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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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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计划在巴黎逗留三个星期。但是后来住了六年。

在头几个月里，我们挨个住过沃吉拉德大街延伸至拉丁区内的那段街上的各家旅店。这些旅店又脏又臭，破破烂烂，摇摇欲坠。早晨，我们用酒精[235]炉热牛奶，用泻药味道的代巧克力粉添加甜味。那种代巧克力粉的牌子叫“艾莱丝卡”，罗拉从某个电影广告里发现了它的好处：在节奏很快、动感强烈的动画片里，杜蓬先生在清晨将“艾莱丝卡”迅速撒到热牛奶里，满意地吸溜进那杯难喝的液体，然后心满意足地拍拍肚子。在德国，所有人都习惯了吃替代品度日，我们从来都不沾那种难吃的营养品。但是“艾莱丝卡”非常便宜，而罗拉对每一苏[236]都精打细算。在德国时，我总是住在豪华酒店或将军遗孀们家中，在那些地方有生活所需的各种用品任你选用；而在巴黎，客房里连橱柜都没有，我们只能将衣服放在皮箱里或挂在衣架上，然后罩上一条床单。盥洗池里总冒出一股排水沟的恶臭。旅店号称有“热自来水”，为此要付很多钱，但事实上只在早晨和晚上才会从水龙头里流出很少的热水。我们生活在一种哈喇难闻的贫寒里。我们去圣日耳曼大道上一家脏兮兮的小饭馆用午餐，那里会将常客使用过的桌布收起来，留到第二天继续使用，这样我们可以节省每日的“餐具费”。这家饭馆还卖马肉早餐，提供可怕的筋肉、难吃的烩蔬菜、用发酵粉做的面条。我们二十个人围桌而坐，浸泡在炸薯条的油烟味里。在大堂尽头，在没有遮挡的炉火前，一位穿着脏得简直出乎中欧人想象的厨师服、满头大汗的家伙在炸马肉饼。即便我们离开了那里，西服上那股令人窒息的油烟味，几个小时也散不干净。

我们从一家旅店搬到另一家旅店。一家比一家更破更脏。开始那段时间，我在巴黎犯了名副其实的洁癖，不停地洗漱，每天我从圣米哈伊大街的咖啡馆要跑回家洗好几遍手，因为在咖啡馆里不管碰哪儿都黏糊糊地粘手，那里的卫生间看上去就像一列载满闹痢疾士兵的战时救护专列上的厕所。在我们住过的大多数旅店里，要花几个小时说服房东们为我们这些外国“小资”准备洗澡水；我的卫生需求在他们眼里，简直就是别出心裁、恬不知耻的异想天开。在旅店和咖啡馆里，我们随地都能踩到传统的锯末，锯末被精心地撒在地上，为的是不把地板弄坏。我们体验的一切都跟我们过去学到、想象的样子“不同”。我们胆战心惊地住在巴黎。法国人讲话我们听不太懂，他们语速飞快，大多数场合我们只能礼貌而尴尬地点点头，权当是回答。我们无亲无故地住在城里，我们谁都不认识，那时候中欧的外国人还很少敢去凯歌高奏的巴黎。我们对法国毫无了解。我们只认识一位匈牙利画家，还有几位设计师和学生。这些家伙整日闲泡在蒙帕纳斯街区的咖啡馆里。但是，我对那些整日被来自两大洲的“波希米亚”流民占据的咖啡馆十分痛恨。我更喜欢在学生街区，在卢森堡公园附近消磨时光。

开始那段时间，我们在巴黎毫无羞愧地以出乎所有人想象的方式感到无聊。这种无聊，我们谁都没向对方承认：每天早晨我们都发誓，今天要好好“逛逛巴黎”，以证明我们在这里生活得多么惬意，我们离开柏林来到这里是多么的正确……每天早晨，我都一个人去巴黎城；罗拉留在家里洗熨衣服，因为我们没钱把衣服送到洗衣店洗，再者说，巴黎的洗衣店会过度漂洗我们精良的内衣。在这座城市，一切都让我痛苦不堪。我厌恶宽大的法式双人床；但我们却努力向彼此证明，这张床是多么漂亮啊，让人感到亲密和舒适……开始那段时间，我的身体一触到浆洗挺括的法式床单，就会感到凉气上蹿，浑身起一层鸡皮疙瘩。罗拉上午在家洗衣服，用电熨斗熨烫，直到旅店里发现耗电增多，引发争吵。之后，快到中午时，她也出门“逛逛巴黎”。但是，她大多数时候只待在塞纳河左岸的老区；她最远敢走到克拉尼博物馆，去到“蓬马歇”百货商店的橱窗前，看着“巴黎新款”出一会儿神，之后坐到卢森堡公园，在那里看看街景，直至从万神殿后面传来正午的钟声。这时，她散步到那家炸怪肉饼的饭馆，坐到铺了纸巾的桌前，在那里等我。我们就这样生活了好几个月。

