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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仇敌满天下（第1页）

武汉是蒋介石要攻取的重点之一。杨永泰曾建议，要破新桂系的“一字长蛇阵”，必须先击首腹后斩尾，也就是先解决武汉、平津的桂军，而后再直捣新桂系的广西老巢。

然而即便有了那么多有利于蒋的趋势，蒋、桂位于长江中游部队的实力仍然不相上下。除此之外，“李白”还有另外一个希冀，那就是冯玉祥已答应出兵相助。从现实情况来看，只要西北军南下响应，新桂系便可立于不败之地。

令“李白”感到意外和不安的是，蒋桂开战后，西北军不但没有依约南下，反而还向后撤退了。当时冯部大将孙良诚出任山东省政府主席，有一天夜里，他突然让部下在两小时之内把行李备好，准备由泰安撤退。部下不明其意，问道：“这是什么道理？是不是由北南下直驱浦口、南京，驱蒋下台呢？”孙良诚回答：“我接到冯总司令的密令，叫我们往开封方向撤退，内幕我不知道。”

西北军中搞不清状况的人还有很多。有人直接问冯玉祥：“这一次撤退的战略意义何在？”冯玉祥一面握起拳头做缩回来再打出去的姿势，一面说：“把拳头缩回来再打出去才有力量。”又有人请他预测一下这次蒋桂战争的结果，冯玉祥说：“他们是势均力敌，总要看上一个月至两个月才有分晓。”

冯玉祥的真实意图是要坐山观虎斗，坐看战局发展而从中渔利。他固然恨蒋，欲借此机会反蒋；但另一方面又垂涎于新桂系所控制的地盘，打算一旦“李白”力竭或者落败，就趁机将河北夺过来，以便使河南与湖北连成一片，达到既控制长江形势，又增加财政收入的目的。

为了“一举而得两虎”，冯玉祥暂时实施回缩战略，他将孙良诚部作为预备队集中到豫西一带，将韩复榘部布置在京汉路南段，以便在“一个月至两个月”后发力。

眼前一黑

“李白”不知道冯玉祥的葫芦里究竟卖什么药，作为“李白”的对手，蒋介石也是又惊又疑，非常害怕西北军联合新桂系夹攻自己。为防不测，他除调动所有可以使用的正规部队外，还将正在肄业的中央军校第六期学生编入作战序列，其中一部分直接到前线作战；另一部分发给实弹，做保卫南京的准备。

继李宗仁的代表之后，蒋介石的代表也拜见了冯玉祥。西北军总司令部内盛传，代表带来了蒋的三个条件：冯玉祥任行政院院长；要孙良诚继续回山东当主席，同时青岛特别市亦归西北军接收；由冯在湖北、安徽两省中任选一省作为西北军的地盘。

作为回报，冯玉祥必须通电声讨新桂系，出兵湖北。冯玉祥听后告诉蒋介石的代表：“论公论私，都不能让你们独任其艰，我出十三万兵力相援，怎么样？”

代表高高兴兴地回去复命。见冯玉祥已经表态，蒋介石立即改订战斗序列，临时任命韩复榘为第三路总指挥，由豫南向武汉进攻。他自己也乘舰由南京至九江，亲自指挥嫡系部队向鄂东进攻。

哪知道冯玉祥嘴上答应得好，实际仍是虚与委蛇，不但没有发出一个字的讨桂通电，韩复榘部也奉命止步不前。说来说去，他还是舍不得放弃他那坐山观虎斗的妙想，就想尽量拖延时间以等待蒋、桂两败俱伤。

当时蒋、桂在长江中游的兵力配备大体相当，蒋军虽然人数上稍多几个团，但论战斗力，桂军却还要强上一些。3月30日，蒋介石在九江下达总攻击令，但只是虚张声势，各部前进很迟缓，都不敢冒险猛进。

然而当蒋军进入鄂东境内时，桂军也始终没怎么抵抗，众人对此颇为不解。由于李宗仁无法亲自到武汉指挥作战，桂军在军事上主要由胡宗铎、陶钧主持，当有幕僚表示担忧时，陶钧说：“我们的作战计划是引敌深入。敌军攻坚，伤亡必大，可一鼓而歼灭之。军事我们很有把握，你不必担心。”

胡宗铎代替李宗仁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他更是对着幕僚摆出了一副用兵如神的姿态，说：“将来武汉附近听到炮声隆隆，是打得很好听的。请你转告亲朋和一般市民，不要惊慌，没有危险，结束很快。”

胡、陶之所以敢于“引敌深入”，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在蒋桂战争酝酿之初，他们就耗费两百多万元，在鄂东前线打造了坚固的防御工事。二人认为，凭借这一深沟高垒和强兵猛将的组合，不愁蒋军不伤亡惨重，到时他们再率部一冲，自然就能够“一鼓而歼灭之”。

3月31日，胡宗铎已做好到蒋军兵败，新桂系重新入主南京中央政府的准备。他认为：“这次战事很快就可以结束，打到九江就没有战事了，我们乘船东下，一帆风顺到南京，不会像上次那样吃苦（指北伐时期）。”

