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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恋爱与性（第2页）

“性爱”虽然是一个词，但“性”与“爱”并不相同。将不同的东西区别对待，总比不区别对待要好。长久以来，性和爱一直紧紧捆绑在一起，是“性革命”的一代切身实践了“区分性与爱”这句话。

不要误以为年纪越大的人对性就越保守。我们这一代人见证了60到70年代席卷全球的性革命。近年来，实验性性爱似乎成了备受关注的焦点，但一夫多妻制和开放式婚姻早就被我们这代人实践过了。当时还有所谓的“天使夫妇”，指双方之间鲜有性行为、只与伴侣以外的人发生性关系的特权伴侣。尽管在我看来，这无异于排他性的异性恋夫妇的翻转版。放在今天就只是无性夫妇在婚外寻觅性伴侣的老套戏码。看到漫画和博客中描绘的“性实验”时，我们很难不觉得老调重弹。看着那些从来没有也不愿意公开谈论性的年轻人，我甚至觉得年轻一代更加性保守。

毕竟有萨特和波伏瓦珠玉在前。在比我们稍年长的那代人看来，“萨特和波伏瓦那样的关系”就是知识分子男女的理想。不领证的事实婚姻，双方都对其他异性持开放态度，并在此基础上承认对方是自己终身的特权伴侣。即使性变得自由，爱失去了专属性，广大男女（尤其是女性）的心似乎仍被“命运的纽带”牢牢牵绊在一起。话虽如此，萨特与众多女性的关系仍令波伏瓦受尽嫉妒的折磨。

性革命想要颠覆的是近代的性规范，特别是针对女性的双重性标准。那是“初夜”一词仍然存在的时代，可想而知当时的“性实验”与今天相比是多么具有“革命性”。“女人忘不了她的第一个男人”……可笑至极。“女人不可能同时爱上两个男人”……爱几个都行。“女人不能在没有爱的情况下做爱”……一试才发现容易得很。

我们见证了福柯所谓支撑现代性观念的装置——浪漫爱意识形态（爱、性和生殖在婚姻之下的三位一体）瓦解的过程。性革命促进了它的瓦解。但这种装置建立在双重标准之上，针对男性和女性的规则并不相同。

男性以违反规则为前提，而女性被迫服从规则。在某次讲座中，一名老年女性听众发言道：“我没碰过丈夫以外的男人。我这辈子都守着他一个。”我立刻反问：“你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她不假思索地回答：“被迫的。”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年长的女性谈论这种事情本就很不寻常。

在性的双重标准下，女人实践性革命的成本比男人更高。在学生运动中，有些男人在街垒的另一头尽其所能地利用在性方面比较活跃的女学生，却在暗地里对她们使用“公厕”这样的蔑称。到了90年代，我才得知“公厕”是当年“皇军”士兵用来指代“慰安妇”的隐语。那一刻的震惊怕是毕生难忘。我们当那些男人是“同志”，他们却以“皇军用语”称呼我们……只不过事到如今，也无法考证那是传承自“皇军”、还是人人都能想到的名称。

性的近代范式是“性=人格”。女人的“人格”会因为“出格”的性遭到玷污，男人的人格却不受性的影响。在“性=人格”的范式下，遭受性暴力的女性是“肮脏的”，出卖性的女人被视为“堕落的”。以前甚至有“沦落女”“丑业妇”这样的说法。而与“丑业妇”接触的男人似乎一点都不丑陋。人们普遍认为，男人无论怎么接触“堕落的女人”，都不会染上“堕落”。有一段家喻户晓的逸闻，说在明治时期，伊藤博文频频与“肮脏”的妓女发生不正当关系，结果有人在帝国议会上如此回应：“伊藤公的人格并没有被玷污。”不仅认为自己未被玷污，还将自身行为产生的罪恶感转嫁给对方，所以这种范式对男人而言无异于机会主义。针对性工作者的污名就来源于此。我们似乎尚未突破半个世纪前就试图摧毁的近代性观念。

