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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1页）

，这才敢彻底打开房门，走到街心喘一口气。

说过了皇帝，咱们降低一格，说一说王爷。王爷住的地方叫王府。王府也分级别。最高级的王府凡事比皇宫低一格。皇宫的正殿叫金銮殿，金子在中国是最贵重的金属。到了王府，主要建筑则叫银安殿，银子是比金子低一级的货币。过去京戏中就有不少王爷上台，其中最有权势的叫八贤王，或者俗称“八千岁”，他的驻地叫“南清宫”，是仅仅比皇宫低一个等级的地方。八千岁往往是当今皇帝的叔叔或侄子。如果皇帝昏庸，那八千岁一定圣明，他手中有一件前朝天子传给他的凹面金锏。它可是比皇帝还有权威的东西，一旦皇帝发昏，八千岁就拿出这制胜法宝，皇帝立刻就会吓得软绵绵。这时候再出来几个拉架的大臣，只要皇帝收回成命，一场风波也就结束。这些故事在中国流传久矣，给本来不抱希望的平民又增添许多梦想。

再低一格的建筑，就是北京曾经十分流行的四合院了。所谓“四合院”，是指院子四面有房，向着中央围拢来，从“四”面“合”到一起而成就了“院（儿）”。四合院也有一定的规格，但住的人不作限制：大臣可以住，商人或别的老百姓也可以住。四合院在北京居所等级当中是居中的，王府的人破落下来，会降到四合院里；普通大杂院的人发达了，也会买所四合院住上一住。四合院住的是北京中层人士，有规矩，但又不过于死板，因此它在北京居住上的价值也就越大。四合院综合的风景是诱人的：“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它们组成了四合院万千变化中不变的因素。正规的四合院方位是应该与皇宫一样的，坐北朝南。大北屋住着男主人，东屋用做饭厅，长子夫妇住西屋，长孙住在大北屋与西屋之间的耳房，让他从小就受到爷爷与父亲两代人的管制。小的四合院只两进，中间一个垂花门，但大北屋后边就是别人家，这有些煞风景。如果是三进以上的四合院，大北屋后一定有长条形的套院，既隔音，也保险。四合院内院中有“十”字形的甬路，其四边可以栽花种树，但绝不许在其中轴线上种树。您想，一个院子是一个“口”，“口”的中间种树等于加了个“木”，那不等于是“困”了？多晦气啊。内院的上方夏天可以搭凉棚，用杉篙戳在地面，不破坏地面的方砖，用粗铁丝把杉篙彼此拧紧。然后在上边架设席子，席子可以舒展也可以卷起，主人在地面就可以操作。这样，尽管外边街道赤日炎炎，院内却可以清凉许多，可以形成院子里的小气候。北京有许多特大的四合院，中间是主线的中轴，两侧有套院，套院基本对称，但不绝对。次子之下的子女多在套院，姨太太往往也住套院。如果四合院只有一条硬邦邦的中轴线，那未免也太呆板了。只有那种存在两三位姨太太的家族，才能把大型的四合院充满，有了一些不大不小的矛盾，四合院才有生机。您不妨读一读巴金、茅盾的长篇，其中哪个大家族没姨太太呢？北京东西横向的街道中，坐南朝北的房子也不少，于是就有若干变了“格”的四合院。这样的四合院被称为“倒座儿”，在舒服程度与格局上都输给坐北朝南的房子许多。　。。

