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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部分（第1页）

，打打牙祭。太平年月，千金之赠，不算慷慨，困难时候，一饭之邀，就令人感到温暖如春了。“现在想来，那时的同志关系，也不过如此。我觉得这样也就可以了，留下的印象是很深的，值得追念的。”①他和张冠伦是1916年抗战胜利后在冀中认识的，张为人热情厚道，他负责的纸厂是一个土纸厂，在一家场院里，设有两盘石碾，用骡拉，造的纸专供《冀中导报》用。

在这个小区，他还被分配到大官亭掌握过工作。这已经是1948年春天了。大官亭有一所完全小学，每天晚上，孙犁都要利用它的大课室召集贫农团开会，散会的时候，常常是星斗阑干，甚或鸡叫头遍了。学校的老师们都和他关系很好，凡集日改善生活，校长总是把他邀来，并请一位青年女教师端给他一碗非常丰盛的菜肴。“我那些年的衣食，老实讲有些近于乞讨，所以每请必到。”②吃饱了，就和老师们娱乐一番，他出的节目，照例是京戏。

就在这期间，《冀中导报》正在用整版整版的篇幅，对他进行批判。

问题弄得这么严重，主要和家庭成分有关，此外，也和“知名度”有关。先时，他在延安写的几个短篇，如《荷花淀》、《芦花荡》③等，曾由张家口电台广播，《晋察冀日报》加按语予以转载。他到河间后，《冀中导报》又登了那样一个短讯，称他为“名作家”，这件事虽然使他“苦恼”①，却使一些人感到“骇人听闻”。这些可以说是诱因，引起批判的直接原因，则是他的两篇作品。事情是这样的：1947年，他到了旧游之地的同口，住在老朋友陈乔的家里。这本来也是抗战期间养成的习惯，住在有关系的人家，生活上有些照顾。那时讲统一战线，住宿并不注意阶级成分，住在地主、富农家里，物质条件也好一些。同年，他在《冀中导报》上发表了那篇题名《一别十年同口镇》的通讯，末尾讲了几句朋友交情的话：“进步了的富农，则在尽力转变着生活方式，陈乔同志的父亲母亲妹妹在昼夜不息地卷着纸烟，还自己成立了一个烟社，有了牌号，我吸了几支，的确不错。他家没有劳动力，卖出了一些地，干起这个营生，生活很是富裕。我想这种家庭生活的进步，很可告慰我那在远方工作的友人。”这些话，今天看来固无问题，在当时也符合党的政策（文章里说的情况，是当时的政策所提倡的）。但在同年冬天的土地会议上，这却是他受到批判的一个理由。再就是那篇发表于同年《冀中导报》上的《新安游记》②。新安地处白洋淀一带，地势很低，四面临水，在一个雾气很重的黄昏，他从端村到新安城墙附近转了转，回去很快写成了这篇小说，结果把大街的方向弄错了，这就被定为“客里空”的典型。652孙犁传

①

②《孙犁文集》第一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他在1946年7月4日给康濯的信里说：“所苦恼者，咱在冀中也成了‘名流’，有生人来，要去陪着，开什么会，要去参加，有什么事，要签名。我是疏懒惯了的，常自觉闹出了欠妥之处，烦忧的很。”——《陋巷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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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总的看来，引起批判的，是某些社会性原因，并非文字之过。当批判的消息传到孙犁的家乡东辽城，人们不知“客里空”为何物，不只令老母悬念，也加重了对家庭的斗争。孙犁自己总结这件事的教训是：一、率尔操笔，缺乏调查；二、去新安时，未至县委联系，那里的通讯干事，出面写了批判文章，并因此升任《冀中导报》记者；三、报纸吹嘘之“名”，引起人之不平①。

