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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1页）

抑之无下。视之无形，听之无声……”这哪还有一点佛教的味道，干脆可以直接叫做道术。

很明显，牟子是在用当时现有并且流行的道家观念直接解释佛教。可见，在世人的眼里，佛、道根本没有办法被界定清楚。可在当时，这已经是一部水平最高，并试图将佛教解释清楚的专著了。这部书，对后世佛教产生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我们可以大胆地推断，作为当时的一位权威的佛教学者，牟子对于印度佛教基本还没有入门，而对于儒家，特别是道家的学说，却已经达到了专家级的水准。这样一来，佛教得到了国人所熟悉的解释，自然也就不再陌生。在国人眼中，佛教其道德上的追求等同于儒家的最高理想；修道上的目标又与道家殊途而同归。至于“出家”、“剃头”、“披赤布”（指僧人的袈裟）等外在形式方面的问题，解释起来就简单得多了、无非求大同而存小异也。这部著作使佛教第一次在理论上与本土文化接上了轨，走向融合只是时间问题了。

随着一些佛教经典的陆续译出，佛教的教义开始越来越明朗。此时的儒、道两家开始明显地感觉到，这位躺在身边的小“弟兄”跟他们显然不是一个鼻孔出气。于是，“两位大哥”开始对这种带有明显异邦色彩的学术思想，进行猛烈攻击。此时的儒、道学者们，已开始嗅到佛教思想中那些让他们感到不安的“异端”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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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和谐的音符（2）

冲突首先发生在儒家与佛教之间，主要反映在佛教的“轮回”学说与“弃世出家”的修行方法上。当时，已经混杂了大量玄学思想的儒家，只相信人死为鬼而不承认轮回之说。其实这种观念，自古在中国人的心中就已经根深蒂固。以至到了今天，一部分人仍然自觉或不自觉接受这种说法。在这一点上，佛教始终没能彻底扭转中国人的观念。相反，后来的佛教只能无奈地多多少少地迎合它。其次，佛家的修道方法，直接与儒家的“孝道”相对立。在印度的传统中，出家修道的行为，早在佛教产生前就已经存在。最早的出家行为，都是在完成了各种社会义务之后才开始实施。古印度有“四行期”①的规定，人们必须完成了娶妻生子的社会义务后，在中年或晚年时才会出家。当然，这些传统很可能被佛教和当时的其他沙门学派打破，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就是在年轻时弃世出家的，他放弃了继承王位、养育儿女等社会义务。中国人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宗法社会的现实，决定了任何一个家庭都不会允许他的儿女为了离欲修道而断了后代香火。所以直到三国以前，中国虽有佛教，但没有自己的出家人①，政府甚至颁布命令禁止出家的行为。

紧接着，道家与佛教之间也出现了冲突。在“灭”与“不灭”的问题上，两家的学说完全相反。比如佛教宣说的“灭谛”，是佛教四项根本道理之一②。也就是说，佛教修行的最终目标不是成仙，而是“涅”。“涅”就是寂灭，所谓“道成者身灭”。这与道家的长寿、永生、不死等保身哲学是根本对立的。

如何调和这些矛盾呢？以佛释佛，自说自话，显然是不会有什么好效果。换一种方法，以道释佛、以儒释佛，倒是个不错的招数。此时《牟子理惑论》之类的学术著作，也就应运而生了。它的根本做法，就是用儒家、道家思想中的部分内容附会佛教的理论。这种做法，的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它让人们坚信佛家思想中的内容在中国传统思想当中早已存在。

这场“糊涂官司”打了将近200年后，到了晋末，儒、道之间首先联起手来，在使“玄学”广泛流行的同时，再次与佛教进行了一番互通互释，“玄学”化的佛教和佛教化的“玄学”，已经浑然一体，难分你我，“三教”之间的关系，似乎已经进入了“蜜月期”。

此后，南朝的思想界，被这股盛极一时的“玄风”刮得异常混乱。人们的思想中，已经将三教的本义忘得差不多了。脑海中的儒、释、道，基本被炖在了一锅“汤”里。此时的“三教”学者，都试图重新开始自说自话，但谁都很难成为时代的最强音。

