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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二十七章（第1页）

省政府——我处在自己的监视下——神灵派和保罗——地主与地主太太们的家长统治——阿拉克切耶夫伯爵与军屯制度——骇人听闻的审讯——辞职

我动身前，斯特罗戈诺夫伯爵对我说，诺夫哥罗德省省长埃尔皮季福·安季奥霍维奇·祖罗夫在彼得堡，他向他谈了我的任命，劝我拜访他一下。我发现这是一个相当直爽、相当和善的将军，具有军人的仪表，身材不高，正当中年。我们谈了半个小时，他殷勤地送我到门口才分别。

到了诺夫哥罗德，我便去拜访他，想不到环境的改变会发生如此惊人的作用。在彼得堡，省长是客人，在这儿是主人；他的身材在诺夫哥罗德似乎也变高了。我根本没有惹他，他却认为必须向我说明，他不允许参议发表意见，或者在公文上保留自己的观点，这于公务不利，如果有分歧，可以商量，一旦不能统一，那么双方必有一方应该辞职。我笑了笑回答他，我是不怕辞职的，辞职是我任职的唯一目标，并且告诉他，我到诺夫哥罗德当官是迫不得已，无可奈何，我大概不会有机会发表意见的。

这次谈话对双方都完全够了。我离开时，决心不与他接近。据我看，我给他的印象与他给我的印象同样坏，就是说我们虽属泛泛之交，认识不久，彼此的不能容忍却已达到极限。

当我了解省政府的工作情况后，我看到我的处境不仅很糟，而且非常危险。一个参议非但要负责一个处，还要分担其他各处的责任。把各部门的公文全部看一遍是绝对不可能的，只得凭信任签字。好在省长忠于自己的主张，参议永远只能参而不议，某处的公文经该处的参议一签字，省长首先也签上了大名。这于理不合，也违反规定，但对我个人而言，这很有好处，他的签字为我提供了一定的保障，因为他已分担了责任，何况他常常郑重其事宣称，他一向光明磊落，像罗伯斯庇尔一样铁面无私。至于其他参议的签字，我是不大放心的。这些人都是久经考验的老狐狸，在衙门里混了几十年，才爬上参议的位置，要靠当官，也就是靠贿赂生活。责怪他们是多余的；我记得，一个参议一年的薪俸是一千二百纸卢布，这点钱不够一个有家的人开销。当他们看到我既不会参加他们的分赃，自己也不想捞钱，我在他们眼里就成了不受欢迎的客人和危险的目睹者。他们不大乐于接近我，特别是看到我与省长之间关系并不融洽。他们互相包庇，沆瀣一气，而对我毫不理会。

再说，万一出事，不论罚款和退赔的数目怎么大，我那些可敬的同行也不怕，因为他们一无所有。他们可以冒险，案子越大越好；退赔五百卢布或五十万卢布，对他们反正一样。逢到退赔，便把薪金的一部分扣还国库，哪怕延长到二百年、三百年也无妨，如果官员也能这么长寿就好了。通常不是他寿终正寝，便是皇上御驾归天，于是新皇登基，大赦天下，赔款终于一笔勾销。这种恩赦并非罕见，皇帝生前也常有，如皇子诞生、成年等等，机会不少；它们是官员们的希望所在。但我相反，我有田地，还有父亲分给我的资产，一旦出事便可没收一部分。

如果我可以依靠自己的科长们，情况会好一些。但不论我怎么笼络他们，客气地对待他们，在金钱上接济他们，结果只是使他们不把我放在眼里。他们只怕当他们小厮看待、半醉半醒来上班的参议们。这些可怜的小人物，没有受过一点教育，没有任何希望，他们一生的乐趣只限于小酒店和伏特加。因此我在自己的处里也得多加小心才是。

起先省长分配我负责第四处，这是管捐税和各种财务的。我要求他换一下，他不肯，说他不得到其他参议的同意，无权调动。我当着省长的面，问第二处参议，他同意，于是我们对调了。第二处是不太吸引人的，那里管身份证和各种通告，处理地主滥用权力、分裂派教徒、伪造货币犯以及由警察监督的管制分子等等的案件。

不能想象比这更荒谬、更不合理的事了，我相信，四分之三的读者读到这里也会怀疑，1然而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作为省府第二处的参议，要审阅警察局长就我本人情况所作的三个月一次的汇报，因为我是处在警察的管制下。警察局长出于礼貌，在操行栏什么也没填，在职业栏写的是：“在国家机关供职”。有了两三种互相敌对的警察系统，用公文程式代替法律，用班长的纪律观念代替政府的理智，这就难怪事情会发展到如此荒谬绝伦的地步。

这本糊涂账使我想起一件事，它几年前发生在托博尔斯克。当地的文职省长与副省长不和，利用公文大打笔墨官司，写了各种尖酸刻薄的公函送给对方。副省长是个迂腐的冬烘先生，教会学校出身的老好人，喜欢舞文弄墨，总是绞尽脑汁亲自草拟

