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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2页）

在这样一种税收制度下，人们需要呈报年收入和年储蓄额，就跟参加401（k）计划和其他退休方案时一样。家庭的年消费量为收入和储蓄之间的差额。这个数，减去一个标准起征点——比方说，四口之家的起征点是30　000美元——就得到家庭的应纳税消费额。起征的税率很低，就比如10％吧。这样的话，一个家庭，年收入50　000美元，储蓄5　000美元，那么应纳税消费额为15　000美元，只需缴纳1　500美元的税。而依照现行联邦所得税制度，该家庭每年要纳税3　000美元。

随着应纳税消费额的提高，额外消费的税率也随之上涨。按累进所得税，边际税率一旦提高到一定的极限，就不可能不威胁到储蓄和投资的动机。可使用累进消费税，较高的边际税率反而强化了这些动机。

试想有个年支出1　000万美元的家庭，正在考虑要不要再花200万美元给自家的豪宅修个翼楼。如果消费税的最高边际税率是100％，这个项目的成本就是400万美元。上缴税款可以帮联邦减少200万美元的赤字。如果该家庭觉得这笔钱太多，于是减少预算，只用100万美元来为房屋修建附加工程。那么，他们要付100万美元的税，并把省下来的200万美元存起来。联邦赤字减少了100万美元，而多出来的储蓄则可以刺激投资，带动经济发展。不管是哪种情况，国家都能收获好处，又无需富裕家庭做出什么真正的牺牲，因为要是所有人的房子都越修越大，最终结果只不过是重新定义“豪宅”的标准罢了。有了消费税，大多数邻居们都会缩减预算，在新翼楼上少花点儿钱。

累进消费税还将减少中产阶级家庭日增的经济压力。过去30年间，最高收入群体不光在收入上增长最快，享受的减税政策也极为优厚。他们的房子越修越大，只不过是因为他们的钱越来越多。这些豪宅改变了收入稍低者的参考坐标，令得后者也开始修建越来越大的房子。激增的支出影响了各收入层次的家庭。

7　为什么节俭的人反倒要受罚（2）

举例来说，尽管中等家庭的实际收入20多年来并没有太大增长，但在当今美国，中等档次的新住房面积一般超过700平，比1979年大了40％以上。问题倒不是中等收入的家庭竞相攀比，恰恰相反，他们支出超过负担极限，往往是因为房子卖得贵的街区里学校也比较好。因此，一家人要是在房子上少花了钱，就必然要把孩子送到质量差的学校去。

有人担心税收制度不鼓励消费，可能会将经济带入衰退。但决定产出和就业率的是总支出，而不仅仅是消费。如果累进消费税得以分阶段引进，它的主要作用将是把国民支出从消费转向投资，带动生产力和收入的高速增长。

如果发生衰退，暂时降低消费税能比传统所得税暂时下调带来强得多的刺激。只有立刻把钱花掉，人们才能受益于消费税的暂时下调。而传统的所得税下调时，害怕因为衰退而丢掉工作的人，往往不愿把省下来的所得税花出去。

回避当前的金融危机可不是个好主意。随着婴儿潮一代逐渐退休，大多数选民又支持全民医疗保险制度，预算缺口越来越大。每年向国外的借款——如今已超过8　000亿美元——有增无减，令得美元进一步贬值。个人储蓄率——过去两年均为负数——还将继续下跌，经济增长率不断走低。

累进消费税或许是以可接受的政治成本逆转上述趋势的唯一可行之道。来自不同政治立场的许多经济学家都认可这一做法。1995年，乔治亚州*党参议员山姆·纳恩（Sam　Nunn）在最后一届任期内向参议院发起此一提案，并得到了新墨西哥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彼得·多梅尼西（Pete　）的附议，后者将之称做“储蓄无限减免税”。简而言之，这种税并不是什么激进想法。

小布什针对全美最富裕家庭的减税政策不仅威胁到了美国经济的繁荣，而且并没有给富人们带来什么实际的好处。富人们争相花数百万美元给孩子开庆生会，无非是提高了所谓“特别时刻”的标准。倘若这些钱能用来修补老旧桥梁、检查进出港口的集装箱，即便单纯从自私自利的角度讲，富人们的日子都将过得更舒坦。

中国视角　　　巴曙松

只有死亡和纳税是无法避免的，这是我们经常应用的一个西方谚语。

我们为什么要交税？税收都干什么用了？为什么在美国的金融危机中，动用公币救助大型金融机构会面临巨大的社会压力？

理性的经济学家把税收讨论的范畴归纳为两类：收多少税和向谁征收税。小政府主义者主张税收越少越好，或许这正中了我们普通小老百姓的下怀，“自己的钱自己花，别人无权拿走我钱包里的钱”。然而，弗兰克告诉我们：不纳税就没军队，就没人来保护你，结果虽然你有更多的钱买最好的保险门，甚至雇用保镖，却仍然会轻而易举地成为别人的俘虏。你不但失去了钱包，更要失去自由。

好吧，我们还是老老实实缴税吧。那第二个问题就跟着来了，谁该缴多少呢？如果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学生，一年挣的收入可能仅仅够租房的，而有的高薪者的年薪可能有数百万。是按相同的比例呢，还是用别的什么思路？保守派告诉我们说：应该向企业主和富人少征税，这样企业主就能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富人能够更多地去消费，从而扩大劳动力市场的需求。

弗兰克则认为：不不，企业主是否提供新的工作岗位不在于自己腰包里有多少钱，而是新雇员能否给他带来更多的利润；至于富人多消费，那些东西是你我所能生产的吗？别做梦了，那是欧洲人玩的把戏。

“但是我是富人，我的钱也是自己辛苦挣来的，我没有义务多纳税！”那听听弗兰克的观点吧：平均而言，对富人的减税反倒让富人的日子更难过了。减税给个人带来的好处不大，间接成本却比预期高得多。当所有的富人都少纳税，而把剩下的钱用来把家里800平的房子换成1　000平的时候，所发生变化的只是重新界定住房标准罢了。然而因为减税而造成的医疗、教育、科研等基础领域投资的减少将危害整个人类的福祉。富人毫无例外！

涓滴理论认为，只要馅饼儿做大了，穷人自然能吃到更多；然而，弗兰克说，如果不有意识多分给穷人一些馅饼儿，那么做大馅饼儿的努力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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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会学家哈维的实验

社会学家哈维·霍恩斯坦（Harvey　Hornstein）曾经做过一个实验，把钱包扔在纽约市的人行道上。钱包里装着小额现金、若干银行卡、洗衣收据，并留有“失主”名字和住址。传统的经济模型认为人都是自私自利的，照此预测，捡到钱包的人应该留下现金。然而，超过半数的钱包都被人匿名寄回原主，里面的现金分文未动。

传统经济模型预测，人们不会参加总统选举的投票，因为投票事关成本，更何况不管在哪个州，一个人的选票也不可能改变选举结果——连在2000年佛罗里达州的激战中也是如此。该模型还预测，顾客不会给不再光顾的餐馆留小费。尽管这些预测有时候还算准，但相反的例子也比比皆是。

当然，大多数经济学家意识到，自利并不是唯一重要的动机。要解释人们为什么参加投票，我们可以简单地假设：选民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了满足感。可不少经济学家拒绝这么做，他们说，这不就跟“爱喝机油”“爱喝机油”一例在《牛奶可乐经济学2》中有详细分析。——编者注一样荒谬么！假设我们见到一个人把车里的机油倒出来喝了个精光，几分钟以后痛苦地死掉了。然后我们据此“解释”说，他就是超爱喝机油罢了！套用这一理论，什么怪异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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