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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1页）

使他为失望所打击——在两方面都是如此。一方面，对于落后的旧中国来说，他成了一个热烈的主张现代化的人。因为反对陈腐的君主制度，他成了一个共和主义者、革命者。另一方面，由于反对西方（包括美国在内）那种自以为了不起的优越感，他要使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在每个领域都赢得完全的平等——而且无疑地能够做到这一点。他把子女送去美国受教育（他自己也因为受了美国的教育才得以发展），是要他们学成后回国为国家作贡献。

他出生在海南岛文昌县牛路园村——一个贫困偏僻的小村子。文昌县不算是最穷的县，有三件事物是出了名的，一是茂盛的椰子林，二是去东南亚谋生的人多，三是已有六百年历史的、从附近的清澜港用木船进行的贸易。稍晚一点，文昌又种植起胡椒、咖啡、橡胶和其他亚热带作物来。但在县里，牛路园是贫瘠的、穷苦不堪的一隅。

宋耀如的生年从前都作1866年，现在经过新的查证，确定为1861年。他本姓“韩”，改姓“宋”是以后的事。这一点早就为人所知，但不常被人提起。①

①在詹姆斯·伯克所着《我的父亲在中国》一书（英文）就曾提到这一点。主人公美国传教士步惠康（威廉·伯克）是宋耀如的终生好友。作者引用了1881年宋耀如给他在海南的父亲的一封英文信（他那时显然还不会写中文），信末的签名是Hann　Cardson（韩教准）。作者还认为宋霭龄所作的关于她家姓氏的不能自圆其说的解释是站不住脚的。宋霭龄说，她家本姓是宋，她父亲曾被一个姓韩的亲戚收养。作者指出，如果韩某是他的养父，自己没有子女，那末为什么家用如只给他的养父、而不给他的亲生父亲写信，又为什么他会在信里提到“兄弟姊妹们”呢？

（一）祖籍海南

文昌韩氏家族据谱系记载是1197年从原住地河南安阳因避战乱南迁的。宋代（960—1279年）因女真族的金朝和蒙古族的元朝在北方兴起，所以北方的汉族南迁者很多。在中国，历史的记忆是如此执着，在事隔八百年后的今天，这些南迁汉族的子孙仍被称为“客家人”。客家人吃苦耐劳、意志坚强、生活俭朴、善于开拓。这种性格是环境造成的，因为他们的祖先南迁后往往只能定居在比较贫瘠的地区（最好的地区早已有本地原住民居住了），世世代代还要忍受本地原住民的歧视。由于同样的原因，他们从古至今经常积极参加农民起义。

这个家族的谱系能够追溯到二十四代之前（17世纪以后的祖宗神主或墓碑现在保存完好），不是由于它近世变得有钱有势，而是由于它的祖辈曾在宋末做过县官，所以载入县志（中国的地方志都是精心保存和抄录的）。到了19世纪，这个家族的成员都变成贫苦农民了，这从宋庆龄父亲出生的那座老屋的颓破可以看出。

她祖父韩鸿翼只有一小块能种四斗种子的砂土地（本书作者最近去看了这块地，土质仍旧很差）。文昌县有大片大片的椰子林，俗话说，中国的椰子一半在海南，海南的椰子一半在文昌，但在这片地上连椰子树也不长。韩鸿翼不得不做些副业来增加一点收入，维持一家生计。他常常为那些境况稍好的农户送椰子，用扁担挑着，沿羊肠小道走几公里路，运到海边，有时还用船运到更远一点的地方去。他还编织棕绳出售，也烧过砖。①

①这里及以后引用的关于在当地的史料来自文昌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在1985—1986年所作的调查研究报告。以往探讨宋家姓氏问题的国外资料还有西格雷夫着的《宋家王朝》一书。

他家这所老屋几十年来年久失修，破旧不堪。确实，原来只有几户人家的这个穷村已经抛荒。今天，这所老屋经过细心修葺，看起来好多了，也许比它新盖时还要强些。但宅基仍是原来的，房屋设计也都按原样：在一个有围墙的小院子里，两边各有一排三间（每间约10平方米）。其中一排原来是韩鸿翼（庆龄的祖父）一房住的，他的三个儿子（其中一个是庆龄的父亲）都是在这里出生的。另外一排属于庆龄的叔祖父。1988年，本书作者在这所翻修过的老屋里访问了庆龄的叔伯兄弟韩裕丰。裕丰当年也是在这所老屋里出生的，现在就担任着这宋氏旧居的保管员。

韩裕丰精瘦结实，仍然是个农民的样子，识字也不多，虽已87岁，却身体硬朗，头脑清楚。他是庆龄父辈那种类型人的活代表。他又是一个实例，说明中国现代历史在他们身上与在他们那些著名的亲属身上产生的作用何等不同。

韩裕丰年轻时去过马来西亚，在橡胶园干活。他生了13个子女，其中一个儿子韩清源十几岁中学毕业后就参加了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从1941年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对日本人作战，后来又同卷土重来的英国殖民主义者作战，1948年阵亡。韩裕丰自己为游击队做过一些后勤工作，被遣返中国，她的妻子和另外7个孩子跟着回来。现在他的一个儿子在文昌教书，一个女儿原来是计划生育工作干部，不久前刚调到县的宋庆龄基金会任秘书。其他的子女都是农民或家庭妇女。

在这里要附带纠正一个一度流行的说法——即：宋庆龄从来没有到过海南，她对祖籍不感兴趣。1938年她在香港工作时，听到海南农民击退一队试图登陆的日军，曾兴奋地写信给一个友人说，“海南岛（我的故乡）的农妇们……从地头奔回家里……丢下工具……同男人们一起用老式的来福枪成功地把入侵者赶走”。她接着写道，“我多么为我家乡的姊妹们感到骄傲！希望一旦情势许可我就回去看看”。

这件事情是如此深刻地印在她的心里，在她为美国刊物《亚细亚》1942年7月号写的一篇大文章里又提到了它：

“妇女们不但劳动而且作战。我自己就知道一个例子。海南岛一个村里的妇女，当男人不在的时候，曾打退日本人的一次小规模登陆。他们只有农具可以用来作战。许多人被杀死，但是敌人的部队却不得不退回船上去。”①

①《中国妇女争取自由的斗争》，收入宋庆龄《为新中国奋斗》一书，第137页。

多年以后，在1959年，当海南收获第一批咖啡时，她送了一包给一个友人作为礼物，并热心地写明是“从我的海南岛来的咖啡”（在“海南”下面还划了一条着重线）。①中国大陆解放前后，她曾同家乡亲属通过信。1955年，文昌县发生旱灾，她亲自捐款救济。更早一些时候，当孙中山在1919年把她家乡附近的清澜列为计划扩建的港口之一②时，她一定也是很高兴的（这个计划现在已经实现）。

①1959年6月26日致本书作者已故前妻邱茉莉的信。

②见孙中山的《实业计划》。

最后，在她逝世后，她祖居村庄所在的乡被恰当地改名为“庆龄乡”，以示崇敬。由祖籍文昌的海外华人（在东南亚等处人数很多）和华侨捐资兴建了一所中学，以培育这个乡的孩子——这所中学也以她的名字命名。这个乡及附近地区正在建设成一个旅游区。文昌县的宋庆龄纪念馆已于1987年开放，正在筹办一所宋庆龄大学。

（二）父亲宋耀如：富有传奇色彩的生活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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