉希以霍尔蒂的名义取消了停战声明，并宣称匈牙利及时地从布尔什维主义的虎口里被抢救出来。匈牙利将通过战斗重新取得独立；匈牙利就象西德和东普鲁士一样是德国战略上一个必不可少的堡垒。萨拉希同霍里亚·西马或粲科夫不一样，他至少已在本国的首都开始掌权，但是在11月里却撤到靠近奥地利边境的桑博特黑伊去；12月，他甚至以匈牙利国家元首的身分去晋见希特勒。与此同时，匈牙利总司令米科洛斯将军同他的参谋长于10月17日一起投奔俄国人方面。到了1945年1月20日，匈牙利才在莫斯科签订停战协定。而希特勒曾下令要不惜任何代价予以保卫的布达要塞为俄国人从德国人手里夺去，则已是2月中旬以后的事。从这年年初开始，匈牙利的大部分领土都已为俄军占领，但是直到1945年4月4日，最后一批德国人才逃往奥地利，投降了或者被打死了。

第六章　德国占领下的乌克兰　1941…1944年

虽然德军入侵乌克兰是迅速而惊人的（1941年8月29日便抵达了哈尔科夫），可是没有多久，形势就开始发生了变化。1941年11月24日，红军在罗斯托夫以西发动了第一次反攻。到了1943年2月，第六军在斯大林格勒大难临头，德军开始溃退了。这样，虽然德国专员可以大吹一通说，“在发射出第一颗……子弹后两个月，德国行政官员就进入了该国，”可是也只不过过了大约两年，连远在西陲的卡扎亭的民政机关也都又撤走了。到了1943年11月初，俄国人又回到了基辅，而到了下一年的2月，就象戈林承认的那样，德国专员辖区变成“几乎完全又是军队的控制区了”。再过半年左右，俄国人便收复了全部领土。

根据德国人自己的说法，他们在相当短促的占领期间始终没有完全控制乌克兰。开始时德军倒被居民当作解放者来欢迎，居民代表还以传统的方式拿着面包和盐在城镇和乡村的入口迎接过他们。但是在权力从德国武装部队转移给民政机关以后，人们便迅速感到幻灭。过了不久，他们就开始公然抵抗了。早在1942年3月，海德里希就不得不承认，游击队的活动正在使农村的居民陷入“忧虑和恐怖”中。到了1943年6月，德国专员辖区两北部的日托米尔专区“大约有百分之八十的林区，即一百四十万公顷的森林”和“百分之六十左右”的耕地，都已处于游击队的控制之下。游击队能够按时供应农民种子，从而在当年秋季分享一部分收获。因此，被派往比较遥远的农村地区去的德国行政官员，其命运就决不会是幸福的了。而且根据《NS乡邮报》报道，有许多农业领导人在那些抵抗组织手中“英勇地死去”，还有许多人由于同游击队作战而被授予铁十字勋章。

在占领期间，交通和通讯都无法满足军队或民政机构的需要。尤其是在占领的后来几个月中，公路运输完全为游击队所破坏，例如，在日托米尔专区，只有一条主要的公路（即从日托米尔到文尼察）可以不用护卫队通行。邮政系统常常中断，而在1943年2月以后，为平民服务的正常邮包业务也不得不暂停了。唯一可靠的电话网是德国武装部队使用的那条线路，甚至德国专员科赫也不得不发出怨言说，在他就职十八个月以后，他还只能同他的六个专区常务专员中的三个（即在尼古拉耶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美利托波尔的常务专员）用电报联络。

德国专员辖区的疆界也始终没有非常精确地加以划定。由于前线一会儿后撤，一会儿推进，整个整个地区一会儿属于民政管理，一会儿又属于军事管制，因此在德国报刊发表说明领土边界的地图时，他们不得不指出这些地图只供“说明”之用。罗森贝格从1941年4月起就担任“东欧空间问题中央研究代表”。虽然他在7月17日以前并没有被正式任命为德国的东方占领区事务部部长，他却似乎曾企图使德国专员辖区包括除了克里木（德国人显然要保留该地作为控制黑海地区的基地）以外的所有“乌克兰实际居民区”。这就是说，德国专员辖区的疆界将向东扩展到库尔斯克、沃罗涅日、坦波夫和萨拉托夫，从而把苏联政府在战争初期已经取消了的前日耳曼伏尔加共和国的一角也包括进去，并使德国专员辖区占有大约一百一十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和五千九百五十万人口。