我也不敢走太远。早上，我从家里出来，坐到圣米哈伊大街一家咖啡馆里，连蒙带猜地点一杯彩色的含酒精饮料，因为我看周围几位酒糟红鼻头的法国人都在喝它；我手里拿一份新买的法国报纸，观望街景，就这样无聊地泡到中午。我说服自己相信，我是在巴黎，这里的一切都与众不同，一切都很“欧洲”，只在这里存在真正的艺术和文学，只在这里住着文化修养很高的市民们，所有能够住在这里，住在法国人中间的人都会中彩票。在双叟咖啡馆里，每天下午匈牙利画家都指指点点地给我介绍“名人”——名人们就坐在隔壁的桌前抽雪茄，常去那里的有画家安德列·德兰[237]，作家杜亚美[238]，还有许多不知名的大人物，达达主义的明星们，怀着无穷无尽的艺术思想在灰底子上画黑点的超现实主义者们。我们满心虔诚地坐在阴影里。就连罗拉也惊叹不已，按理说她通常不会根据鼻子的形状、手势和音调判断一个人的。午饭后，罗拉回家，我一直到晚上，都站在街道对面教堂的大门口看一场场葬礼。那是燥热的秋季。我感到无聊至极。我没有心思看书，我只会一点法语，我羞于在巴黎的咖啡馆里翻着字典读法文书。在柏林，每天都会“发生什么”。在巴黎，什么都没发生……

有的时候，我们下午穿过林荫大道去塞纳河右岸，站在圣马德莱娜教堂的石柱或某家大商场的转门前——在发出一阵惊叹后，我们小心翼翼地朝旁边挪挪，哪里都不敢进去。（过了好几年后，我才敢进入卢浮宫。）有一次我们去歌剧院。罗拉自己在家笨手笨脚地缝了一件晚礼服；但是我们自惭形秽，精神紧张，感觉自己是乡下人、外国人，不是本地人，于是垂头丧气地回到拉丁区。只有在卢森堡公园附近，我才会有回家的感觉。我对那里的几条街道和房子已经非常熟悉。我喜欢在天文台周围散步，溜达到女士大街，或从解剖研究所前走过，在潮腐的秋日，透过敞开的窗户，飘出舒爽、清新的石碳酸味；在败叶铺地、污迹满街的环境下，这种消毒用的药液散发出某种文明、卫生、可以信赖的气味……我们根本不敢去剧院。我们生活在法国人中间，但是我们越来越觉得，想要结识一位法国人简直是件不可能的事；旅店老板都不跟我们搭话。我怕他们。我害怕，因为他们是陌生人，是“欧洲人”。现在我已经明白了，我之所以怕他们，是因为他们是“胜利者”，他们是另一类人，敌人，凯歌高唱的种族。在那一年里，每个法国人嘴里谈论的都是胜利。强大、好战的一代人统治政坛。就连街角卖杂货的小贩，也张口闭口就是“胜利”和“荣光”。占领鲁尔[239]，对许多法国家庭来说都感觉像是一桩私事或家事。

在一家咖啡馆里，我遇到了少年时代法语女教师克雷门汀小姐的哥哥。他是一位身材肥胖的法国律师，嘴里总是叼着烟斗，停战已经五年了，可他每天上午仍然做血腥味十足的演讲，总抱怨德国兵在战争中的伤亡太少太少。在那些年里，获胜的父辈们总喜欢在人前慷慨陈词。我感到困惑，孤单。而另一个巴黎，那个“流光溢彩的巴黎”，我什么都没看到。我所指的真正的巴黎，是从文学作品里品味到的那个宁静、温和、谦虚、含蓄、充满平民化的生活愉悦的城市。暂时，我们被放逐般地生活在一个野蛮、带着恶意的城市里。每星期我们都做出决定，必须尽快离开这里。

