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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8章 各种大神出场（第1页）

然后就是还在鲍鸿军中打酱油的荀家他们了，怎么觉着荀家现在越来越牛叉，手里头捏着两个道具，这是要逆天的节奏啊。

荀家刷了贾谊贾长沙。

贾谊出生于洛阳，少有才名，师从荀况学生张苍。以能诵诗书善文闻名于当地，河南郡守吴公将其召致门下，对他非常器重，在贾谊辅佐下，吴公治理河南郡，成绩卓著，社会安定，时评天下第一。

汉文帝登基，听闻河南郡治理有方，擢升河南郡守为廷尉，吴公因势举荐贾谊。汉文帝征召贾谊，委以博士之职，当时贾谊21岁，在所聘博士中年纪最轻。出任博士期间，每逢皇帝出题让讨论时，贾谊每每有精辟见解，应答如流，获得同侪的一致赞许，汉文帝非常欣赏，破格提拔，一年之内便升任为太中大夫。

贾谊任梁怀王太傅，虽在梁国封地，但仍体察政事，居安思危。这一时期，匈奴强盛，常侵犯汉朝边疆；汉朝刚刚建立，法规制度粗疏而不严明；诸侯王超越本身的权力范围，占据的土地超过古代制度的规定，淮南王、济北王都因为谋反而被诛灭。贾谊因此多次上疏陈述政事作《治安策》，大体上围绕匈奴侵边、制度疏阔、诸侯王悟凝等三个问题而展开论述。

淮南王刘长阴谋叛乱，文帝把他流放到蜀郡，刘长在途中畏罪自杀。第二年，文帝又把刘长的四个儿子封为列侯。贾谊担心文帝接着还要把刘长的几个儿子由列侯进封为王，上疏文帝，进行劝告，但是文帝并没有采纳贾谊的意见。

作为汉代的大儒，尤其是在秦朝刚刚倒闭的时候，对于诸子百家的学科多少是有所了解的。

在儒家学术方面，西汉初期，贾谊冲破文帝时道家、黄老之学的束缚，将儒家学说推到了政治前台，制定了仁与礼相结合的政治蓝图，得到了汉文帝的重视，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贾谊认为秦亡在于“仁义不施”，要使汉朝长治久安，必须施仁义、行仁政。同时，贾谊的仁义观带有强烈的民本主义的色彩。贾谊从秦的强大与灭亡中，看到了民在国家治乱兴衰中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以这种民本主义思想为基础，贾谊认为施仁义、行仁政，其主要内容就是爱民，“故夫民者，弗爱则弗附”，只有与民以福，与民以财，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以爱民为主要内容的施仁义、行仁政的思想是贾谊政治思想的基本内容。

在研究历史的同时，贾谊对汉朝的社会现实也进行仔细考察。贾谊认为，当时的情况是，在表面平静的景象之后已隐藏着种种矛盾和行将到来的社会危机：农民暴乱已时或出现；诸侯王僭上越等、割据反叛，已构成了对中央政权的严重威胁；整个社会以侈靡相竞、以出伦逾等相骄，社会风气每况愈下。因此，在贾谊看来，面对这样一种上无制度，弃礼义，捐廉丑的社会现实，不能遵奉黄老之术，必须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兴礼乐，因此，叔孙通等人倡导的制礼仪、明尊卑、以礼治国的主张，也成了贾谊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通过仁与礼，贾谊为汉朝提出了一个仁以爱民、礼以尊君的忠君爱民的儒家式的政治统治模式。

在法家方面，贾谊可谓是师出名门，而且与陆贾、叔孙通等人一样，贾谊也非一个醇儒，尤其是为了解决汉朝中央政权与诸侯王之间的矛盾，法家的权势法制思想也已被贾谊吸收到了其思想体系之中。贾谊认为：施仁义主要是对民而言的，对于当时拥有强大势力并随时可以反叛中央的诸侯王，单靠仁义恩成是不够的，还必须依靠权势法制，“仁义恩厚，此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此人主之斤斧也。势已定、权已足矣，乃以仁义恩厚因而泽之，故德布而天下有慕志。今诸侯王皆众髋髀也，释斤斧之制，而欲婴以芒刃，臣以为刃不折则缺耳。”

当然，这种看法其实颇有些现在人民为重，官吏是人民的公仆。所以对百姓讲究仁政而对官员搞法制。当然不是说百姓不需要遵纪守法，只不过是百姓已经默认遵守法度了。

另一方面，还有道家黄老之学这个玩意不容忽视，毕竟在贾谊那会，文景二帝玩的就是黄老治国。

贾谊在《道德说》中借助于汉初非常流行的《老子》的学说，试图为儒家的道德论寻找一个宇宙观的基础，表现了汉儒自陆贾以来自觉地吸收其他各家的思想以充实儒家思想体系的新动向。

贾谊认为，阴阳、天地、人与万物都由德生，而德由道生。道是宇宙万物的最终本源，而德则是宇宙万物的直接本源。德有六理：道、德、性、神、明、命；德有六美：有道、有仁、有义、有忠、有信、有密。

贾谊试图用《老子》的道德说来为儒家的道德伦理提供依据，这种吸取道家的思想因素以为儒家的道德伦常进行形而上的哲学论证，为后来董仲舒全面吸收道家学说以重构儒家思想体系提供了可以参考的思想资料。

纵观贾谊一生，虽受谗遭贬，未登公卿之位，但他的具有远见卓识的政论和建议，文帝还是比较重视，大略是实行了的；贾谊在政治、经济、国防以及社会风气等方面的进步主张，不仅在文帝一朝起了作用，更重要的是对西汉王朝的长治久安起了重要作用。

贾谊指出危害西汉王朝政治安定的首要因素，是诸侯王的存在以及他们企图叛乱的阴谋。他回顾历史，列举事实说明分封诸侯王的害处。指出诸侯王的叛乱，并不取决于是疏是亲，而是取决于“形势”，取决于他们力量的强弱，从“形势”来解释诸侯王反叛与否。因此，贾谊得出的结论是：“疏者必危，亲者必乱”。

根据异姓诸侯王反叛的历史教训和同姓诸侯王必然反叛的危险，贾谊提出了两个方面的措施：其一曰定礼制，其二曰定地制。定礼制，就是针对诸侯王在礼制上的僭越，强调必须严格区分等级，使诸侯王严格按人臣之礼行事，从而维护天子的最高威严。定地制即“割地定制”，根据“大都强者先反”的历史教训，贾谊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方针：在原有的诸侯王的封地上分封更多的诸侯，从而分散削弱他们的力量。诸侯王的封地，一代一代分割下去，愈分愈少，直到“地尽而止”，力量也就愈来愈削弱下去了，这就叫做“割地定制”。

这个就完全不用多说了，大名鼎鼎的《过秦论》就是借着古代六国破灭的故事来警告当今朝政。

贾谊对待匈奴思想的出发点，是传统儒家的华夷之辨，四境少数民族侵凌中原民族是不能容忍的。因而，在北方匈奴问题上，贾谊认为和亲并不能制止匈奴侵扰，提出儒法结合的战略思想，即“德战”：“以厚德怀服四夷”，辅以“三表、五饵”之术。贾谊认为，只要实行他的“三表”、“五饵”的策略，便可以争取匈奴的民众，孤立单于，并进而降服单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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