梁武帝年轻时，游学于儒、释、道三家，必然受这种学术空气的影响。自认为已经博通“三教”玄旨的他，索性反过来以佛释道、以佛释儒，抑或干脆来个“三教同源”：既然源头找到了，怎么附会也不为过。最后的结果，是使名义上处在源头地位的外来佛教改头换面，为具有深厚传统思想的中国人服务。所以佛教从“度人”转变为“度鬼”，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也是后来中国佛教的一大特色。“三教”融合已是大势所趋，再加上天子的亲力亲为，佛教思想的发展在以武帝为首的南梁政府的大力推动下也算是基本稳定。事情到了这个阶段，本也应该告一段落。但偏偏在这个时候，跳出一位“神灭论”者范缜，攒足了“火药”，四处寻找目标，向所有的“有神论”者开炮。

范缜，比梁武帝大14岁，祖上虽也是士族大户，但进入南朝后，家道衰落。因此他自小家境贫寒，与母亲相依为命，并以孝顺而名声在外。据《梁书·范缜传》记载，他18岁时，慕名投奔到一位著名的大儒门下学习。因为他天资聪慧，又舍得下工夫，博得了先生的喜爱。到了20岁的时候，先生像父亲一样，亲自为他行冠礼。因为这位大儒在当时的学术界很有地位，引得很多有权势的子弟们竞相投奔。这些纨绔子弟，整天上学车接车送，因为富有而狂妄自大。唯有范缜，布衣草鞋，每日都靠步行上下学，相比之下非常寒酸。但是范缜的性格倔强耿直，时时都表现出一脸的自信，他出入学堂，从来都是坦坦然然，面无羞愧之色。这种不屈的性格，使他在做学生的时候，就喜欢“微言高论”，而且不畏权势，加上他的论调往往都是言之凿凿，无以辩驳，因此搞得同窗士友都惧他三分。可能也就是因为他得理不让人的轻狂，常常被大家疏远，用现在的话讲，就是群众关系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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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和谐的音符（3）

据说，范缜年轻时怀才不遇，在刘宋时代不受重用，因而心中苦闷异常，不到30岁就已经白发苍苍，可见其忧愤烦恼的程度。后来到了南齐时，他的才华终得显现，并出任朝廷的高官。当时南齐与北魏和亲通好，他曾作为特使出访北魏。据说其学识、口才和睿智，都博得北魏朝野的赞叹与尊重。作为外交使节，他在出访国，充分显示了他的政治与外交才能；得到赞赏，更是一种个人魅力的充分释放。

宰相竟陵王萧子良，也就是开西邸的那位王爷，当时正大力宣扬佛教。萧衍、沈约、范云等“八友”，都聚集在萧子良的府上作客。由于范缜是范云的堂兄弟，又与“八友”非常熟悉，所以也经常来到这里。但是这位范缜跟其他人不同，一般在他出现的场合，经常会听到他桀骜不驯的声音。

这一天，萧子良召集高僧宣讲佛法，范缜突然跳出来大唱反调，人家高僧谈佛论法，而他却高声大嗓地“盛称无佛”。依他的性格，这样不顾别人的感受地“微言高论”并不奇怪。然而，这种腔调在当时的环境下，却显得极不和谐。

对此，萧子良倒是很有自信，他请来各路名僧与范缜辩论，但没有人能够使其折服。后来，范缜为了坚持自己的观点，索性著述一部《神灭论》在文人中传阅，在当时影响颇大。

萧子良凭借宰相的权势，召集各路文人墨客围攻范缜，但仍然没能让他闭嘴。萧子良看到局势有些失控，就请王融私下劝说范缜：“你的那套‘神灭论’，根本就是无理的，你坚持这套说法，对明教会造成损害！以你的才学，还怕不能官至中书郎？何必执着这些乖谬的见解呢？这样下去，你的前途就会毁在你自己的手上！”这番话，显然是胡萝卜加杀威棒！对于一般人来说，兴许能够奏效，但是，偏偏赶上这位天生不服软的主儿。