道路·屋宇（3）

除了方向之外，如果东房西房中缺了一边，那就叫三合院。北京老话说“有钱不住东南房”，东边的房子挨西晒，如果院子东边长着棵大树，就能把炎热的阳光给挡住了。再有北京东西横向街道的距离很宽，往往街面第一层院落之后，还有第二层院落。如果求气派，当然是临街的房子好；如果求幽静，即使是在隔一个院子的背后居住，也格外会感到舒服。老作家邓云乡年轻时借住在西城南魏胡同一个同学的家里，那儿就是胡同南侧的第二层院落，而且是三合院。南侧而非北侧、第二层而非迎街的第一层院落、是三合而非四合，表面上这房子有三重的缺点，但邓住得十分惬意：南魏胡同是西四北有名的胡同，由大街东口到沟沿西口，路北一家挨一家，都是大宅门。早年老虎总长章士钊就住在这条胡同，名画家陈半丁住在东口路北。同学的家，路南的大红门，两进院子，但不是正规的两进院落。先住前院，北房没有廊子，冬天最舒服，半窗红日，由一早直晒到下午一两点钟，又烧着炉子，虽然火整日封着，也永远是暖融融的感觉。后来搬到后院，开始没有房客，只一家住，院子又深，邻院大槐树荫凉，遮满整个东房屋顶。虽是东房，夏季也无暑意。大学快毕业时，我在东屋借住了两个多月写毕业论文，两明一暗，里间空着，我住外间，一副铺板，一张大写字台，一个大方凳，家具极为简单，地是大青砖地，扫的清清净净。窗户下边玻璃，上面冷布卷帘，挂着竹帘子，生活之舒畅、方便，真是神仙过的日子。写文时，竹帘冷布空气流通，静得恰到好处，即可偶闻胡同之中漫长的叫卖声，写的有些累了，抬脚一掀帘子走到院中，足够你伸腿、踢脚、抬头看天，白云浮动，青天高渺，偶有不知谁家鸽子一群飞过……邓文所说的，是他借住在一位同学家中。同学已丧父，只与寡母生活在一起。他们娘俩尚住了前后两个三合院，想来经济条件不错。邓文所说的这个南魏胡同，我在20世纪50年代随父母亦迁居到这里，居住了二三十年之久。我们的家也是三合院，也是路南，邓文中写到的那些感觉，我陆续都多少体验到了一些。在邓写文的那个时期，北京房子富余，市面上“房子招租”的广告很多，租金也相当低廉，因此一般市民在居住条件上比较充裕。有了朋友或亲戚从外地来北京，事先打个招呼，等到了北京一下火车，径直就奔向下榻的亲友处了。从这居住的侧面也能看出那时北京生活上的方便。

北京最先出现的柏油马路，是挤满了外国使馆的东交民巷。有说东交民巷曾经是京城最长的一条胡同。明清前被叫做江米巷。清人张廷玉编纂《明史》卷八十八河渠六有记：（正统）六年，造宣武门东城河南岸桥。修江米巷玉河桥及堤，并浚京城西南河。可见五百年前的今东交民巷附近，是通漕运，并很有可能还是南来江米的仓储及集散之地的。江米是古建筑中非常重要的黏合剂，并不像今天包个粽子、熬碗黏粥那么简单。清同治末年，日、俄、美、英、法、荷等国纷纷在东交民巷设立使馆。或许是考虑外交观瞻，晚清政府也逐渐开始重视改变“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的道路环境。但据文廷式在《闻尘偶记》中的记载：“京师惟东交民巷中段路稍平，雨后泥亦不深。则以各国使馆所在，自行修理故也。”或许京都最初的道理修整意识，也是受了外人自扫门前雪后的启示吧？！第二条柏油马路，则出现在前门廊房胡同二条，那里是前门区最重要的珠宝玉器大街，外国人去得极多。这时出现了专门拉外国人的洋车夫，一清早他们等候在六国饭店或北京饭店门口，老外出来了，他们把客人请上自己的车，用简单的英语问明要去的地方。如果听清楚是去廊房二条的话，则一定要把这客人再拉回来。他们轻巧地一路飞跑，等进入廊房二条，把洋人送进某家铺子，就与迎出来的伙计做个手势，然后退回到街口等待。一会儿，洋人完成交易出门，他则在街口瞄见到了，一路拉着空车来到洋人面前。洋人欢喜上车，店铺伙计也把一个小包递给车夫。试问内中装着什么？是千分之三的提成。这在廊房二条两百年经营的过程中已成惯例。而且，如果父一辈的车夫年老退休，子一辈的车夫立刻顶替。这，同样也成为两百年的惯例。

