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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约萨马拉（第1页）

母亲和我都爱阅读一本小说的开场白。比如，“小男孩们早早地来看绞刑了”，这是我最喜爱的开头之一，出自作家肯·弗莱特的著作《圣殿春秋》。这样的开篇，怎么可能不想继续看下去？还有约翰·欧文的《为欧文·米尼祈祷》的第一句：“我注定要记得一个破锣嗓子的男孩，倒不是因为他的声音，也并非因为他是我所认识个头最小的人，甚至不是因为他是造成我妈妈死亡的罪魁祸首，而是因为他是使我信仰上帝的原因。欧文·米尼使我成为一名基督徒。”以及福斯特的《霍华德庄园》以“事情不妨从海伦给她姐姐的几封信说起”为开头。那个“事情不妨”轻而易举地将你带入闲聊般的故事情境的同时，也给读者强烈的预感：接下来的故事一定精彩万分。

有些小说家在开头就交代了故事的主线；有些在开头就埋下了伏笔；还有一些两样都没有，只用简单的笔墨交代场景或者描述一个人物，让读者感受暴风雨前的宁静。不少作者用类似“她对面临的人生巨变一无所知”的口吻来试图制造悬念，而恰恰这是最没必要的，因为人们永远意识不到自己的人生将以怎样的方式改变——这正是所谓的“难以预料”的本质。

所有人都是如此，无一例外。

2007年年初，母亲和父亲在佛罗里达的维洛海滩度过了几周，这个好地方是母亲晚年才发现的，她很喜欢这里。有个喜剧演员曾这么说过佛罗里达：“那是个老年人搬去等死又死不了的地方。”我对母亲转述了这句话，现在回想起来有些难过。

家里人都计划好了到达维洛海滩的时间，当时每个人都兴冲冲地忙得不可开交。我的哥哥道格，刚刚制作完成了新版《灵犬莱西》。妹妹妮娜在TBAlliance（全球结核病药物研发联盟）工作，在为对抗结核病在全球的蔓延而斗争。大卫·哈伯斯塔姆要出版一本关于朝鲜战争方面的新书，我除了忙着相关的事宜，还在忙着推广我与朋友合写的一本有关邮件的书。父亲忙着代理他的指挥家、歌手和音乐家的音乐会艺术经纪工作。大家沉浸在焦虑、拌嘴和微不足道的病痛中（牙疼、头疼、失眠），还要记住家人的生日，安排庆生活动，讨论旅行计划以及行程安排。我们家总会收到人家拜托的源源不断的请求，比如要不要出席募捐大会，能不能做个开幕致词，能不能回忆起音乐会上那个穿红裙子的女士的名字，诸如此类，无穷无尽。我们家人之间还不断地狂轰滥炸一些建议，而且通常都以命令的形式开头：你必须明白……你必须阅读……你必须看……当然，这些大部分都来自母亲。

如果我们家是个航空公司，母亲就是中心总调度，我们其他人都是机场上等待起航的飞机。我们不能直接飞向目标，一定要经过母亲的调度。她负责指挥我们，决定哪个人需要先飞，哪个人可以着陆。连父亲也无法幸免，尽管相对于我们来说，母亲对他的掌控已经非常留有余地了。

最让我们觉得困扰的是，必须小心翼翼地依计划行事。就像某架晚点的航班会导致机场大乱，调度备用机，航班滞后，乘客只能在走廊里休息等待结果一样，母亲也认为，超出计划的任何变化都能让我们的生活分崩离析。其结果就是，我的哥哥、妹妹，还有我，只要跟母亲商量过的行程有变，哪怕是最为微小的变化，我们也会心生恐惧。

那年二月，我给在佛罗里达的母亲打电话，说我决定坐下午从纽约起飞的航班，而不是之前商量好的早晨的航班，她只说：“哦。”但我可以明显听出她声音里隐含的不悦。她接着说：“我原本想，如果你早上到，我们还可以去邻居家吃午餐，他们晚上就要走了。如果你坐下午的飞机来，就跟他们见不到面了。虽然我们下午可以请他们喝杯咖啡，但我们就没法去租车公司帮你租车了，就得换我开车去奥兰多接你妹妹了。算了，没关系。我相信我们有办法把该做的事情完成。”

母亲不仅仅安排我们的生活而已。她还帮助安排几百人的生活，几乎都是应教会、流浪妇女儿童委员会（她是理事长）、国际救援委员会（她曾经是董事会成员的联络人，也主持英国分会的创办事宜）以及其他她曾任职或担任理事会的大型机构的请求。在我成长期间，她担任过哈佛大学的入学主任，接着是纽约一所大学的咨询顾问，然后又是另外一所高中的校长。她与成百上千的学生、同事、儿时的玩伴，飞机和公交车上认识的邻座，以及她在世界各地旅行中遇到的难民们保持联系。母亲永远在介绍人、排计划、参加活动、发表建议、提供帮助……有时她会抱怨太累了，但显然，她还是是乐在其中的。