范缜听到这些话后，哈哈大笑道：“想让我堂堂的范缜，靠卖自己的观点换官做，休想！如果是那样，我的官就不止做到中书郎了！”萧子良原本想用高官来收买这位狂生，但事与愿违，范缜就是不买账，不但拒绝胡萝卜，反而还给了对方一棒！此后，范缜继续危言耸听，调门越来越高。萧子良意识到自己捅了“马蜂窝”，想使用文人的“口水战”使之折服，已然是不可能了。好在此时，他是一国之宰相，大权在握，对于这种软硬不吃的家伙，能够使用行政手段，让他跌个大跤，受点制裁，知道一下和上司顶着干是什么样的后果！很快，范缜由一位京官，被贬为宜都太守。

被降了职的范缜，不仅没有一点悔意，反而乐颠颠地跑到被贬的宜都去施展抱负。这位新任的太守，很快就将他“神灭论”的思想迅速转化为行动，在当地风风火火地开展了一场灭“神”运动。境内的“三庙”①被全部拆除，一切“淫祀”活动一概禁止②。这些行动，直到他母亲病逝的消息传来后才告一段落。按制，范缜只能辞官回老家（南州）守丧，灭“神”的“鼓噪”才逐渐平息下来。因此，这颗“地雷”，就被保留到梁武帝时期。

很多史家们的叙述，给我们一种印象，梁武帝与范缜似乎是天生的一对冤家，为了“有神”与“无神”打得天翻地覆；大谈范缜的唯物论，总是振振有辞地抨击武帝的唯心论。但有一件事情，很容易被人们忽略。年轻时的梁武帝与范缜，在前朝南齐时曾是很要好的朋友，并且在学问上互相倾慕。那时武帝的心思也不在佛教上，两人的交往更多的是在诗文、经史方面的相互探讨。

其后，武帝起兵时，范缜不顾在家守丧的祖制，竟然穿着丧服去迎接他。两人见面后畅叙友情，非常尽兴。从范缜的一贯表现看，他绝非攀附权贵、阿谀奉承之流。在武帝起兵造反之际，竟然戴孝跑来迎候，可见当时他对萧衍的人品及志向非常赞赏，抑或说是从骨子里，就希望萧衍能够取代当时的皇帝。

梁武帝即位后，任命范缜为晋安太守。在任4年中，范缜异常节俭，除了俸禄一无所取。天监四年（公元505年），武帝想到了这位旧友，于是下诏把他提携到京城，任命为尚书左丞，这个职位相当于副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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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和谐的音符（4）

离任回京前，他去看望了两年前被罢免的尚书令王亮。王亮曾与范缜一同在前朝为官，因拥立梁武帝有功，在武帝登基后，仍然出任尚书令一职，相当于当朝宰相。武帝登基第二年，天监二年（公元503年）正月初二，下诏任命尚书仆射沈约为左仆射，吏部尚书范云为右仆射，尚书令王亮为左光禄大夫。但不知为何，第二天王亮即被削去爵位，废为庶民。据说是因为正月初一时，百官朝贺，也就是所有的臣僚们集体来到皇宫，给皇帝陛下拜年，而王亮却假称生病没有上殿。到此前王亮始终官居高位，并为武帝顺利地完成“和平演变”立下过汗马功劳。但对于武帝来讲，他的信用度显然远比不上沈约和范云。大年初一，没能和百官一样亲自给皇帝拜年，这是一种失敬的表现，诈病不过是撒谎而已，若说欺君之罪，其实可大可小，夺官罢爵的处置，确实有点小题大做。见到已被贬为庶人的旧日好友，范缜不禁生出几分同情，于是将所有的家产全部赠送给他。