近代性观念（只针对女性）规定“性和爱必须保持一致”。现在回想起来，浪漫爱意识形态是一种相当了得的伎俩，硬是把两种本不可能一致的东西凑在了一起。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终于得出结论，回归原点：性和爱是两回事，应该区别对待。认识是扭过来了，那这种变化又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

性和爱是两回事，所以必须分别学习。我渐渐注意到，社会上出现了一批先学性、后学爱的年轻女性。而且她们学习的，是为男性服务的单向的性。对她们来说，性的门槛已经大幅降低，性的质量却迟迟没有提高。

“别扭女子”雨宫麻美说，她十八岁那年为了参加考试住进一家商务酒店，第一次通过酒店的录像系统看了AV。那就是她学习“何为性”的初体验。她在书中写道，这种无法摆脱的烙印促使她成为AV撰稿人。许多AV演员警告年轻观众：“不要误以为真正的性就是片子里的样子。”但对从未有过其他性经验的青少年来说，AV中的性行为就是至关重要的初体验，极大程度上塑造了他们对性的印象，影响非常深远。据说随着AV的普及，大批普通人开始学着演员的样子颜射，足见媒体的影响不可小觑。

事实上，媒体就是学习性爱的装置。我们正是因为事先通过媒体学习过性和爱是什么，才能为实际的体验命名。信息环境操纵大众，并非新媒体出现后才有的新鲜事。神话、故事乃至少女漫画都是学习装置，都能教会人们什么是恋，什么是爱。事后体验到相应的情感时，你就会意识到：“哦，这就是（通过那个故事学到的）恋爱啊。”这叫“经验定义”。没有事前了解的概念，就不能为经验命名。

当女性的性与爱仍联系在一起，性就是女人为了证明自己的爱而献给男人的东西，不然就是要尽可能高价转让的财产。1974年，山口百惠就在《一个夏天的经历》中唱出了“我要送你女孩最宝贵的东西”。没人关心女性的性欲，人们认为女人在这方面就应该是被动的。我尊敬的作家森崎和江写道，她年轻时在九州跟一名帝国大学的学生谈恋爱，对方吐露过这样的心声：“女人有没有性欲啊……”在那个年代，这可不是笑话。即便是现在，有性经验的少女之间仍会出现这样的对话：“为什么做了呀？”“因为男朋友想要啊。”“舒服吗？”“不怎么样。”看来这种范式仍然没有消失。换句话说，在这个女孩看来，性是一种自我牺牲，因为她所爱的男人想要，所以她把性献给了他。

到了后现代，人们逐渐意识到女人也有性欲，而且不仅是男人，女人也能感受到性带来的愉悦，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而且女性可以自由说出自己的快感了（我要赶紧补充一下，其实在近代之前的日本，人们普遍认为女性有性欲、有快感是理所当然的）。可即使是现在，“喜欢性”的女性仍会被扣上“淫荡”“婊子”的帽子，“对公开谈论性的女人提不起兴致”的男性也大有人在，可见陈旧的性观点似乎并没有消失。

愉悦也是要学的。男人的愉悦很简单，女人的愉悦学起来却费时费力。许多老一辈的日本女性一辈子都没有尝过性快感。70年代，保健师大工原秀子进行了一项面向老年女性的问卷调查，其中有一个问题是“性对你来说是什么”，不少老妇人如此回答：“性对我来说无异于苦差，只盼着早点结束。”①

性高潮被称为ecstasy。拉丁语是ecstasis，意为突破稳定状态，可以翻译成“忘我”“入迷”或“陶醉”。性有顶点是上天的恩赐。因为这意味着它有终点。有人把性高潮比作“小死亡”。我遇到过一名能勃起但不能射精的男性。他的问题被称为射精障碍。“无法结束”的性肯定非常痛苦。有人解释说，这是因为他们无法接纳小死亡。没有“可以把自己交给对方”的绝对安全感，就不可能在别人体内迎来小死亡。只有确信自己一定能复活，人才能容许自己小死亡一场。

