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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组织膨胀（第1页）

我已指出，通往噩梦般的“美丽新世界”，路程最短也最宽广的一条路，就是人口的过剩和人口数量的不断增长（目前是28亿，到世纪之交是55亿[1]），于是，绝大多数人不得不在无政府主义和极权统治之间做一个选择。

但是迫使人类走向极权主义的原因，不仅仅是持续增加的人口对资源的压力——这种生物学上盲目的扩张是自由的敌人，还包括因为科技进步而壮大起来的诸多极其强大的力量——我们对此甚至还沾沾自喜呢。

自然，需要补充的是，对这些进步我们有理由感到自豪，因它们皆源于人类的天才、勤奋、理智、想象、忘我，一言以蔽之，乃是人类道德与智力优胜的硕果，对此，我们只有敬意。但万物难逃此理：有所得必有所失。取得这些令人崇敬的、惊奇的成就，人类亦必须付出代价。确实如此，可举去年流行的洗衣机[2]为例，人们还在为它付出代价：每一期的分期付款都比前一期要高。诸多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皆有妙文，深切关注因科技的进步，西方人已经付出和即将付出的种种代价。比如，他们指出，在政治力量和经济日益集中的社会里，是基本不能指望民主生根发芽的，但是科技的进步恰恰导致了权力的集中。当机器大生产越来越高效，机器也就越来越复杂、昂贵，对资源有限的工厂主来说，他们很难采用此种生产方式；此外，机器大生产必须有庞大的物流系统做支撑，而庞大的物流系统运转起来困难重重，只有那些实力最为雄厚的生产商才能顺利解决这些困难。在机器大生产和庞大的物流系统主宰的世界里，小人物们缺乏营运资本，在与大人物们的竞争中，处于绝对劣势，于是，他们不仅亏本，而且最终会丢掉独立生产者的资格——小鱼终于被大鱼贪婪地吞噬了。

随着小人物们销声匿迹，越来越多的经济力量被越来越少的一群人掌控。其中，在独裁体制下，一个个财团通过推动科技进步和打压小本经营者来日益壮大，其背后的控制者其实就是国家，也就是说，是一小撮党派领袖、他们的跟班、政客以及文职官员在发号施令。在资本主义民主社会里，比如在美国，控制财团的人——按赖特·米尔斯教授[3]的说法——就是权力精英。

这些权力精英直接雇佣几百万劳动者，遍布于工厂、写字楼、商店；又通过借贷使更多的人购买商品从而控制他们；再通过控制大众传媒，事实上影响了每个人的思想、情感和行为。套用温斯顿·丘吉尔的一句话：“从未见过如此之少的人以如此之手段操纵如此之多的人。”如今，我们已然远离当年杰斐逊[4]对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的理想，他以为，真正自由的社会理应由一个个自治的政治单元组成，由下而上自成体系：“由社区的基本共和体制，到郡县的共和体制，到各州的共和体制，直到整个联邦的共和体制，共同组成层级清晰的权力机构。”

可我们已经看到，现代科技导致政治、经济力量的集中，也导致社会被大财团和大政府所控制。在极权国家中这种控制是无情的，而在民主国家中这种控制尚算得彬彬有礼，人们倒是不知不觉。但是社会永远都是由单个个体组成的，只有当一个社会鼓励个人发展其潜能，并帮助个人过上幸福、富有创造力的生活时，我们才会说这个社会运转良好。

但是近年来的科技进步对个人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一位哲学家兼精神病学家——埃里希·弗罗姆博士[5]给出了如下答案：今日的西方社会，虽然物质、智力、政治皆有所发展，却不断损害人心灵的健康，这一趋势，削弱了个体内在的安全感、幸福感、理性和爱的能力，使人成为机器，这机器因人为的故障，心理疾病日益增多，被工作驱动陷入疯狂，不停掩饰挫败感，还装出所谓的快乐。

“心理疾病日益增多”可以在各种神经官能症[6]中得到体现，这些症状既常见又令人沮丧。但弗罗姆博士说了，“我们千万不要误把精神健康定义成预防精神病症状。症状并非我们的敌人，相反是我们的朋友，症状存在之处，意味着存在冲突，冲突的存在，则意味着生命的力量仍在为其完整和幸福做抗争。”反倒是在那些最正常的人群中隐伏着真正无药可治的精神疾病患者。“许多人看上去很正常，这是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目前的生存模式，在生命的早期，他们就已失声，放弃抵抗，不愿受苦，也不可能像那些神经过敏者一样发展出精神病症状。”