花费母亲最多时间的，是一个在阿富汗境内建立图书馆的基金会。1995年，她第一次去往阿富汗报道那里的收容所情况时，就立刻爱上了那里。她先后九次往返阿富汗，都是为了妇女委员会或者国际救援委员会的事务，深入了解当地收容所的困境。回到美国后，她呼吁建立法规来帮助阿富汗的难民，尤其在协助妇女与儿童方面。母亲为了难民的事务东奔西走，不仅仅是首都喀布尔，甚至走遍整个阿富汗，曾在斯霍特一个破烂不堪的旅馆住了一晚，与她一起留宿的还有二十三位圣战士，而她是唯一的女性。母亲的足迹遍布全世界，包括东南亚以及西非的大多数国家。

这一年，母亲在佛罗里达度假期间，跟一位叫作约翰·迪科森的人经常联系。约翰对于阿富汗的情况相当了解，他正全力帮助一位比他更精通阿富汗事务的人——八十岁的南茜·哈奇·杜普利。杜普利长年住在喀布尔与白沙瓦。母亲和约翰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见过她很多次，他们想在美国成立一个基金会帮助杜普利筹款，在喀布尔大学建立一个阿富汗国家图书馆（阿富汗境内还没有此类文化机构），在阿富汗全国各个村庄建立移动图书馆，提供达里语和普什图语书籍，帮助那些没看过用母语写的书，甚至连书都没摸过的人阅读。杜普利的丈夫在1988年去世，他们近三十年来募集到三万八千册阿富汗史上非常关键的图书与文件，这是个从未有过的数字。书齐了，现在只缺资金和其他相关的支援了。

2007年春天，母亲有机会加入一个前往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国际救援组织。一切看起来很顺利：在白沙瓦和喀布尔，她有更多的时间与杜普利一起筹备图书馆的计划。那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之一，母亲曾在那里遭遇过枪击（虽然她总说自己并非目标，对方只是在向轮胎射击），碰到过武装组织头目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之后被两个人体炸弹暗杀而死），当地多数地区被塔利班组织控制，那一年还不到年底就有超过两百位美国人与盟军战士在那里丧生。对于其他家庭，有人要去阿富汗是难以想象的，可对我们家来说，这是一件寻常事。我甚至记不清母亲都去过哪些地方，因为她去过的国家太多了。

所以，我们从未想过这次旅行跟以往有所不同，甚至她回来后生病，我们也没有在意。因为她从一个战火肆虐的国家回来之后都会这样，比如从利比亚、苏丹、东帝汶、加沙、老挝、科特迪瓦回来后，她都出现过咳嗽、乏力、头痛、发烧等状况。但她总会打起精神来继续忙碌，直到这些病症全部消失。

母亲也曾在回国后大病一场，不过比较少见。她曾经从波斯尼亚后来后久咳不愈，甚至我们都习以为常了，直到某一天她突然不咳嗽了，我们才意识到，原来咳嗽已经跟随母亲两年之久了。肿块、色斑、皮疹等皮肤病对母亲来说也很常见，但无论如何，她的病都从未恶化过。每次回家后她不舒服一阵子就会好，不然就病成常态，病到所有人包括她自己都忘记自己原来正常的样子。

我们总是建议母亲去看医生，她也确实去看了，从家庭医生到各种热带病专家，以及其他的病种专家。除了检查出患有乳腺癌的那次真把我们吓坏了，幸好发现得早，经过手术治愈了。除了对乳腺癌再次病发的担忧，以及切除过一个胆囊，她从未有过其他严重的疾病。我们一直认为母亲并没有什么无法治愈的疾病，她只是需要放慢脚步。

可是她慢不下来。

我们都相信，如果母亲能够依照医嘱把抗生素吃完，她就能摆脱旅途中感染的所有疾病。但不知道是出于节俭还是固执，又或者是对药物的不信任，她总是在吃完一半剂量的时候就停下来，把余下的药留着以后再吃。这点实在让我们抓狂。就算是吓唬她这么做会产生抗体也无济于事。

到了2007年的夏天，母亲的病还没好。每一个大夫、专家都确诊她得了肝炎。她的脸色开始变黄，眼白变成了带着血色的橘黄色。她日渐消瘦，没有食欲。她刚从阿富汗回来，很明显，她一定是在那里感染了肝炎。起初，医生无法确诊她感染的是哪种类型的肝炎，不是A型、B型、C型，甚至也不是D型。他们猜想可能是极为罕见的E型肝炎。尽管没有人能确诊纠缠母亲的到底是什么病，但情况似乎并不值得担忧。如果我们无法理解阿富汗复杂的政治和宗教状况，又怎么指望能辨认出在那感染到的每一种奇怪的病菌和疾病呢？

不是母亲的医生们太大意了，而是因为他们仔细排除了其他疾病的可能，且对排除的部分相当确信。他们为母亲提供了一些建议：休息和戒酒（虽然她习惯在晚餐时喝一杯葡萄酒，在庆祝时来点香槟酒，但戒酒对她来说并不太难），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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