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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女校生活（第1页）

丁玲

（1904-1986）现代著名作家。原名蒋冰之，湖南临澧人。1927年12月，发表第一篇小说《梦珂》。1928年春，丁玲的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发表，一举轰动文坛。1955年和1957年，丁玲两次遭受极“左”路线的残酷迫害，被下放到北大荒劳动，“文革”中又被关进监狱。粉碎“四人帮”后，丁玲的冤案逐步得到平反。丁玲在晚年，不顾体弱多病，勤奋写出了《风雪人间》等100万字的作品。

我初次去上海，是1922年（有的记载说是1921年，系误）阳历2月间，阴历元宵节后。当时，我只差半年就中学毕业了。事情是这样的，我的朋友王剑虹认识在上海办妇女刊物的王会悟，王会悟告诉王剑虹上海有一所平民女校，要我们去。我和王剑虹就去了。我们是为着寻求真理而到上海去的，当时想半年后就能得到的中学文凭丢了就丢了，大学不读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上海的平民女校地址在福煦路（今延安中路）福煦里，它的南边是法租界，北边是英租界。平民女校是二楼二底的房子，它表面上是一所学校，实际上还是**的一个秘密接头的地方，常常有人来找陈独秀、李达等人，来来往往的**人很多，一会儿这个来，一会儿那个来，很热闹。起初我们住在学校对面的一所房子里，不久，我们搬到学校后门的附近，找了个一楼一底的房子住。

我们到上海以后，6个人实行“**”，每人把从家里带来的钱都放在一起，交给王剑虹的姑姑一个人管。我们生活得很融洽，因为我们都有理想。我们那时还谈不上什么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只是想找一条社会革命的路，当然那只能是空想。当时我们也没有读很多书。在长沙念书的时候，中学教师陈启明经常介绍我们看一点新书。我们离开长沙时，**正在筹办文化书店。这个书店全卖新出版的书，我就是在这里看到郭沫若的《女神》的。文化书店卖文艺书，也卖辩证法的书。这些书是外地出版的，文化书店代卖，文化书店代卖的都是进步的书。

我们在上海平民女校时，都没有姓。我们那时“废姓”，6个人都没有姓。我用家里的小名“冰之”，王剑虹叫“剑虹”，我们都不愿要姓了。但是“废姓”麻烦得很。人家问你贵姓？我说我没有姓，我就叫什么名字。人家说，你为什么没有姓呢？我们就给他讲道理：“哎呀，名字不过是人的记号嘛，何必要姓呢？我们不喜欢姓就不要姓嘛，用个代号就行了。我可以叫a，也可以叫b。”但结果麻烦得很，人家还是要问你，没有办法，要找个姓。我那个“蒋”字笔划太多，就找了个两划的字，姓丁吧，省事一点，我就这样姓丁了，叫丁冰之。这不是从母姓，是自己后来随便找的姓。我们这6个人同时全废了姓。

1922年春夏，我和王剑虹、王一知等在上海，不知从什么地方得知郭沫若、郁达夫等住在民厚里。我那时17岁，读过郁达夫的小说《沉沦》、郭沫若的《女神》。《女神》诗集中的《凤凰涅磐》和《湘累》是背诵如流的。我们带着非常景仰的心情，兴致勃勃地乘电车走了一程，沿路打听，找到了他们的住处，一个当时上海里弄最普通的石库门的大门里。跨过一个小院子就进到堂屋。堂屋里陈设很简单，中间一个四方桌子。郭坐在上边朝院子的那一把椅子上，他的旁边坐着张资平。我们几个人就围着桌子坐在下边的几个凳子上。