说他们“正常”，不是从这个词纯粹的本义来谈的，而仅仅是指他们在一个深度变态的社会里是“正常”的，他们能“适应”这个深度变态的社会，这恰恰体现出他们的精神疾病。

这无数“正常”地生活于变态社会的人们，不仅泰然自若——其实，倘若具有真正的人格，他们本不应该“适应”这样的社会——而且还做着“个性自足的迷梦”。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已经“去个性化”了，成为一个同一性的人。对环境普遍顺从，使他们渐渐发展为千人一面。但是，“同一性与自由是绝不相容的，同一性与精神健康也是绝不相容的……人之为人，不是要像机器，倘若成了机器化的人，其精神健康的基础也就被破坏殆尽了”。

在进化中，为了使人人有别，自然曾克服无穷困难。终于，人类选择杂糅父母的基因以繁衍后代，双方遗传因素合并的方式，可谓千变万化，于是，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每个人本来都应该是独一无二的。然而，却有文明以效率为理由，或借着某些政治的、宗教的、教条的名义，试图让人们变得整齐划一，它们实在是在扭曲人类的生物特性，这岂非暴行？

科学其实就可以定义为不断减少多样性，以达致单一性。它试图忽略任何单一事件的独特性，而聚焦于这些单个事件的共性，乃至提炼出所谓的“定律”，既可自圆其说，亦能有效解释无穷无尽、千差万别的自然现象。例如，苹果从树上落下，月亮在天上运动，自古以来，人类都知道这两种现象，他们一定认同格特鲁德·斯泰因[7]的说法：“苹果之为苹果，因其本来就是苹果；月亮之为月亮，因其本来就是月亮。”

到伊萨克·牛顿出世，窥见这两种毫不相干的现象居然有其共性，便生造出一个万有引力的理论，以此单一的理论及其种种说辞，便可解释和处理苹果、天体乃至物理宇宙间一切物体的某种行为特征。

与之类似，艺术家们将外部世界无穷无尽的多样性和万物皆有的独一性融合于他们的想象中，以造型的、文学的、音乐的艺术形式来建构整齐划一的理论系统，以此赋予外部世界和万物以意义。

试图以秩序取代混沌，以和谐取代杂乱，以单一性取代多样性，说来倒是人类才智的天性，是精神的一种原初的、基本的冲动。在科学、艺术、哲学等领域里的这一现象，我称之为“整合的意志”，它大体上算是有益的。固然，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整合的意志”也曾制造出某些不成熟的综合性结论；也曾生造出某些荒谬的玄学、神学体系；也曾试图以迂腐的错误概念去解释现实，以卖弄式的象征与抽象解释直接经验产生的数据。

只是不管这些失误多么令人遗憾，它们却至少从不直接造成破坏——虽然也发生过某种糟糕的哲学体系间接造成伤害的情况，但那是当它被利用来为无聊和不人道的行为辩解的时候。

“整合的意志”真正给人类造成危险，是当它出现在社会、政治、经济领域的时候。将莫测的多样性减少为易理解的单一性原本只是理论，在实践中却走形了，变成取消人格的丰富性而以单一人格代替，取消自由而以奴役代替。于是，在政治领域，独裁体制被认为等同于一种成熟的科学理论或哲学体系；在经济领域，工人完全听从机器指令使企业运转良好，被认为等同于一件完美建构的艺术品。

在“整合的意志”作用之下，原本只是单纯想解决麻烦的人可能成为独裁者，建设干净整洁的市容市貌也能成为独裁的理由。

组织当然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它能提供自由。由一小群自由合作的个体组成的小团队，以其自治精神，可以体现出个体的自由。但是，即便不可或缺，组织化却也可能是致命的。太多的组织将男男女女变得机械化，压抑创造精神，终至消灭自由的任何可能性。

一如惯例，唯一安全的办法就是在两个极端之间取中庸之道，这两个极端，一是彻底的放任，一是全面的管制。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科技不间断的进步相应地伴随着组织的发展。复杂的机器生产，需要匹配相应复杂的社会管理，以使工作顺利、高效地开展，就像先进的生产工具一样。为了适应这些组织，人们不得不去除自己的个性，否定原本多样化的人格，使自己顺从于唯一一个标准样板，并竭尽全力成为一个机器人。

同时，组织膨胀与人口过剩相互作用，使去除人性的效果大为增强。譬如，工业企业扩张，就会吸引不断增长的人口中的大部分迁移至大城市，可是，大城市的生活对精神健康却是有害的（据说，在工业区贫民窟那蜂群一般的庞大居民中，精神分裂症的得病率是最高的），而大城市的生活也无助于培育负责任的自由精神，这种自由精神原本活跃于小型的自治团体中，且是真正民主制度的首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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