胡宗铎叫来自己的幕僚：“我打算明天出发，想约你同行。到南京后，关于政治党务，还是要你帮我布置布置，在作战中途也有一些大文章要请你大笔一挥！”

4月1日晨，胡宗铎正要出发，却见夏威拿着文件跑了进来，并且招手让胡宗铎到卧室密谈。

听夏威讲完事情经过，胡宗铎顿时眼前一黑。

按照胡宗铎的计划，第十九军防正面，第十八军防右翼，第七军防左翼。由于夏威本人患扁桃腺炎住院治疗，无法到职指挥，第七军临时由李明瑞统带，这给武汉策反中蓄谋已久的兵变创造了一个绝佳机会。

第七军出发之前，李明瑞就在汉口密约团长以上多名将领，商定全军开至前线后，即发动兵变。为免不测，李明瑞这时候还不敢说是要投蒋，只说是反对胡、陶，因此没有人对此表示异议。

到达鄂东前线后，俞作柏与李明瑞取得直接联络，约定立即行动。当天黄昏时分，李明瑞召集连长以上军官训话，他说：“北洋军阀虽然被打倒了，但是现在又有新军阀起来了，比如蒋介石、胡宗铎、陶钧等人就是。”

接着他列举了蒋、胡、陶的罪状，当然重点讲的是胡、陶如何把持湖北地盘，横征暴敛的种种事实，特别强调“我们的官兵，在北伐各次战役中出生入死，现在倒落得个食不饱、衣不暖，连按月领饷都成问题的地步”。

第七军本是第十八军和第十九军的母体，可是在“桂系鄂军”吃香喝辣的同时，第七军却在军饷被服的补给等方面饱受歧视，甚至连军装都发不出。大家早就对此愤懑不已，那真是“提起心头火，咬碎口中牙”，李明瑞的讲话立刻在与会者中引起了共鸣。

李明瑞说，胡、陶把第七军摆到最前沿，等于是让第七军给他们做挡箭牌、牺牲品，完全不值当——“现在蒋介石的军队向武汉打来了，我们的内部又有胡、陶的军阀部队，即使我们打败了蒋介石，还不是为胡、陶他们这些新军阀造机会？结果我们还是吃亏的！”

见众人频频点头称是，李明瑞决定绕至主题：“现在我的意见是这样，把我们的部队开到安全的地方去，不参加这一场肮脏的战争，听他们两方面的新军阀自己去拼吧。等到他们打到筋疲力尽的时候，不管哪方面打赢，我们再把他们消灭。我的意见，大家看看怎样？”

李明瑞这么一问，大多数军官都举手高喊“同意”。有几名军官是李宗仁、白崇禧、夏威的亲信，他们内心虽然不同意，但在多数人都赞成的氛围下，也只好被迫跟着举了手。

统一意见后，李明瑞即集结部队，以急行军的速度向西北移动。等夏威得到消息时，李明瑞、杨腾辉早已率部撤至孝感了。

丢了西瓜捡芝麻

事已至此，胡宗铎问夏威打算怎么办。夏威知道自己责任非小，连忙说：“我还是出发到前方去吧。”胡宗铎尚有些犹疑：“你的喉痛怎样，去得吗？”

夏威哪里还顾得上什么喉痛：“不要紧，我决定还是去的好。”

去往前线的专车上，有不明真相的人还在兴高采烈，高谈阔论，说：“今天这样的好天气，可以说天时、地利、人和，兼而有之，是胜利的先兆。”

胡宗铎越听越郁闷，已全无平时狠拍胸口的那股牛气；夏威更是一言不发，情绪极度低落。

突如其来的内部兵变动摇了桂军的整个军事计划。胡、夏到达前线后，立即召集陶钧等人开军事会议，众人研究至深夜，最后决定变守势为攻势，冒险向蒋军出击。

不料天亮后，胡宗铎又接到报告，称李明瑞、杨腾辉贴出了“打倒胡、陶”“再不为湖北人打仗”等标语。这种情况下，如果十八军、十九军继续出击，第七军极有可能抄袭他们的后路，到时“桂系鄂军”就会面临腹背受敌的危险。

“为了不白送枪支”，胡宗铎、夏威、陶钧只得率部向鄂西退却。撤退途中，夏威压力很大，接连几天都吃不下饭。直到他的亲信所带的几个团跑回来，表示愿意继续服从他的指挥，夏威这才吃了一碗饭，并且说：“老子拼到一兵一卒还是要拼的。”

当胡、夏、陶不战而退出武汉时，他们连李宗仁的行李都一道遗失了，其中也包括李宗仁那张跟蒋介石做盟兄弟时的交换帖子。白崇禧在北方同样狼狈不堪，这位以花样多、点子多著称的小诸葛，其弱点正在一个“小”字上面。他的精明能干往往都只限于一定范围，做事也总是丢了西瓜捡芝麻，大处不算小处算——舍不得放弃武汉，结果武汉的军队丢了个一干二净；舍不得放弃平津，又导致在势单力孤、久居客位的情况下，难以控制住自己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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