应该说，他的作品受到报纸的公开批评，这并不是第一次。他的短篇小说《碑》②在1946年4月15日的《冀中导报》上发表后，《晋察冀日报》副刊上就登出过署名白桦（据康濯说，这个白桦，不是现在的作家白桦，也不是曾任天津市委宣传部负责人的白桦，其情况不详）的批评文章，不过性质和这一次不尽相同，也远没有这一次规模大，但究其根源，也还是一个“左”。孙犁在1946年7月31日致康濯的信里答辩说：“……我觉得他（指白桦——笔者）提出的意见是对的，但有些过于严重，老兄知道，咱就怕严重，例如什么‘读者不禁要问：这是真实的吗？’我不是读者，我是作者，但是我可以说是真实的，因为事情就发生在离我家五里路的地方。”此外，他的小说《琴和寓》、《钟》③，也都在不同的场合，受到过至少是不尽公平的批评。这些批评，虽然微不足道，但，“风生于地，起于青蘋之末”，谁能说像《冀中导报》上那样大事张扬的批判，和这些批评所表示的某种思潮没有联系呢？再让我们从头说吧。《冀中导报》上发表了那样的批判文章后，开始时孙犁受到一些歧视，后来大家也就见怪不惊、适应如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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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改工作组，他认识了王昆，“她系深泽旧家，王晓楼近族。小姐气重，置身于贫下中农中间，每日抱膝坐在房东台阶上，若有所思，很少讲话。对我很同情，但没有表示过。半年后，我回家听妻说，王昆回深泽时，曾绕道到我家看望，此情可念也。进城后尚有信。”①批判归批判，工作归工作，而且，对他来说，只要工作，就自然地孕育着创作的种子。事实证明，他在饶阳县张岗镇和大官亭工作的这段经历，后来都开花结果了。其中，在张岗那段生活，他写成了《秋千》，在大官亭那段生活，他写成了《石猴》、《正月》、《女保管》②。这几篇作品都是小说，但孙犁在记述个人经历的《〈善閛纪年〉摘抄》中，当吹他在大官亭这段生活时，却没有具体叙述自己经历的事件，只说“情节可参看《石猴》、《女保管》等篇，不赘。”③既然这样，我们就借助一下这些纪实性极强的作品，来展现一下他在当时的生活背景吧：大官亭是饶阳县有名的富村，这村里有很多的地主和财东。平分时候，这村的浮财，远近都嚷动。

大官亭附近有个小官亭，小官亭的浮财，账单不到一尺长，有几个妇女坐在炕头上，一早晨的工夫就分清了，可是人们还有意见，妇女们为一尺二尺洋布争吵起来。你的细，我的粗，她的花样好……。新农会主席就说：“别争了，你们到大官亭去看看，人家那里，丝棉绸缎，单夹皮棉，整匹和零头的绢纺，堆满五间大房子，间间顶着房梁。要像你们这么争起来，就一辈子也分不清了！”

“在那里主事的，可得有两下子，账房先生也得有一套！”妇女们说。

“一套还不够！总得有好几套。”主席说，“工作组是县级干部；账房是过去给七班管事的侯先生！”——石猴

正当小官亭的人们羡慕地夸奖着大官亭斗争果实的丰富，大官亭的贫农团却出了问题。原来做平分工作的老侯，因为拿了贫农团送了的一个拴在烟荷包上的石猴儿，造成了很坏的政治影响：四乡传言，这石猴儿是七班的传家之宝，是他家祖上从云南做官得来的，能预测风雨，能驱病避邪……最后是，斗争果实中的好东西全让上边拿走，穷人只能分些破补拆烂套子。最初，小区区委书记老邴就批评老侯不该拿贫农团的石猴儿，现在事情弄到这样，他接受上级指示，查明报告，将石猴儿交回贫农团，调老侯到党校整风，自己也在贫农团代表面前做了检讨。当贫农团为老侯说情时，老邴说：“兴妖作怪不是猴儿，是我们的敌人，村里有看不见的无线电。老侯同志作风不好，叫人家借尸还魂，受点处分也不算冤枉。”我们无意在老邴和孙犁之间划等号，但我们相信，老邴经历的这些事，当年孙犁也经历过；否则，他不大可能在自己写的传记性材料中略而不谈，叫人们去参看《石猴》等篇。

在下面一段叙述里，他写的那个“李同志”，就更像他自己了：

……来时背着一条白粗布被子，穿一身黑粗布棉衣，对群众说：“你们看着，我带来这点家当，走的时候，多了一针一线，就是贪污了你们的果实。”……

李同志兢兢业业地工作着，大有“澄清天下”的志向。每天召集会议，下午是新农会的委员会，晚上是新农会全体大会，这是一连串激动的热情的日子，繁乱沉重的日子，每天开完会回来，总是已经鸡叫的时候了。

——女保管

但是，他也出了差错。由于他的“点头”姑息，分浮财时，某些干部先拿了自己中意的东西，结果，秩序全乱了：“每个人都记起了老婆孩子的嘱咐，挑选着合适的果实，包括衣服的颜色、身量、价钱。打算盘的不断出错，计件数的数了又数，衣裳堆也乱了，踏在脚下，压在屁股底下，工作的速度大大减低。”女保管刘国花对他说：“我说老李呀！你这样信着他们的意，县里也快调你受训去了！”“老李”已经明白，由于自己的一个“点头”，造成了怎样的过失，他马上纠正了这场混乱。但是，一个荣军举着拐杖进来了：“不能分，要重新搭配！”

李同志说：

“不能再耽误了，万一我们要受了损失……”

“哪怕它损失完了哩，也不能叫少数干部多分！”别的几个人也跟着喊起来。

经过李同志耐心解释，总算把浮财分下去了，后来还是出了很多麻烦。李同志做过的实际工作很少，他把这件事当做一个教训记在本子上：“当你做领导群众的工作时，不要随便摇头或是点头，口气也不要含糊不清。要深思熟虑，原则分明！要学习刘国花同志！”

在上面的叙述中，如果把“李同志”换成孙犁的名字，也不会差到哪里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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