性是死亡和重生的仪式，它把我们带回到“生”，而非“死”。

吊唁之日，情欲最盛

——千鹤子

这是我当“俳人”时写的一首俳句。

情色否认死亡。前线士兵找女人交欢，恐怕也是为了抵消对死亡的恐惧。

我想再引用一段自己的文字，其中难得地提到了情色经历。我与伊藤比吕美合写过一本很少有人看过的书，题为《巫女与审神者》。在诗人比吕美的触发下，我一反常态，不由得发挥了这样一段。

性交时，我的身体呼喊着“我想活，我想活”，呼喊着“我想高潮，我想高潮”。[1]

我听到了身体的呐喊。让身体去往高潮。

而我也，攀上顶点。

决不能认为女性的愉悦是被动的。人只有主动感受才能品尝到愉悦。女方若没有主动去“感受”和“沉浸”，只是重复同样的程序绝对无法体验到愉悦。

你说你在三十岁之前和很多男人发生过性关系，却没有“恋爱”过。对我们这代人来说，“恋爱”是一个特殊的词语。团块世代[2]也许是被浪漫爱意识形态洗脑最严重的一代人。而洗脑装置就是少女漫画与电视剧。年轻时狂热追捧《凡尔赛玫瑰》，上了年纪之后又为《冬日恋歌》心潮澎湃的正是团块世代的女性。她们大概也是渴望真命天子、相信红线传说的最后一代人。

1968年，思想家吉本隆明的《共同幻想论》出版上市。书中的论述由“共同幻想、对幻想、个人幻想”[3]三部分组成，却很少有男性评论家关注“对幻想”。但常读吉本论著的女性（包括我自己）都被“对幻想”这个概念深深震撼了。因为他在人们普遍认为“恋爱不是用来讨论，而是自然而然坠入的”年代向读者表明，恋爱是一个“值得讨论”的思想课题。哪怕是在性与爱分离之后，对特权伴侣的幻想也没有消失。还记得当时广泛流行这样的说法：“听说他和某某在搞对幻想呢。”现在听来只觉得好笑。尽管异性恋已被相对化，但我仍然觉得，即使是在LGBTQ（性少数）人群中，对“伴侣”的信仰也没有消失。

“恋爱”是日本近代才出现的译词。近代之前有“恋慕”“好色”之类的说法，却没有“恋爱”这样的表达。到了近代，男女被迫成为赤裸裸的个体，作为“新的男人”和“新的女人”一起被召唤进入恋爱这个“自我的斗争”的游戏场，成为玩家。据近代文学史，“新的男人”比“新的女人”更早诞生。当“新的男人”问，有没有“新的女人”能与他们对等地开展恋爱游戏时，《青鞜》[4]的女人举起手说“我们在这里”。

对《青鞜》的女人而言，“自由恋爱”仿佛是拥有神奇魔力的咒语。女人在别处都无法与男人享受同等待遇，唯独在自由恋爱的游戏世界里，她们能与男人平起平坐，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扭转局势，牵着男人的鼻子走，统治或操纵男人。

抢走中原中也情人的小林秀雄[5]在《致X的信》中写道：

“女人要求我做一个男人（而不是一个人）。这个要求让我猛然一惊。”

女人不能也不被允许成为女人以外的任何东西。对女人来说，将男人与“人”剥离，让他变成赤条条的“男人”，就是在对等条件下玩恋爱游戏的前提。

恋爱是自我的斗争。我要成为“女人”，就需要“男人”作为恋爱游戏的对手。而且我深刻认识到，我对女性身份的认同依赖于男人的存在。我也正是因此才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异性恋的女人”。当我意识到自己的性别认同是异性恋时，我便不由自主地想去寻求男人，也确实那样做了。

然而，在恋爱这种游戏中，女人的赌注和男人的赌注从来都不对等。当女人拿自我下注时，男人只押上了一小部分。这就是为什么《死之棘》[6]中的妻子坚持要丈夫把一切都押上。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吉本隆明在《共同幻想论》中深入探讨了岛尾敏雄的《死之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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