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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1页）

测化石燃料将“占2005~2030年全球能源消耗增量部分的84％”。

在人口大国例如中国和印度出现的爆炸性经济增长，已经促成从农业为基础的轻量级经济体向现代工业和商业巨无霸的转型，这进一步加大了它们对能源的似乎永无止境的需求。按照雷拉·阿布德和约翰·比尔斯发表在《华尔街日报》上的文章《商业在能源不足的条件下成长》中的说法，商业活动是“世界上能源消耗最大的活动之一。人们需要大量的电能来保证工厂运转，为商店提供空调，同时还有无数汽油用于运货卡车……光生产部门就几乎占用了世界全球能源消耗的13。”

关切之外是这样的事实：很大比例的产油国最近几年在它们的消费习惯上已经出现了剧烈的转变，能源消费的公共补贴以及不断发展的工业化对此更是火上浇油。2007年一份《纽约时报》上由克利福德·克劳斯报道的《富油国使用更多能源，降低出口》中说：“很多大型石油出口型国家的经济增长如此之快，以至于它们自己国家能源的需求正在大量地削减它们在海外销售的数量，给全球石油市场的紧张局面增加了新的因素。专家说如果继续保持强劲增长这种势头，也就意味着有几个世界最重要的供应国可能在10年左右的时间内将会开始进口石油，来为它们用石油财富购买的新车、新房子和新的业务提供动力。”同样，2008年5月《时报》（伦敦）上一篇由卡尔·莫提歇德写的文章中提出，某些中东国家可能会“很快需要进口煤炭来保证点亮它们的灯”。

可以肯定，某些新的进步让人们对能源饥渴可能在最近几年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持续加大的说法产生怀疑。首先是影响深远的美国以及各地出现的经济减速、美国在世界舞台地位的滑落、杂乱无章的全球经济失衡以及保护主义势力抬头等各种因素搅和在一起，将会破坏全球化所带来的繁荣。另外，近年的价格上涨模式表明，对于石油的结构性价格限制水平似乎已经上移，完全排除了原油回到每桶10美元的可能性。然而，由于两个方面的需求都将在一个水平上调和，这种影响力将会部分或者全部被那些人口众多的新兴经济国家的边际消费增长所抵消，而这些国家一直在试图追赶发达国家。

变化的消费模式也将会激化现有的资源紧张矛盾，这种情况已经受到了历史学家兼作家尼尔·弗格森和其他人的高度重视：可利用资源供应的不均衡地理分布以及在富国和缺乏资源的穷国之间的分歧日趋严重，这些资源既包括能源也包括其他关键的商品。比如，按照来自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EIA）的“国家能源分布”数据，2006年最大的5个石油净出口国是沙特*、俄罗斯、*联合酋长国、挪威和伊朗，而主要的进口国是美国、日本、中国、德国和韩国，石油进口国进口的石油量大致占了石油净出口国出口的一半。毋庸讳言，这种不对称已经激起了大量的口角和冲突。

然而，当各种利益体都强势地竞争地缘政治话语权的时候，这种麻烦将会更加引人注目。只要石油市场一直受关注，产量将主要集中在一个正在变得越来越小的生产国集团，这样一个预期只可能意味着对所有相关方来说，未来将会充斥着更浓的火药味。《金融时报》的马丁·沃尔夫在其《2007年世界能源展望》一文中报道说，国际能源局预测“来自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的世界供应的份额将从42％上升到（2030年时的）52％。另外，‘在2015年前的这段时间内，供应方可能采取的使石油价格忽然飙升的突然行动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有意思的是，能源消费方并不是让人感觉到危险的唯一方面。各种新闻报道详细描述了俄罗斯这个世界上主要的天然气生产国（欧洲天然气需求的25％均由它提供）最近几年致力于把它的客户基础进行多元化安排，并且减少对其国内产能销售的依赖。这位美国长期以来的竞争对手与各种不同类型的中亚生产国签署了合同，与相关方达成了协议，为新增加的天然气的销售建立通向欧洲以及进入日本、中国和其他地区的新管道。这些做法已经部分减少了可能存在的欧洲客户联合施压的威胁，过去威胁之所以可能出现，是因为它们的总需求占了俄罗斯碳氢化合物出口的巨大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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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的破坏

随着情况的进一步发展，供需的不匹配还不是令人担心的唯一问题。长期以来的能源依赖型增长和对化石燃料的过度依赖也引发了各种各样的附带破坏，特别是环境方面的破坏。这种情况在未来只会更加严重。例如，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曾经预测，煤炭这种在空气中碳排放量更大的燃料在全球能源消耗中所占的比重将在随后30年中从26％上升到28％，而煤炭的每个能源单位中所排放的其他有害副产品比石油和其他碳氢化合物都要多。它还预测：“从2004~2030年，中国和印度合并（将）占全球煤炭消耗计划增量的72％。强劲的经济增长……使两个国家显得很突出，而它们对能源需求的增长，特别是工业和电力部门的增长，预计主要靠煤炭来满足。”当然，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的假设可能最终会被证明过度乐观了，特别是在最近这种经济灾难的情况下，但是其他方面的限制可能仍然让这些国家在面临燃料选择方面的问题时很难有更多的回旋余地。