2

然而，我们留了下来。为什么呢？我不知道。在巴黎我没有任何“事”可做。有时我去索邦大学，但只是去那里逛一逛，听听课，我再也没有正式修学业。有的时候，我去国立图书馆翻阅杂志，我意识到，在各种日报和报刊亭里卖的那些杂志背后，有一个在从没听说过剧名的时事讽刺剧中寻求表达的、我不知道的陌生法国，那里的情况跟我通过官方途径获知的法国毫无任何相似之处。“运动”，隐在“党派生活”的背后，在杂志里面酝酿，发展。一份军事专业杂志《法国军事》以肯定的态度评价了纪德的作品。不管是大型时事讽刺剧，还是官方或半官方的信息途径，都流露和展示出某种精神；大辩论在别的什么地方进行着，在朦胧的地带，在陌生的讲坛。我不大理解它们之间的关联，只是出于本能地关注和了解。

不管怎么说，我留了下来。三个星期过去了，三个月又过去了，我仍住在沃吉拉德大街，住在没有橱柜和浴室、散发着排水沟臭气的客房里。我们的钱越来越难挣。我们慢慢变卖掉所有的一切。罗拉搜罗出几副小首饰、一枚戒指、一只旧望远镜和一把象牙骨扇，出门去了拉斯巴依林荫大道的古董店。我家人偶尔寄来几个马克，考绍的报纸也付给我一点专栏稿费。德国人深陷在货币贬值的漩涡里，现在连一枚铜币也不寄给我。我们卖掉衣服，就为了能去吃顿晚饭。这一切我们既不觉得罗曼蒂克，也不觉得刺激好玩。在巴黎当穷人，是一种残酷的娱乐。我们身无分文，毫无浪漫可言。

如果生活在离家乡近一些的维也纳，怎么讲也会容易一些。但我们还是留了下来。我一向喜欢这样“毫无目的”、置身局外、看起来没有任何理由地住在一座陌生的城市里——但是出乎我意料的是，罗拉也绝口不提离开的事。她甚至连这种话都不说：咱们最好“开始”做点什么吧。在巴黎，什么都不可能“开始”。总之，她忍受住了我们这种丝毫不具任何实际内容的游荡、临时性的存在和彻底绝望的逛街；我们生活在我们并不了解其真正生活方式的人群中间。在那几个月里，我们在巴黎看到的东西，不外乎是一个外国游客所能看到的浮光掠影。在我们日复一日地试图向彼此证实这座城市意义的热忱里，颇有一些中世纪的味道、履行义务的性质、文学痴狂和附庸风雅。事实上，我们的自我感觉非常糟糕。后来，我在欧洲各地，总能在第一瞬间感到熟悉和自在，从不像我刚到巴黎的那段时间。出于某种原因，我不知道如何接近这座城市。对于呈现在眼前的景物，我缺乏评测标准。对周围的冷漠，我以前连做梦都未曾想到，我不知道在人与人之间竟会弥漫着如此浓密、无法穿透的冷漠。在那之前我一直相信，在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某种家庭式的紧密联系：彼此相爱，彼此憎恨，有时还会彼此残杀，但不管怎样，在人们之间存在着联系。在刚到巴黎的那几周，我就已经明白，我就是饿死在法国人眼前，他们连肩膀都不会耸一下，连一杯水也不会递给我。这一教训使我幡然醒悟。通过刻毒的冷漠，我感受到巨大的力量，感受到拉丁式的严酷与公正。由于这种冷漠的态度，我几乎对他们报以尊崇之心。很自然，我们无法出于某种“无条件的需求”在这里多逗留一天。每天我们都处在这种不确定的限期里。因为我已经意识到，我并不是完全“没有理由”地待在这里，我在这里有什么事情要做，有某种使命在等待我。罗拉也是这样感觉的。只是对此我们都避而不谈。我们根本就不清楚，在巴黎我们有什么事能做。一个人感到自己的命运，幽幽抱怨，瑟瑟蜷缩。我们时刻准备上路地生活在这儿，只差行李没有打包，我们就这样地等待和逗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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