那个时期从外地到北京来，最方便的交通工具是火车；在北京市内，乘坐汽车的时候也渐渐多了起来，汽车的路线开始陆续增多，每年牡丹开放之时，还特地开辟专线，把大批游人运送到南城的崇效寺看牡丹。至于一般个体行为，最普及最方便的出行方式则是乘坐洋车。洋车本身有新旧，车夫的体力有强弱，但这些都由坐车者自由选择，而他们的付酬只与路途的远近有关。有人曾记录了当时从北京最重要的车口（前门火车站）出发的一张价目表：到崇文门、宣武门、永定门大约一角。

到东四、西四、地安门一角五六。

到北新桥、新街口附近两角。

到安定门、鼓楼、德胜门附近两角三四。

到东直门、西直门附近两角五。

到朝阳门、阜成门附近两角。

到广渠门、广安门附近一角七八。

到左安门、右安门附近两角四五。这个价目表有个特点，从北京市的地理中心（前门）出发，路线是一左一右辐射到中轴线的两侧，北京市民心里的距离感特别准确，所以一旦确立之后，无论买方还是卖方，就都能自觉维护。如果不是在前门上车，心里那根标尺随便一对照，也就“*不离十”了。作家老向也在文章中记录了他对北京洋车夫的认识：提到车辆，立刻想起洋车夫来。在社会表面活动的，洋车夫当首屈一指。大半的旅客，一到北平，首先接触到的也是洋车夫。他们的品类之繁，难以数计；他们的生活之苦，也难以形容。但是无论他怎样地汗流浃背，无论他怎样地精疲力竭，他绝不会以失和的态度向你强索一个铜板；你若情愿多给他一两枚，他会由丹田里发出声音来，向你致诚挚的谢忱。最教人难以索解的是，有时他向你报告沦为车夫的惨史，或是申明八口待哺，车费无着的当儿，还是用一种坐在茶馆中品茶的闲适与幽默的口调！难得他们是怎么锻炼的！这，真让我们没法说。车夫都是默默的，他们没有语言，他们有的是对你的热诚的感谢。这，就是北京对你的回应。

公园乃是新事物（1）

北京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园，还是在上世纪20年代的事。北京最早的公园，或许该算是今天位于西直门外的动物园了。1908年，它正式售票对外开放。清人孙宝瑄《忘山庐日记》光绪三十四年（1908）四月廿三日记云：“（农事实验场）在西直门外，旧为三贝子园，周十五里，已荒废，新造楼亭，并开渠通舟。其万牲园移于场之东南，珍禽异兽，笼置而栏隔焉。……自五月一日始，即售卷，纵人参观矣。”万牲园，当时属于中国第一家现代农业实验研究基地的附属设施。鲁迅先生1912年5月5日第一次来到北京，两个星期后，就“与恂士、季士游万牲园”，可见当时北京公共消闲的公园多么稀少，有着几头瘦骨嶙峋的老虎、狮子和斑马的万牲园，就给百姓带来了聊胜于无的慰藉。诚然，北京从一建城的时候，城中就修建了不少有山有水的好去处，但都属于皇家园林，根本没有老百姓的分儿。只有辛亥革命之后，尤其是在末代皇帝溥仪从故宫出走去天津当寓公之后，这才陆续把原来的皇家园林开放，成为老百姓可以游憩和消闲之处。本章拟谈太庙、中山公园、北海公园、景山公园四处。

