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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教育为自由（第1页）

教育的根本，是为人类的自由。这个道理要畅达天下，务必先陈述自由之事实、弘扬自由之价值；务必继续发展相关技术，以实现此价值；对于那些无论动机为何，刻意忽视自由之事实，否定自由之价值的人，则务必与其决战。

在刚开始的几章中，我讨论了社会伦理，据此论证了组织膨胀、人口过剩必将引来邪恶，此邪恶得到社会伦理的理论支持，且会改头换面，让人以为它看上去还是不错的呢。这种邪恶的价值体系，与人的体质和气质能协调吗？社会伦理假定，后天的教养在决定人的行为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人类生来即有的生理、心理的种种特质却是微不足道的。这话有道理吗？是否人类真的只不过是社会环境的产物？如果这话没有道理，我们又如何自圆其说，证明个人与其所在的群体相比较，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呢？

其实证据自足。所有现存证据可以归结到一点：在个人与社会的生活中，遗传的重要性与文化相比毫不逊色。每个个体在生物学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与别人并不相同。因此，人人自由是极好的事情，人人宽容是极大的美德，控制个体则缔造不幸。因了种种实用的、假设的理由，独裁者们、组织官员、某些科学家却急于简化人类遗传天然的多元性（这种多元性会令他们发疯），控制社会处于一种同一性状态之中。在行为主义发展的初始阶段，J.B．华生[1]一股热诚，悍然宣称他能够证明“行为模式并无遗传性，天赋（音乐、艺术等）亦然，人们以为天赋会在家族里遗传，这纯属无凭无据的瞎想”。直到今天，我们还发现有一位杰出的心理学家——哈佛大学的B.F.斯金纳教授[2]——坚信，“随着科学发展，科学能解释的现象其范围越来越广。比如人们宣称个人所做的贡献，如今看来几乎等于零；人们夸夸其谈的所谓创造力，在艺术、科学、道德上的成就，所自夸的自主选择的能力，以及为自己的选择负责的态度如今在新科学的自画像里，早已不再耀眼。”

一言以蔽之，莎士比亚的戏剧作者不是莎士比亚，不是培根，也不是牛津伯爵，它们的真正作者乃是伊丽莎白时代的英格兰。

六十多年前，威廉·詹姆斯[3]写过一篇文章《论伟人及其环境》，驳斥赫伯特·斯宾塞[4]对杰出个人的攻击。后者曾宣称，科学（该词将一定时期内所有的X教授、Y教授、Z教授们的观点以动人、便捷的方式人格化了）已然彻底废除了所谓的伟人。他写道，“伟人与其他社会现象一样，必须归类为社会的产物，他实在仅仅是其祖先的一个延续罢了。”伟人也许是（或者看起来是）“变革的最先发起人，……但如果真的可以解释清楚这些变革的发生，也需要在导致变革发生的总的社会条件中去寻找原因，连伟人本身也是从这些社会条件中诞生的呢。”

这种假装深奥的虚无言辞，几乎不可能有实际意义。我们这位哲学家的真实意思是：只有在认识清楚每一个事物之后，我们才能透彻理解单个事物。说得好极了。不过，实际上我们永远都不可能清楚认识每一个事物，因此，我们必须满足于自己片面的世界观，并用直接原因去解释事物——其中也包括伟人的影响力。

对此，威廉·詹姆斯写道，“假如人性可以确定的话，那么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这样的：伟人的社会并不曾造就伟人，相反，是伟人诞生之后，这个社会才称之为伟人的社会。社会、政治、地理，某种程度上还包括人类学，这些条件对生理力量的影响，好比维苏威火山[5]对瓦斯火花的影响一样，你说这影响是大是小呢？其实是生理力量塑造了伟人。斯宾塞先生莫非以为，社会诸种压力恰好汇聚一起，时间恰好在1564年4月26日左右，恰好作用于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特福，然后便必须在此地诞生某个莎士比亚，此位莎士比亚，必定还得智力超常？……他是不是说假如上述这位莎士比亚幼时患了婴儿吐泻病不幸夭折，那么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特福还得有另一个母亲务必得再生一个孩子，与上述这位莎士比亚一般无二，以重建社会的平衡？”

斯金纳教授是一位实验心理学家，他的论文《科学与人类行为》坚持以事实为基础。但不幸的是，这些事实局限在小范围之内，于是，当他冒险进行概括时，其结论的不切实际，就像维多利亚时代的理论家们一样彻底。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就像赫伯特·斯宾塞一样，斯金纳教授对詹姆斯所称的“生理的力量”满不在乎，他只用了不到一页的篇幅，就把决定人类行为的基因问题一带而过。在他的著作中，他对体质医学的新发现不屑一顾，对体质心理学根本连提都不提，其实，依据这些（根据我的判断，只需要依据这些即可），都可以写一本全面的、实事求是的个人传记了，这本传记要与传主存在的相关事实紧密联系，包括：他的身体、气质、智力禀赋，他生活的直接环境（随时间变化而不同），他的时代、所处地理以及生活于其中的文化。