正是出于对旧友的同情，范缜在尚书左丞任上不久，就犯了一个绝大的错误。一天，梁武帝设宴招待群臣，酒过三巡后，对众臣们说：“朕终日听政，孜孜不倦，希望能知道自己的得失。这里人才济济，希望能畅所欲言。”很显然，心满意得的武帝，想从群臣的嘴里听到的是“得”而不是“失”。而此时，范缜很可能是仗着自己与武帝当年的“哥们儿”关系，想借机劝说这位大皇帝几句。也可能是当年还未得势的武帝，为了日后夺取天下而表现出的那种礼贤下士的气度，迷惑了这位臣下，使得范缜“微言高论”的老毛病又犯了。他满脸认真地对武帝说：“司徒谢腓徒有虚名，不涉政务，但陛下却如此重用。前尚书令王亮擅长治国，陛下却将其废为庶人，对此愚臣百思而不得其解。”其实范缜此举，绝非出于单纯帮王亮说话的目的，指责谢腓徒有虚名，也并非没有道理。

武帝登基后不久，就看中了前朝的一位旧臣谢腓，曾三番五次力请他出任本朝要职。谢对做官似乎兴趣不大，因此婉言谢绝，但武帝不知搭错了哪根筋，就是不答应，谢只得提出先回家乡将老母接到京城，再应诏赴职，武帝痛快地答应下来。临行前，武帝放下其他事情，跑来为他饯行，并赋诗相赠，看到皇帝对谢如此看重，百官们自然也要做做样子，于是送行的队伍前后相望，隆重极了！谢腓回到建康后，武帝下令在他的旧府为他起建新宅，并给以各种优厚的礼遇。据说，谢腓是个怕麻烦的人，对于自己的职内之事，也是稀松二五眼，不甚明了，朝野对这位不称职的高官也颇有微辞。

此时范缜以王亮作对比，提出这一问题，明显具有一种挑逗“公牛”的味道。罢免“贤臣”而巴结重用“徒有虚名”的无能之辈，就这一“诉求”本身来看，武帝就已经可以与昏君画上等号，更何况最后那句：“愚臣百思而不得其解！”这岂不是将武帝的昏庸推到了极致？武帝听后，脸色异常难看，厉声道：“你还可以更正你所说的话！”这显然是暗示范缜，当众为自己挽回一点面子，同时也是给他一个纠正“错误”的机会。这么大的一个“台阶”，范缜竟然视而不见，仍然固执己见，面无惧色。为此武帝愤然离席，使得宴会不欢而散。

紧接着，就有些聪明的官吏读懂了武帝的眼色，罗织罪名弹劾范缜。说他服丧期间拥立武帝，只为日后位居台辅。一旦未受重用，就心怀不满，党附王亮，私下议论朝政、诽谤正直……这份分量很重的弹劾奏章，深得武帝心意，武帝对此弹劾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亲自列举王亮十大罪状诘问范缜，范缜对此无言以对。看来王亮的错误不仅是对武帝不恭，不然能言善辩的范缜绝不会放过这个“强词夺理”的机会！这份弹劾奏章，成为武帝流放范缜的依据，很快他被贬到遥远的广州。

不久，梁武帝就下诏“舍邪入正，皈依佛门”。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范缜的耳朵里。武帝万万没想到，他一脚上了范缜这颗“地雷”。范缜不顾自己被贬广州的尴尬境遇，将其旧作《神灭论》充实完善，并交给亲友们传播，范围越来越大。此时，武帝任命的南梁最高僧官（僧正）法云终于坐不住了，他急急忙忙上书，要求皇帝在《神灭论》广泛传播前采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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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和谐的音符（5）

有趣的是，武帝不但没有处置这位不听话的臣子，反而将他召回建康，并授予中书郎和国子博士之职——这很有点像现在挂着某国家机构闲职的教授或研究员。

接下来，武帝颁布了一篇名为《敕答臣下神灭论》的诏书，强调了“神不灭”是儒、释、道三教经典里的共同原则。因为范缜是以儒家学说来反对“神不灭论”的，这样一来，武帝自认为抓住了一个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典型。

起初武帝显得很斯文，他在诏书中提道：“假如谈论‘无佛’，应该设立一些论点，以一问一答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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