为什么先谈太庙？它在天安门的东侧，与西侧的中山公园正好对称。按照中国“左右相比，左为上”的传统，所以先谈。它本来就是明王朝的家庙，正殿中供着明代各位皇帝的牌位，肃穆而宁静。清军占领北京，把这里改成自己的家庙，而把明代君主的牌位移送到白塔寺东面的历代帝王庙中，让朱元璋和他的儿孙与李世民、赵匡胤等做伴去了。清君主每年在这里举行五次祭奠：大年初一、四月初一、七月初一、十月初一和十二月二十九。每当战争获得胜利，也在这里举行庆典，让重要的战俘在这里排列成行，给已经驾崩了的皇帝看。但，1911年11月26日，同样是在这里，清朝的摄政王和清政府的诸位王爷在袁世凯的监督下，向已故皇帝的牌位叩拜，发誓永远放弃他们的皇位与权力，接受新议会的十九项条款，即将帝制改为议会制。清亡国后，太庙的大门仍然关着，并没有立刻向公众开放。说到它的大门，请不要误会成今天那个开在长安街上的大门。实际上，太庙的正门与社稷坛（即中山公园）的正门，原来都开在天安门内，皇帝从午门出来，向东可以进太庙，向西可以进社稷坛，这两处是他的私产。天安门一关，老百姓根本别想进来。后来，中山公园首先向社会开放，为了老百姓进入的方便，在天安门西侧开了大门。为了对称，也顺便在东边给太庙开了正门。虽然开了正门，但依然没有公开开放。我在本书开头讲过的太庙灰鹤，长期以来非常准确地来去北京，来时通常是三月初，走则通常是阴历七月十五前后。在这些日子里，它们在太庙上空飞来飞去，从中南海里捞小鱼给它们的孩子吃，飞在空中时的叫声很大，仿佛北京就是它们的湿地。如果是平时的祭祀，它们丝毫不回避前来的亲王与官员；如果是皇帝亲自出马，这些灰鹤不知如何获得信息，则早几个小时离开。当义和团刚兴起时，皇帝命庆亲王到太庙祭奠，灰鹤不像平时那样飞走，而是盘旋在天空，大声叫了一个多小时，这才向西飞去而没有回来。一直等到西太后与皇帝从西安返回北京，这些灰鹤才重新进入太庙。一个西方人在1933年写成的《古都旧景》当中记录了这件事，他不禁在发问：“难道不奇怪么？羽毛动物对未来事情的认识比高明的政治家还清楚呢！”

公园乃是新事物（2）

再说西边的社稷坛改成公园的事。1913年，清隆裕太后去世，在太和殿上治丧，因为当年是她在清室退位的协定上签字，所以一时还有不少人说她有“让国之德”，于是让市民随意由西华门和东华门进入太和殿上行礼。国民政府交通总长朱启钤负责现场照料，朱总长顺便从端门进入太庙、社稷坛诸处一走，发现荒凉不堪，所谓“不堪”者，包括在如今水榭的地方喂养了牛羊！他激动了，遂生重新修复并开辟为公园之思。一有此思，行动便也快捷，各处发起捐款，共计募得五万余银元，朱氏自己与杨度各出资一千元。后公布账目，宣布凡捐款五十元以上者为董事，共计董事三百零三人。凡董事者，以后入园可不买门票。正式开放后，还果真有“天天都来”的董事。此后在朱氏的主持下，把荒废处逐一修复，利用拆除天安门前千步廊所得的旧木料，先后增修了唐花坞、六方亭、投壶亭、来今雨轩、董事会、春明馆、绘影楼、上林春等。1914年9月初筹划在天安门西侧开大门，到10月10日就正式开放，这种速度实在惊人。随后堆出西南角的大假山，挖了荷塘，建造了水榭，修建最晚的是进门两边的长廊。在西树林区域修了许多茶座，从南到北的顺序是春明馆、长美轩、柏斯馨，当中一条大路。开放之后，一度游人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来这里“坐茶座”。这三个茶馆各有特点，最南边的最传统，当中一个算过渡，最北边的最摩登。来的人也与其风格相应。著名学术前辈谭其骧回顾说：“春明馆是老先生们聚会的地方，我自觉身份不够，不愿意去。曾在那里遇到林公铎（损），座无他人，被拉坐下。他张口之乎者也，讲几句就夹上一句‘谭君以为然否？’蒙文通、钱宾四（穆）、汤锡予（用彤）三人常坐在一桌，我跟蒙老熟，认识钱老而不熟，汤老我认识他，他不见得认识我，也就不上去打招呼了。夏天坐公园可以从太阳刚下山时坐起，晚饭就在茶座上叫点心吃当一顿饭，继续坐到半夜甚至后半夜一二点才起身，决不会有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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