人类行为的科学就像抽象的运动科学一样——在研究上是必要的，但是就研究本身来说，却完全与实际事物不相关。来比较一下蜻蜓、火箭和近破波，这三者可以说明相同的运动规律，但是其表现形式却并不一样，可是它们之间的区别至少与它们之间的共性一样重要。其实，就其运动研究本身来说，这种比较几乎什么都不能告诉我们。

与此类似，行为研究就其本身来说，同样什么都不能告诉我们，比如个人的身心是如何呈现其“行为”的。但是作为身心俱全的我们来说，了解身心却非常重要。此外，我们通过观察和实际经历可以知道，个体与个体之间，其身心之差别可谓天上地下，而其中一些个体，其身心之强大，可以而且确实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环境。在这最后一点上，罗素与威廉·詹姆斯英雄所见略同，而且，我要说，几乎每个人（斯宾塞行为主义的信奉者们除外）都会同意威廉·詹姆斯的意见。

按照罗素的观点，历史变革原因有三：经济形势、政治理论、重要个体。他说：“我相信，这三者缺一不可；同时，三者中单独的一个是不能全面解释清楚历史变革发生的原因的。”

如此说来，假如俾斯麦和列宁幼年夭折，我们的世界将截然不同；正因为有了他们，世界才成为如今这般模样。“历史尚不是一门科学，只有通过歪曲和有意省略才能让它看起来像科学。”在真实的人生中，生活究竟是如何一日复一日地过下来，人们是无法解释清楚的。所以，只有在理论上才能说“人们宣称个人所做的贡献，如今看来几乎等于零”，而在实际中，任何个人都是重要的。当这个世界上有一件事做成了，请问究竟是谁做的？是谁的眼睛和耳朵在感知事物，是谁的大脑皮层在思考，又是谁拥有积极的情感和坚强的意志去克服困难？显然不是什么社会环境，也不是什么群体——因为群体并不是一个有机体，仅仅是一个盲目的、无意识的组织。

任何一个社会里，每一件事情都是由个人来做的。这些个人当然会受到当地文化的深刻影响，古人的图腾和道德观加上正确的信息和错误的信息一起代代相传，并通过口传或书面文字的方式保存在个体身上。但是不管个人从社会中获得任何东西（更准确地说应该是：不管个人从属于某个团体的个人那里获得什么东西，或从他人——无论是生者死者——编辑的符号文献中获取什么东西），他使用此物的方式都是独一无二的，包括他独特的感受、他的生物化学的构造情况、他的体格和气质——这是别人无法代替的。

科学解释再丰富，解释范围再广，也不能解释清楚这些不证自明的事实。我们务必记住，斯金纳教授视人为社会环境的产物，但这个世上不是只有他一人才能对人类做科学的描述。这里便有一人，乃是罗杰·威廉姆斯[6]教授，他对人类行为的描述，不是将其抽象化，而是视其为身心的共同作用，每个人身心的发展，部分源于与他人共存的环境，部分则源于个人独一无二的遗传性。在《人性之边界》和《自由但不平等》两书中，威廉姆斯教授以翔实的证据，论述了人与人之间内在的差异，这种差异，华生博士认为“纯属无凭无据”；而其重要性则被斯金纳教授一笔抹杀——“几乎等于零”。

在动物中间，尤其在特定物种之中，进化程度越高，生物差异度就会变得越来越醒目。尤其是人，其生物差异度在整个自然中是最高的，人在生化、结构、气质等方面的多样性，高过其他任何一个物种。这是简单事实，一眼就能看出来，但是因为我所命名的“整合的意志”的存在，世上总有人意图把一种简单易懂的同一性强加到万事万物身上（因事物的多样性令其抓耳挠腮），如此一来，许多人便被诱导，遂忽略了这一简单的事实。他们于是降低生物的独特性，全神贯注于较为简单的、更易被人理解（就目前知识水准而言）的环境因素，因为环境总会介入人类行为中。“思考与研究皆关注于环境因素，”威廉姆斯教授写道，“由此导致人们普遍认为婴儿有必要按照统一模式养育。一大帮社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社会人类学家，以及其他一些专家，比如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教育家、法律学者，还有社会大众，居然一致信奉这一教条；那些将去制定教育政策和政府大政方针的人，他们的主导思维模式中也复刻了这一教条；而那些毫无独立批判精神的人，对这一教条则无条件地接受。”

如果一种伦理系统以非常实际的态度评估各种实践经验的数据，那么它便能造福人群；但事实恰恰相反，很多伦理系统在评估实践经验、观察事物性质时，却不切实际到无可救药的程度，导致这种伦理系统自然弊大于利，遗患无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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