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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男人（第2页）

[3]山口敬之，曾是TBS电视台记者，被媒体称为“安倍御用记者”，因对伊藤诗织实施性侵而被控诉。

[4]日本发生过多起逼迫女性拍摄AV的案件，一般由自称星探的男性接近女性，以当模特或演员的名义骗她们签下黑心合同。

将自身利益放在首位的女性

定能改写女人的生存策略。

铃木凉美女士：

哎呀，这就最后一轮啦。

一年真是转瞬即逝。

书信是一种技术含量很低的工具，但纸面上的对话比面对面交流更加深入，还能展开你来我往的辩论，给我带来了不少刺激。而且比起写给广大读者的文章，收信人非常明确的书信不容许敷衍和糊弄，逼得我写下了不少在其他地方从未说过的话。只能说我是完完全全着了编辑的道吧。你疑惑为什么自己被选中，其实刚接到邀约的时候，我便为编辑的“阴谋”暗暗叫好。因为我早就对你产生兴趣，直纳闷编辑是怎么知道的。

用这封信画上圆满的句号真是再合适不过。用社会学术语说，我们谈论的就是如何在实践上打破“结构与主体”的困境这一基本问题。

你写道：

质疑结构本身（我们这一代容易忽视的事情）和姑且应对当前的现实、以免受到伤害（现在的年轻女性容易忽视的事情）必须两手抓。

话是没错，可两者兼顾何其艰难。

若以“场面话”（原则）和“真心话”区分，前者就是场面话主义，后者是真心话主义。妇女解放运动一代的女性被同辈男性的表面一套、背后一套耍得团团转，受够了他们的场面话，于是将男人从“革命”这种非日常状态拽进了名为“日常”的战场。但即便是在那里，她们搞不好也活在“男女平等”或“平均主义”①这样的场面话中。再说了，如果公共领域的结构完全不变，只在私人领域实践那些冠冕堂皇的原则，男女双方肯定会互相折磨，搞得遍体鳞伤。这类夫妇在我身边已是尸横遍野。如今人们热烈讨论“选择性夫妇别姓制度”，另外也确实有人对法律不屑一顾，选择事实婚姻，忍受着各种歧视，生下并抚养子女，并坚持在法庭上反抗对非婚生子女的歧视，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这个地步。

我认识很多夫妇，他们觉得再嚷嚷也没用，选择接受现实，优先考虑孩子的利益，于是在孩子出生的同时成为合法夫妇，这是因为日本的制度在各方面都有利于登记婚姻的夫妇，他们也无法要求别人放弃这种优势。个人能否在相同的结构下做出与他人不同的选择，取决于他们的可行能力，即有没有相应的资源和选项。

你们这代人的犬儒主义也许就是“再嚷嚷也没用（反正……）”的真心话主义吧。这几年掀起了回顾1970年安保斗争的五十周年热潮②，如果政治犬儒主义是学生运动一代留给下一代的遗产[1]，那不得不说他们罪孽深重。互联网这种全新的信息工具为真心话主义提供了展现的舞台。

思考“结构和主体”时，我总会联想到“慰安妇”问题。这个问题极其复杂，致使日韩关系恶化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支持者和学者内部也产生了种种分歧。站队的标准之一就是朴裕河女士出版的《帝国的慰安妇》一书。这本书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幸存“慰安妇”告它诽谤——这本书认为，加害者（“皇军”士兵）和受害者（朝鲜“慰安妇”）之间其实存在“同志关系”，同一种结构逼得前者奔赴险地，使得后者不得不从事性劳动。积极为“慰安妇”问题寻找解决方案的人本就是少数派，却针对此书观点出现了分歧。

我、兰信三与平井和子筹备两年，出版了《战争与性暴力的比较史研究》，以求抛砖引玉。其中收录了平井和子女士的文章《士兵与男性性：去过“慰安所”的士兵和没去“慰安所”的士兵》。当年有“慰安妇”和日本士兵殉情，也有人和士兵两情相悦。她们在严酷的环境下寻求聊以慰藉的关系，这完全可以理解，而且据说她们不收“相好”的钱。当时，她们是日本帝国的臣民，在前线穿着和服，改成日本名字，穿着传统日式围裙、挥舞着日本国旗给出征士兵送行。这可能是迫于没有选择余地，在那种情况下存在“同志关系”也是可能的，在日军占领的地方，她们就是被占领国人民眼中的“日军走狗”。也有一些女性施展与生俱来的才智，广受士兵追捧，如“慰安妇”索赔案的原告之一文玉珠女士。站出来说自己当过“慰安妇”的女性都是从“慰安妇”的残酷现实中幸存下来的人。她们之中肯定有一些人采用了形形色色的生存策略。我们对这些历经艰险的幸存者怀有满腔敬意。

照理说，指出“慰安妇”经历的多样性，绝不意味着替她们所处的严酷结构开脱。恰恰相反，个人在结构的胁迫下带着必死决心行使的生存策略反而凸显了结构的严酷。朴女士的书读来让人唏嘘不已，它展示了大日本帝国殖民统治对朝鲜半岛的深度压迫，就是这种压迫让当地女性迫不得已和敌方士兵结成“同志关系”。然而，这本书遭到了拒斥，其支持者也备受责难。