可是，结果德国专员辖区大概始终没有超过这个面积的一半，同时它所控制的人口肯定也始终没有超过三千万。德国报纸在1943年初发表的地图显示出，在东部，波尔塔瓦、克列缅楚格和扎波罗热是在（总之，在当时是这样）民政机关管辖区之内，虽然斯大林诺当时显然是军管的（即所谓后方军区）——同哈尔科夫和克里木一样。在西部，划定的疆界远远超过了1939年的苏联边界，把前波兰的沃林区也包括在内。可是，使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大失所望的是，它们并没有把加利西亚和乌克兰的文化大中心利沃夫也包括进去，因为希特勒本人坚持要把这些地方并入总督辖区。它们也没有把布格河和德涅斯特河之间前苏联乌克兰的那个地区包括进去，因为它是作为“外尼斯特里亚区”而划归罗马尼亚的。在北部，奥斯兰德国专员辖区的边界显然多少被推向普里皮亚特河以北，因此，它就深入到前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境内去了。

罗森贝格原来的意图是要把德国专员辖区划为八个专区。可是最后组成的只有六个这种低级行政区——或专区（这是1941年7月17日希特勒颁布的法令中的正式名称）。沃林…波多里亚、日托米尔、基辅、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尼古拉耶夫这几个专区是在1941年间建立起来的；克里木专区，以美利托波尔为其首府，是在1942年9月才成立的。这六个专区又分为一百一十四个县，而这一百一十四个县又再分成四百四十三个“村”。每一专区由一个常务专员主持，每一县则设一县长。“村”是由一批小村庄组成的，由乌克兰“村长”管理。这种管理机构的基层单位就是农村公社和城市，前者处于乌克兰“执行吏”的监督之下，后者则有乌克兰市长。这些“村长”、“执行吏”和市长，以及协助他们处理司法工作的“陪审员”和“调解员”，表明了本地人参加地方政府的极限。而就连这样谨慎地限制职责的措施，也只是因为暂时还没有足够的受过正规训练的德国人可以接管全部行政工作而才准予实行的。

德国在乌克兰的民政管理实况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个占领区的两个主要负责官员——就是在柏林的东方占领区事务部部长和在鲁夫内的名义上为其下属的德国专员——两者之间的倾轧和勾心斗角的经过。他们的分歧，正如拉默斯被迫在纽伦堡所指出的，终于填满了“一卷又一卷的卷宗”。希特勒的“东欧空间问题中央研究代表”罗森贝格在德国人进攻苏联以前，花了两个月在秘密地阐明德国的目标。在他看来，压倒一切的目的应该是，“使日耳曼族的德国在今后几百年不再受到大俄罗斯扩张主义者的压力。”要做到这一点，就得沿着德国同那个从被肢解了的“大俄罗斯”的非俄罗斯部分毗邻的东方边界建立起一道防疫线来，同时还得“建立一个与大德意志帝国结成最紧密联盟的自由的乌克兰国”。为此目的，就必须从各方面鼓动乌克兰的民族主义：必须给乌克兰的作家、学者和政治领袖“提出恢复乌克兰历史意识的任务”；就必须着手在基辅创办一所“伟大的大学”，同时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设立其他的大专院校；最后甚至还可以利用1918年的“自由乌克兰哥萨克组织”的残余分子来建立一个“乌克兰政党”，它将“在德国专员、他的那些乌克兰顾问和广大的乌克兰公众之间起着桥梁作用”。

罗森贝格在试图谋求人们接受他这个政策时，得到了他的东方事务部中那个政治司的热情支持。这个司几乎全部是由一些俄国通组成的，诸如纳粹党国外政治局东方处前主任格奥尔格·莱布兰特（后来当了司长）和在苏联干了多年工作的前领事奥托·勃劳蒂加姆（后来当了莱布兰特的副手）。可是，这个政策只有为柏林东方事务部的官员和占领区的德国行政官员所接受，才有可能取得成功，而在这方面，罗森贝格一开始就遭到了一种决定性的挫折，因为希特勒当时决定把德国专员这个职位授予东普鲁士的行政长官埃里希·科赫。他是一个“说到做到的残忍的家伙”（戈培尔这样描绘他）。他的任命得到戈林的大力支持，因为戈林认为他独具慧眼，决不会放过乌克兰所能提供的经济开发的机会。科赫为了报答戈林的支持，在表示非常愿意执行作为四年计划负责人的戈林所给他下的命令的同时，却极其蔑视东方事务部里的同僚以及他们研究乌克兰问题的那种书生气十足的态度。他象过去那么夸张地说，他对斯拉夫人的态度是以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所阐明的那些观点为基础的，他把所有的东方居民——乌克兰人、高加索人和大俄罗斯人——全看成是“次等民族”。因此他坚决认为，“决没有什么自由乌克兰”可言；恰恰相反，德国民政机关的宗旨必须是“使乌克兰人为德国工作，而不是使他们幸福”。他于1943年3月5日在基辅宣称：