事实上，当石油峰顶的副作用之一是带来了商品的高价格，而很多人把降低对以石油为基础的能源产品的需求看成是值得欢迎的情况时，在发展中国家的消耗模式中出现的结构性增长，则引发了更加令人不容乐观的后果。按照欧洲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European　Policy　Studies）主任丹尼尔·格罗斯（Daniel　Gros）的说法：“煤炭的供应弹性远高于石油，因此，需求的上升鼓励用肮脏的煤炭来代替清洁的石油——而在这个转换过程中，转入容易转出难。”他在为《沃克斯》所写的一篇专栏文章中认为：“在随后的10年中，中国新增的发电装机总量将超过欧洲目前的水平。如果都是燃煤型的，排放量问题在今后几十年中都很难减下来。”

有毒废气的排放已经在发展中国家以及世界上很多国家引起了严重的问题。在2006年一篇题为“来自中国的燃煤污染造成了全球阴影”的文章中，《纽约时报》的科斯·布雷德希尔和戴维·巴波扎认为：“在煤炭燃烧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硫对中国公民的健康造成了直接的威胁，同时引起的酸雨污染了湖泊、江河，损害了森林和农作物。”

然而，对于很多专家来说，来自燃烧肮脏的煤炭以及其他化石燃料的那些污染物的排放，以及由于没有任何限制的那些发生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所导致的环境恶化，与对地球气候所造成的损害比起来可能根本不值一提。在对这些发展是否值得的考量中，《金融时报》的沃尔夫引用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如下报告：

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以每年个单位的比率持续上升。在过去的10年中，每年排放的增长率比过去40年的平均增长率快了30％；如果排放率按照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到2035年，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可能是工业化前水平的2倍；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认为，将可能导致气温升高3摄氏度，超过摄氏度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

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很多环境组织、传统的左翼政治家和政治团体的警醒，并都采取了实际行动。另外，也引出了以反对不受欢迎的气候变化为目标的国际协议，尽管结果至今并不乐观。一个著名的例子是《京都议定书》，这个协定在1997年开始谈判，随后有超过175个国家加入，那些签字国承诺减少它们的二氧化碳以及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但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发展中国家只被要求监测并报告它们的排放情况。

公正地说，也有一些研究人员质疑人类活动是否会引起全球变暖。然而，尽管他们声称证据不清楚、数据不完善、模型不可靠，还有像太阳的变化会影响地球等其他因素，按照BBC新闻理查德·布莱克的说法，2007年来自气候变化委员会的一份划时代的报告声称有“无可辩驳的”证据表明人类活动确实影响着气候变化。通过引用那些支持由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计划署设立的政府间组织做出评估的科学家的说法，英国新闻机构声称“自1900年以来气温上升了摄氏度，而超过一半的上升出现在1979年之后”。

2008年3月，一份由两名区域性资深外交政策官员所起草的欧洲联盟的研究报告说得更严重，这份报告认为：“气候变化的危险已经从威胁转变成了现实的冲突——达尔富尔的纷争、来自流血冲突的孟加拉的移民，以及对中东地区局势造成的不稳定。”法新社在一篇题为“气候变化：全球竞争的新因素”的文章中报道：“从非洲到亚洲，从南极到北极，气候变化已经变成了‘威胁放大器，它加剧了现有的趋势、紧张和不稳定’。这些威胁包括可耕地的减少、大范围的水荒、越来越少的食物和鱼类存量、洪灾的增加以及干旱期的延长。”

能源问题（1）

事实上，尽管与能源有关的问题自从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开始以来就已经引起了持续的关注，但这种托马斯·马尔萨斯早已识别出来的资源受限的情况在过去几年中还是凸显出来。在2008年3月的文章《我们已经经历着骚乱、囤积和恐慌：大难将临的标志出现了吗？》，《时报》（伦敦）的卡尔·莫提歇德报道说：“食物短缺的恐慌已经在全球撒下了阴影，在非洲引发了骚乱，在欧洲出现了消费者抗议，食品进口国也陷入了恐慌。”问题主要集中在对基本食物的获取方面。“这个星球上半数的人依赖大米，”他说，“而当孟加拉遭受可怕的饥荒的时候，大米的存量达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最低点。今年大米的生产将低于全球消费量亿吨的水平。”