这本书还收录了茶园敏美女士研究“潘潘”[2]的文章《名为性的接触区：自日据经历说开去》。在日本，对潘潘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禁忌。占领期是人们不愿回忆的过去，潘潘更是人们不想放到台面上讲的耻辱，当事人的证词少之又少，连使用潘潘这个词都会遭到限制。而战后出生的女性学者拿起这个主题，揭示日本女性在战败和占领时期权力压倒性不对称的情况下，如何利用她们仅有的资源“性”，采取多样化的生存策略。在女性没有参政权的时代，她们被卷入男人自说自话发动的战争，又被迫置身于战祸和占领的荒谬局势。女性大可争辩“依附打了胜仗的男人有什么不对”，但在打了败仗的男人看来，她们就是屈辱的象征。茶园女士的研究动机就是帮助被战后史记忆排除在外的“潘潘女郎”恢复名誉，同时为有类似经历但终究没有站出来的广大日本女性创造发声的机会。我们敬佩她们顽强的生存策略，但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为战败和占领的结构性强制开脱。我们这个项目旨在寻求一种复合型的方法，在结构和主体间的夹缝中，尊重既不能还原为结构、也不能还原为主体的能动性，同时不为结构的暴力开脱。③

遗憾的是，我们似乎还远未克服这一困难。

我一直想在信中提一提“慰安妇”问题，却迟迟没找到合适的机会，总算在最后一轮如愿了。这是因为我觉得，你关注的性暴力受害者与“慰安妇”的立场在结构上属于同一类型。

比如，你在信中写道：

尽管我打心底里认为，强奸的受害者不应该内疚，也不应该让她们陷入自责或是受到他人的责备，但我仍然希望那些尚未成为受害者的人能知晓如何不被强奸。这不是在追究受害者的责任，只是希望大家能在这个坏男人（当然还有坏女人）遍地跑的社会平平安安地活下去。可我要如何传达这一点，又不让已经受到伤害的人自责呢？

“是你自己跑去那种地方的，活该！”“都怪你毫无防备，随随便便跟人家走了！”……性暴力受害者时常遭到这样的指责。还有一些女性为了将伤害降到最低而迎合加害者，并为此自责不已。这就是自我负责理论。也许你们这一代人被过度灌输了这种观念。但是，无论你穿什么衣服、在几点去了哪里、是多么天真无知，毋庸置疑的是，错的是加害者，受害者没有责任。

自由主义的自我负责理论有一个前提：个人在完全知情的情况下是可以自由进行自我决定的主体。但这是一个神话（毫无根据的幻想）。承认自己是“结构”暴力的受害者绝非溃败（不过是直视现实，没有自欺欺人罢了），若你基于“主体”的选择，调动手头的所有资源（无论资源多么有限），想办法生存下去，那就值得称赞。

专门研究性骚扰和家暴的心理咨询师信田小夜子在最近的著作《家庭和国家的共谋》中写道：“承认伤害并非屈服，而是抵抗。”那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坚忍的证明。

不过话说回来，肯定也会有男性读者看到我们的书信——但搞不好他们一看到我俩的名字就直接跳过去了（笑）。你在信里写道：“在我和同龄人心中，对男性的信任好似风中残烛，已然消失殆尽，而我想把这次连载变成一个契机，促使大家思考如何重拾这种信任。”我很想知道，他们看到这段话会做何感想。

每次和周围的男性谈起色狼和性犯罪，他们的反应都是“我就和他们不一样”“我从没干过”，但他们中不乏经常享受风俗服务的人，妻子被出入风俗店的丈夫传染了性病也是常有的事。战争期间去“慰安所”的士兵其实都是普通的日本男性。也有些具有想象力的男性会想，自己如果置身于同样的情况，搞不好也会干出同样的事情。

我没有遭受过家庭暴力，也没有虐待过孩子（因为我没有把自己置于那种情况下），但我可以理解、共情那些曾置身其中的女性。援助“慰安妇”的女性运动之所以不断壮大，正是因为那些不用成为“慰安妇”的女性产生了伴有疼痛的共鸣，觉得“遭遇不公的也可能是我”。1991年第一次看到“慰安妇”的报道时，我也感到了切身之痛。女性运动让那些不是直接受害者的女性也参与进来，带头解决女性面临的困境。因为我们感觉到，其他女性的过去也许就是自己的明天。

可为什么要由作为受害方的女性出面解决性暴力问题呢？我百思不得其解。男人的问题难道不该由男人来解决吗？是色狼逼得女性不再信任男性，可广大男性为什么不将怒火对准色狼？为什么男性不主动发起打击色狼的运动，还把女性的指控看成诽谤，坚持主张“色狼蒙冤”？最有资格对性骚扰者感到愤怒的就是不会性骚扰的男人，可他们为什么要反过来包庇败类，而不是痛骂？出入风俗店的男人为什么不引以为耻？……男人可真是难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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