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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万类霜天竞自由 文化镜头剪辑（第1页）

1921年的中国文学，千岩竞秀，百舸争流。但文学不是岩石上直接生出的花，文学的欣欣向荣必有其所需的特定土壤和相关的生态环境。除了政治经济和一般社会生活这些大气候之外，作为小气候的“文化”，便是与文学互为表里的重要因素。

本章所讲的“文化”，指的是精神文明领域的现象和活动，大体包括思想、学术、科技、艺术、教育几方面。本书没有专门讲解民国初年文化史的义务，因此这里选择介绍若干1921年前后的文化“信息”，目的是在为同一时期的文学画面把背景勾勒得再清晰一些。

1921年，一本叫做《民声》的刊物在广州复刊，这是创刊于1912年的中国第一个无政府主义刊物，创刊者是被尊为中国无政府主义“先觉”的师复（刘思复，1884-1915）所建立的中国第一个无政府主义团体“晦鸣学舍”。

《民声》社印行过《新世界丛书》、《无政府主义粹言》、《无政府主义名著丛刻》、《无政府浅说》、《总同盟罢工》、《军人之宝筏》、《工人宝鉴》等书。宣传反对一切剥削压迫、要求个人绝对自由的思想。师复曾在《无政府共产主义释名》中说：“人民完全自由，不受一切统治，反对强权，实为无政府主义之根本思想。”又说：

强权有种种，而政府实为强权之巨蘖，亦为强权之渊薮。凡百强权靡不由政府发生而保护之，故名曰“无政府”则无强权之义亦自在其中。

无政府主义号召举行革命。其主要革命手段是总同盟罢工。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师复说：“无政府党所攻击者：集产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也。”（《驳江亢虎》）在新文化运动开始后，无政府主义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深人人心，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潮。无政府主义社团达数十个，出版报刊七十多种，国共两党的许多重要人物都曾信奉过无政府主义或受过其影响。饱受苦难的人民迫切需要一场彻底解决一切的革命，因此理论浅显易懂的无政府主义主张得到广泛拥护是不难理解的。1920年，北京大学一些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学生成立了“奋斗社”，社员有易家钺、郭楚良、朱谦之等，他们宣布“极端反对马克思的集产社会主义”。认为十月革命的苏维埃政府“无所不用其强权手段，束缚人民的自由”，是“杀人放火的强盗”。后来，在与共产主义者进行的论战中，无政府主义者内部渐渐产生分歧，许多人发生了思想转变。

共产主义者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极端自由论，认为极端自由就无法革命，所以须建立有约束力的限制成员自由的革命政党，革命的目的必须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反对一切阶级绝对平等。有些无政府主义者便觉得不妨先利用共产主义“建设一个完全无强权的新社会”，他们说：

现在这布尔什维克党的运动，看来已经很是有力了，那么我们何妨借他们的势力来破坏这些黑暗制度呢？这些黑暗制度破坏了以后，然后再把我们理想中的主义请出来实行，只要不落他们劳农政府的窠臼就是了。

1922年7月1日，中国存在时间最长的无政府主义刊物《民钟》创刊。该刊讨论了许多比较实际的问题，如革命中不同阶级的地位和作用，是否应当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如何对待国共两党以及关于恐怖主义等。

1922年双十节创刊的《学汇》也强调面向民众，注重实际，提倡搞农民运动。而1924年创刊的《自由人》则立场明确，反对国民党和甚民主义。其主编信爱说：“国民党恐怕很有变为升官发财党的可能。……如果曹吴被国民党打倒了，国民党专政了，恐怕国民党的饭碗将会普及全国呢。”这个预见还是相当准确的，专政的确会产生特权。中国人在心里痛恨特权，历代造反起义都举着平均主义的旗帜。但特权是任何社会都不可消除的，问题只在如何监督限制它而已。

无政府主义还在旅法华人中与共产主义进行了论战，阵地是1922年1月15日创办的《工余》，共产主义者在《少年》上进行了回击。

包括无政府主义在内的许多革命理论，当时都被泛称为社会主义。提倡“纯粹社会主义”的江亢虎（江绍铨，1883-1954）曾自称“倡导社会革命最早之一人”，晚清政府视其言论为洪水猛兽，他便自题文集为《洪水集》。江亢虎组织过“社会主义研究会”、中国社会党，提出许多迎合人民普遍幻想的理论，师复曾有《伏虎集》对他予以批驳。1921年3月至1922年8月，红亢虎去苏俄，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等国际会议，会见过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等。在1923年出版的《新俄游记》中说：“游俄、日来，颇觉失望，或疑余社会主义之信仰已动摇矣。不知余向来之主张与今日共产党之行事本有异同。此次目击俄国试验之经过与其成绩，盖自信所见之不谬，而吾道之可行也。”江亢虎的“吾道”也就是“赞同共和”、“普及教育”、“主持人道”、“伸张公理”、“改良法律”、“奖励劳动”等等人人都不会反对，不触及现行秩序和制度的一堆口号，这样的社会主义显然是没有竞争力的，很快便遭到了失败。