尖刻的复函，看来已把这场争吵当作自己的生活目的。省长刚好有事，临时去了彼得堡。副省长代理他的职务，于是作为省长，他收到了他本人昨天发出的恶毒公函；他毫不犹豫，命令秘书答复，在复文上签了字；而作为副省长，他收到公文后又立即聚精会神编写复函，对作为省长的自己大肆攻击。他认为，这是他大公无私的表现。

我在省政府受了半年罪，日子很难过，非常枯燥。每天早上十一点钟，我穿好制服，挂上文官佩剑，前去上班。十二时省长驾到，看也不看一眼参议们，直奔对面墙角，放下军刀，然后瞧瞧窗外，理理头发，走向自己的安乐椅，朝大家一鞠躬。跟随他的是一个骑兵司务长，这人留着两撇骇人的白胡子，与嘴唇正好构成直角；司务长总是先到，他刚庄严地把门打开，办公厅内刚听到军刀的铮铮声，参议们立即肃然起立，弯腰站着，直等省长鞠躬后始得坐下。我的无法无天的最早表现之一，便是我没有参与这种集体肃立和专诚恭候的大典，却安心坐着，等他向我们鞠躬时才向他答礼。

激烈的争论和相持不下的意见都是没有的。参议极少事先向省长探询高见，省长更少向参事垂询案情。每人面前都堆着一叠公文，每人要做的便是在公文上签字——这是制造签字的工厂。

想起塔列朗2的名言，我办公并不特别卖力，得过且过，但求无过，不致引起麻烦即成。但在我的处里有两类事，我认为我不应敷衍塞责，这就是关于分裂派教徒和地主滥用权力的事。

我们的分裂派教徒并不经常遭到迫害，但是一旦主教公会或内务部心血来潮，就会对某个教派或某个村社发动突然袭击，弄得人们倾家荡产，然后不了了之。分裂派教徒通常都有消息灵通的代理人驻在彼得堡，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会通风报信，于是当地人马上收集款子，把书和神像藏好，请东正教神父和东正教县长大吃大喝，付一笔赎金；这样又可太平十来年。

在诺夫哥罗德省，叶卡捷琳娜统治时期，有不少神灵派教徒3。他们的教主是一个老人，驿站车夫的头领，大约住在扎伊采沃，享有极高的威信。保罗一世到莫斯科举行加冕礼时在途中召见老人，可能想感化他。神灵派教徒像贵格会4信徒，不肯脱帽；白发老人便戴着帽子觐见加特契纳的皇帝。这使他受不了。保罗和他的儿子们，除亚历山大以外，都特别注重细小的礼节，喜欢挑剔。他们手握生杀大权，可是甚至不如野兽，野兽还能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因此大狗决不会任意欺侮小狗。

“你是在谁面前，还戴着帽子？”保罗大发雷霆，怒不可遏，气喘吁吁地嚷道，“你认识我吗？”

“认识，”分裂派教徒镇静地回答，“你是保罗·彼得罗维奇。”

“把他铐起来，送到矿山上服苦役！”保罗继续叫嚷，不愧是个骑士！5

老头儿入了狱，皇上下令从四周放火焚毁村庄，把村民送往西伯利亚定居。到了下一站，他的一个心腹大臣跪在他脚下，说自己罪该万死，没有执行圣上的旨意，恭请陛下三思。保罗有些清醒了，他明白，烧毁村庄，不经审判把人送往矿山，这种事传扬出去，势必引起舆论的不满。他命令主教公会查明农民的案件，把老头儿送往斯巴索-叶夫菲米修道院终身监禁。他认为，东正教僧侣对他的折磨会比苦役更厉害，但他忘了，我们的僧侣不仅是东正教徒，也是贪婪嗜酒的俗人，可是分裂派教徒一不喝酒，二不吝惜金钱。

神灵派公认老头儿是圣徒，他们从俄国各地赶来朝见，买通了寺院向他参拜。老人端坐在斗室中，穿一身素白衣裳，他的信徒们把周围的墙壁和屋顶都蒙上了麻布。他死后，他们请准把他葬在家乡，庄严地抬着他的遗体从弗拉基米尔走到诺夫哥罗德省。只有神灵派教徒知道他的葬地；他们相信，他生前已有了创造奇迹的能力，他的身体是不朽的。

这一切一部分是弗拉基米尔省长伊·艾·库鲁塔讲的，一部分是诺夫哥罗德的驿车夫讲的，还有一部分来自斯巴索-叶夫菲米修道院管理权杖的修士。现在这个修道院中已没有政治犯，但监牢内仍关满了各种教士、信徒和遭到父母控告的忤逆儿子等。修士大司祭曾带我们参观监狱院子，这人肩膀宽阔，身材魁梧，戴一顶皮帽。他一进门，拿枪的军士立即上前禀报：“报告司祭大人，监狱中一切平安无事，犯人现有若干”。大司祭便向他祝福——真是咄咄怪事！

关于分裂派教徒的案件，从性质看，最好根本不再提起它们，因此我看过后便把它们搁在一旁。相反，地主滥用权力的案子，却必须切切实实重新审理；我用尽一切力量，在这片沼泽中取得了若干胜利，从迫害下解救了一个年轻姑娘，也使一个海军军官受到了管制。这可以说是我任职以来的唯一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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