造成最近出现的供需缺口的有很多因素，包括人口增长和主要产粮区出现的干旱。然而，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催生了对各种副食品需求的增长，包括蛋白质，比如鱼和肉。在托马斯·霍默·迪克森的一次访谈中，特伦斯·麦克奈利说：“自1950年以来，在世界各大洋的产业化捕鱼活动使大鱼总数量减少了90％。”在2007年12月《经济学人》的一篇《便宜食品时代的终结》的报道中说，不断上涨的食物价格“得到了随着新兴经济体财富的增长而出现的饮食习惯的支持——中国的消费者在1985年人均吃20公斤肉（44磅），而今年的消费量将轻松超过50公斤。这反过来推高了对谷物的需求：生产1公斤牛肉需要消耗8公斤的谷物”。

更为严重的是，正如我们先前所说，现代的食物生产已经成为高耗能的产业。“从农场到餐桌，”地球政策研究会（Earth　Policy　Institute）的丹尼尔·梅瑞在2005年的一篇评论中写道，“现代的食品体系严重依赖便宜的石油。对我们石油供应的威胁也同样是对我们食品供应的威胁。由于食品需要经过更多道的加工程序，而且运输的路途也更长，食品系统每年消耗的能源更多。”按照梅瑞的说法：“美国的食品系统每年使用了1018个英国热量单位的能量，与法国总的年度能源消耗一样多。其中，食物的生长所需的能源只占这个数字的15。其他的45用于食物离开农场后的运送、加工、包装、销售和储存。”

《经济学人》也强调了另外一个因素，这个因素与能源问题密切相关，而且在将食品价格指数推高至其自1845年创立以来的最高点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个因素就是“美国草率的乙醇补贴”。生物能源占用了美国2007年有记录的谷物产量的13，而且“3　000万吨额外变成了乙醇的粮食（该年的合计数）达到了世界总的谷物存量下降数的一半”，该杂志的报道中这样说。2008年7月，《卫报》的阿迪提亚·查科拉波迪详细披露了一份世界银行的秘密报告，该报告发现生物燃料“迫使全球的食品价格上涨了75％”。按照CNN的一篇题为“由于食品价格飙升导致骚乱、动荡蔓延”的文章中说，联合国粮食特别大会报告起草人杰恩·捷格勒　“称使用食用粮食生产乙醇的行为为‘反人类罪’”。对可耕地需求的急剧上升——同时还有对建筑和生产木制品所需的木材需求的上升——导致了毁林开荒的行为，使南美、东南亚和世界各地大片能够吸收二氧化碳的森林和雨林被毁，加深了气候灾难的程度。　txt小说上传分享

能源问题（2）

按照类似的思路，瑞士消费品巨头雀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警告食品产业可能需要起来反对生物燃料产业，保护可耕地，因为世界正在闹水荒”，《金融时报》的珍妮·威金斯在《雀巢领导人警示土地资源冲突》一文中这样报道。事实上，有证据表明在对洁净的饮用水的需求和供应之间，一个更为可怕的缺口已经打开。这种令人尴尬的经济增长、没有限制的工业化、考虑不周的现代化计划、处理设施的不足、宽松的环境标准以及导向错误的政府补贴——再加上已经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中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浪费巨大的*现象，导致了这种被称为“生命基本元素”的资源在世界上很多城市、很多国家和地区的短缺现象越来越严重。

来自世界卫生组织（WHO）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的数据表明，世界人口中的20％缺乏取得这种最基本资源的途径。按照杰雷德·戴梦德的说法：“世界上有70％的淡水基本上已经被使用过了。”在《奥运会调水计划威胁百万人》一文中，《金融时报》的贾米尔·安德里尼引用一名官员的话说，他“警告一个已经迫近的由于过度使用稀缺的水资源所面临的社会和环境灾难”。2008年3月路透社一篇由吉拉德·威恩所做的报道详细介绍了位于苏黎世的可持续资产管理组织的研究，该组织认为“水资源短缺在世界上很多地区已经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包括西班牙南部、马格里布、中东、中亚、巴基斯坦、印度南部以及中国北方。在美洲，美国中西部、墨西哥和安第斯地区是最为严重的区域。东澳大利亚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但是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专家同时也指出了一个相关的很可能是最大的潜在问题。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资料，大约有26亿人口缺乏基本的卫生设施，包括简单的公共厕所。每年有超过200万儿童死于痢疾，而那些生活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儿童半数遭受着同样的折磨或者是其他疾病（比如霍乱、伤寒、沙眼以及寄生虫病）的折磨。彭博社的安迪·穆克尔基在一篇专栏文章中认为，水的问题而不是油的问题，才是对亚洲长期繁荣的最大威胁。他强调：“亚洲那些淡水资源将要枯竭的城市似乎不太可能引起这个地区政策制定者的关注，因为被废水淹没的危险似乎要更大。”

然而，与资源有关的一长串问题并没有就此打住的迹象。其他重要商品的市场也已经在供需的动态转换中被反向的转化弄了个天翻地覆，特别是在最近这几年。在2006年12月《华尔街日报》上的一篇评论中，尼尔·弗格森描述了出现在亚洲的繁荣怎样影响各种工业用金属的需求，“2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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