1920年9月至1921年7月，罗素访华期间宣传过一种“基尔特社会主义”，主张以生产者的同业组合（基尔特，Guild）为社会经济组织的基础，各产业由其基尔特实行民主管理、经济负责。而国家只负责一般的公共事务，无权对基尔特内部进行干预。这种基尔特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倡导者有张东荪、梁启超等，他们认为中国几乎不存在工人阶级，工业又极为落后，因此难以实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

应该说，无政府主义也好，纯粹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以及此外的“极端社会主义”也好，都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富强新生而产生的社会改革思潮，它们广泛探讨了中国社会的各方面问题，提出种种理论主张，启发了人们的思考，留下了许多正确的见解。三民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它们也是互有启发、互有吸收的。这形形色色的主义好比各路诸侯进军咸阳，在实际战斗中，三民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论显示出更为强大的力量。尤其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后，渐渐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凝聚核心。不过在巴金等人的创作中，还明显留有无政府主义的痕迹。一切为民族振兴而奔劳而牺牲的人，都是值得尊敬的。

各种理论思潮的影响范围，主要是知识分子。对平民来说，最有力的思潮则是宗教。

1921年，中国的天主教徒达到200余万，而10年前只有130万。教徒猛增的主要原因是天主教会大力推行天主教的“中国化”运动——即“通过中国人为基督对中国进行和平的和精神的征服”。教皇要求尽量起用中国籍神职人员，到1920年，中国神甫达到963人。天主教在发展教徒时，一般要求全家老幼一次性入教，在农村、灾区，则以钱财扩大影响，所以教徒中有许多下层贫农。到1926年，天主教在华办学9000余所，学生约50万人。

基督教也发展很快，1920年有教徒36万余人，1921年中华基督教教育会组织国际调查团到中国36个城市调査近500所教会学校，提出“更有效率、更基督化、更中国化”，以便“把中国变成一个基督教国家”。1922年4月，第十一届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选择北京为会址召开。这些引起了中国民众的警觉。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青年学生中组织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提出“各国资本家在中国设立教会，无非要诱惑中国人民欢迎资本主义；在中国设立基督教青年会，无非要养成资本家的良善走狗”。随后北京又成立了“非宗教大同盟”，在北京大学召开了3000人的大会。“非基运动”迫使教会进一步改变在中国的传教办法，力求与中国固有之文化融成一片。基督教对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国民党的许多重要人物都是基督徒。孙中山临终前一天说：“我本基督教徒，与魔鬼奋斗四十余年，尔等亦要如是奋斗。”他逝世后，便举行了基督教的人殓仪式。蒋介石为了与宋美龄结婚，也皈依了基督教，并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会长余日章做证婚人。在文学方面，1921年以后的许多作家作品都表现出基督教的影响，包括冰心、许地山、曹禺等。

中国固有的佛教在清末日趋衰落，民国初年重又复兴，新文化运动之后更趋蓬勃。1920年唐继尧邀请中国佛教会发起人欧阳渐到云南讲经，赵恒惕邀请新佛教运动的头号领袖释太虚（1896-1947）到湖南讲经。1921年，大总统徐世昌颁赠太虚“南屏正觉”匾额，1922年浙江督办卢永祥因水灾请谛闲主持息灾法会，在西湖放生。1923年，朱庆澜等在哈尔滨、长春、营口兴庙办学，复兴东北佛教。1924年，成立了中华佛教联合会。1925年，段褀瑞执政府请太虚在中央公园主持护国般若法会……佛教进入了一个“现代化”的新阶段，梁启超、熊十力、梁漱溟、汤用彤、杨度等对佛教思想和文化进行了具有时代特点的深人钻研，推动了佛学研究的发展。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佛教色彩也是相当明显的，鲁迅对佛教有着相当深刻的研究，许地山、废名等人也是援佛入文的大师。

在艺术领域，从清末传人中国的西方艺术发展到20年代前期已经在中国扎根。1922年，学校里的“乐歌”课正式改称“音乐”中国人学会了许多西洋歌曲，并经常填入新词。1920年，上海成立了以演奏民族器乐为主的“大同乐会”，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和上海专科师范学校都开设了音乐专修科。1922年，北京大学成立了音乐传习所。1922年民国政府公布新学制，将舞蹈纳人体育课中。1921年，黎锦晖写了第一部儿童歌舞剧《麻雀与小孩》，后来歌舞剧的影响逐渐扩大。1926年黎锦晖创办了中华歌舞专校，对中国的音乐舞蹈事业尽力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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