稍一寒暄之后，我们通报了自己的名字。郭忽然笑了起来，说道：“你们大约是来找郁达夫的？”我们都齐声解释：也是来看望你的。

还说，我们很喜欢读《女神》。郭沫若便问我们在平民女子学校的学习情况。我们简单地讲了一点。他又问谁教我们英文，我们答道：是沈雁冰。他突然大笑起来，还一边推着张资平说：“资平，我看你去教吧。哈……沈雁冰教英文……”我们都不安地看着他，不理解他为什么那样大笑，那样看不起沈雁冰。我们惶惑地连连解释说：沈先生还是比较负责的，我们的英文读本是poorpeople。他继续笑道：“那是翻译本，翻译本是比较浅的。”当时，我们几个人都有同感，好像我们这几个沈雁冰的学生，更不在他眼底的样子。我们那时年轻人的自傲、不羁的心情，好像受了一点损伤，却又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天之骄子的面前不敢于有所表示的样子。于是不约而同地站起身，向他告辞出来了。当我们在民厚里外边马路上等电车的时候，确实感到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懊丧。

平民女校的教员有高语罕、邵力子、陈望道、沈雁冰、陈独秀、李达等。此外有临时去讲一课的，如**讲过苏联情况。这些老师们大都另有职业，不能按钟点来校，什么时候有空就什么时候来，成了讲座。有时候老师夜里来了，学生们便从床上爬起来听课。平民女校有学生二三十入，分低班、高班。我们是高班，上的课是社会科学、**。低班学员的文化水平很低，有的是**人的家属，如张秋人的妻子等，上的是文化课，教语文、认字，张秋人、柯庆施等人教他们。他们是工读，一面读书一面做工，给人家做衣裳，有一个裁缝在那里教他们。高班的学员，有王一知、王剑虹等。还有两个：一个姓谢的，那时23岁，当了教员，后来回去了；另一个比我大1岁，后来她也回去了。那时候我叫冰之，18岁。有一个同学走了另外一条路：她到吴淞中国公学读书，再到北京大学当旁听生，后来嫁给一个军阀，帮家里做买卖，全国解放时自杀了。她叫王醒余，是王剑虹的姑姑（不是嫡亲的）。

平民女校的课程并不是很系统的，讲“五·四”以后的白话文，包括散文、短篇小说等，这些作品我们中有些人老早就看过的。邵力子讲古书，我们对此不感兴趣。陈独秀经常来给我们讲课，还给我们上了几次数学课。沈雁冰教英文，讲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那时候陈独秀、沈雁冰才20多岁。沈泽民、张闻天、汪馥泉都到平民女校来过。他们3个人搞了个狂飙社，找我们这些小孩子参加，我们兴致很好，但是没有搞起来。那年马克思生日，开纪念会，我们去听，由李汉俊讲马克思主义。黄爱、庞人铨那些人死了，开纪念会，我们也去参加。工人闹罢工，我们到马路上去捐钱，跑到浦东纱厂去演讲，劝工人坚持罢工。我的湖南口音女工们听不懂，张秋人给翻译。开始时，我们对这些事情满有兴趣，认为这是革命，但半年下来，觉得这样东跑西跑，东听一课西听一课，有些浪费时间，不如自己读些书。因此1922年下半年，我和王剑虹就到南京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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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爱情和政治是丁玲一生的三个主题。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丁玲牵挂的是爱情。她对丈夫陈明说：你再亲亲我，我是爱你的。

1937年2月，出狱后的丁玲来到延安。当时延安文艺界纪念高尔基逝世一周年，举办了一场大型的文艺晚会，其中演出的一个节目就是根据高尔基的小说《母亲》改编的话剧，台上演巴威尔的年轻小伙子陈明引起了她的注意。丁玲在他身上看见了前夫胡也频的影子。

1942年，38岁的丁玲与25岁的陈明正式结婚。他们没有举行婚礼，也没有请客吃饭。1955年，丁玲作为“反党集团”的主谋遭到批判，随即被流放到北大荒长达8年；以后又被投入北京秦城监狱。

5年后出狱，再被送到山西乡村改造，直到1979年平反为止。在25年中，陈明一直陪伴着她，他们的爱情经受了最严酷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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