我将从这个国家榨出最后一点东西来。我不是到这里来散播幸福的。我是到这里来帮助元首的……。我们确实不是到这里来布施灵粮的；我们是到这里来为胜利创造基础的。我们是主宰民族，必须始终记住这一点，即最卑贱的德国工人在种族上和生物学上都比这里的居民要贵重一千倍。

因此，有计划地迫害乌克兰知识分子，以使乌克兰人民丧失他们的领袖，压制乌克兰民族主义的一切表现，并为德国的利益拼命剥削农民，这就是科赫的政策。

科赫是1941年8月20日被任命为乌克兰的德国专员的，虽然他的任命的消息直到这年较晚的时候才公布。可是，他还不曾就职，在一些主要方针上就已同罗森贝格大相径庭了。从理论上说，德国专员是罗森贝格的僚属，这是希特勒在1941年7月17日颁布的“东方新占领区的行政管理法令”规定得十分明确的。然而，科赫在德军占领乌克兰的头几个月里显然也只是次数有限地光临过乌克兰，因为他作为“一个老资格的行政长官”，自诩有权可以直接向元首诉苦，而且事实上，每当罗森贝格向他下达一些不称他意的命令时，他也就毫不踌躇地去见希特勒。至于罗森贝格，由于他并没有最终的和完整的权力，甚至在他作为德国部长的固有权限范围以内，掣肘也很大。在经济事务方面，戈林作为四年计划的总负责人，绍克尔作为征募劳工的总负责人，都可以管他；在警察事务方面，他得听希姆莱的指挥，因为希姆莱是党卫队头子，又是德国警察总监，有权直接向所有参与东方地区“安全”行动计划的党卫队发布命令。他的地位还由于他那个部的各个司长（例如负责经济、劳工、粮食与农业、林业与木材各司的司长）也在其他政府部门（例如四年计划、东方经济事务处、德国粮食与农业部，等等）担任职务而有所削弱，这些部门不是把能力差的官员调配给他，就是把最得力的人送到他那里去，以便控制它们特别感到兴趣的业务。此外，他自己也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把政治司同他那个部里的一些专业部门（即那些处理经济、劳工等的部门）放在同等的地位上，这就意味着永远不能优先考虑一些重大的政治问题，而只能让这些专业部门去处理它们主要关注的、掠夺这一地区的日常工作了。

罗森贝格和科赫的第一次大冲突发生在他们开始为这个德国专员辖区制订一项农业政策的时候。在科赫看来，乌克兰完全是一个榨取对象，应当用纳粹官员代替布尔什维克官员来进行掠夺，并应让苏联的集体制度在其他方面保持原状。罗森贝格则认为，不废除“可恨的”集体农庄，不在农民中重新分配土地，就决不可能使乌克兰人热情地为德国人工作。可是罗森贝格和科赫两人都得根据希特勒规定的全部目标来拟订他们的政策，而希特勒则认为乌克兰在占领的第一年里能提供三百万吨谷物，“在第二年里至少能提供七百万吨’。因此，归根到底，争论点与其说是基本目标问题，倒不如说是方法问题。科赫起初认为戈林本人是他的强有力的盟友，因为他的东方经济事务处担心把土地分成农民的自耕田以后，会使德国人无法控制农业的生产，因此发布命令对解散集体农庄的任何企图都要以“最严厉的方式与之斗争”。可是不久，由于缺乏集体农庄所赖以生产的重型机械，情况开始有利于罗森贝格，虽然武装部队这时纯粹出于政治原因，也开始催促在军事管制区逐渐恢复私有制。但是过了好多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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