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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1页）

我的命运与《十万个为什么》紧相连（2）

经过一年的治疗，我的肺病终于结束了“浸润期”，我又忙于写作了，写出了《小灵通漫游未来》。

当我开始恋爱，第一次送给我的爱人的珍贵礼物，便是一套《十万个为什么》初版本。

我从北京大学毕业，来到上海，当我打算从科学研究所“跳槽”到电影制片厂，《十万个为什么》帮了大忙：当时，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正在把《十万个为什么》改编，拍成电影《知识老人》。我希望调到这家电影制片厂担任电影编导。当来到这家电影制片厂，生怕人事干部不了解情况，就在挎包里备了一套《十万个为什么》，以便作为“介绍信”。接待我的是厂长李资清。李厂长一听说我叫叶永烈，马上就说：“久闻大名——《十万个为什么》的作者！我们厂正在把你的作品改编成电影。”这么一来，我就用不着“介绍信”了。非常顺利，不久，我就调到了这家电影厂，在那里一口气干了十八年的电影编导工作。

顺便提一笔，在“*”中，我从“揭发”厂党委“修正主义组织路线”的大字报中获悉：当我还没有从北京大学毕业的时候，李厂长就指派党员干部江雨林（当时任音乐组组长）到北京大学化学系，指名要我毕业后分配该厂工作。李厂长指名要我，就是因为看了《十万个为什么》，从少年儿童出版社那里知道我是即将毕业的北京大学学生。但是，北京大学化学系负责毕业分配的干部告诉江雨林，按照国家规定，这里六年制的毕业生只能分配到科研单位，不可能分配到文艺单位。我这才明白，当我分配到上海之后，主动前往该厂，为什么李厂长马上亲自接待我？为什么亲自到电影局为我办理调动工作的手续？这一切，都是因为《十万个为什么》……

如果不是因为写了《十万个为什么》，我的名字将列入中国化学家辞典，而不是列入中国电影家辞典、中国文学家辞典了。

在那“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中，《十万个为什么》被打成“大毒草”，在上海遭到由一百多个单位组成的“工农兵批判联络站”的所谓“批判”。

内中“批判”的重点之一，是我在化学分册初版本中所写的“做豆腐为什么要点卤？”。我在一开头，这么写道：“电影《白毛女》里，贫农杨白劳被地主黄世仁逼得喝盐卤而自杀。可是你如果注意一下豆腐坊里做豆腐的情形，你会发现：人们总是用水把黄豆浸胀，磨成豆浆，然后进行‘点卤’——往豆浆里加入盐卤……”

这一段话，被“上纲上线”，扣上了“污蔑贫下中农”的政治帽子。

其实，那是因为我所看的电影《白毛女》是最初的版本。后来，《白毛女》进行了修改，把杨白劳写成挺身反抗黄世仁，不再是喝盐卤自杀了……

我的命运与《十万个为什么》紧相连（3）

在“棉花为什么能作炸药？”一文中，说到“经过化学处理，斯斯文文的棉花，成了人们移山造海的好助手，成了‘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大力士”，被“批判”为“宣扬赫鲁晓夫的和平主义，是麻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志，炸药的最大功用，应该是炸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

至于“太阳为什么有黑子？”一文，则被说成“恶毒攻击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甚至连《十万个为什么》印数很大，超过了《毛泽东选集》的印数，也被认为是“反毛泽东思想”的“罪状”之一。

如此这般荒唐的“批判”，乃是那荒唐岁月的“拿手好戏”。所谓“工农兵批判《十万个为什么》”，大体上就是这等“水平”！

在上海工作的我，首当其冲。单位里的造反派贴出了长长的大字报，那标题便是：《十万零一个为什么——质问叶永烈》。这一大字报，把《十万个为什么》打成《燕山夜话》式的“反党大毒草”，“在知识的幌子下贩卖反党黑货”，我被打成“小邓拓”、“小吴晗”。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一个新来的造反派头头，一直喊我“小吴”——以为我姓“吴”，因为人称“小吴晗”嘛！

我遭到了突然抄家，其罪名就是写“大毒草”《十万个为什么》！

记得，家门口里三层、外三层围着看热闹的人，真弄得我抬不起头来。那时，我家门对面就是茶馆。人来人往，都在议论着我这“大毒草”作者……我被“下放”到杭州湾畔的“五·七干校”进行“改造”，种了三年水稻。在那里，我遇见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十万个为什么》的编辑们，他们也被送来“改造”。因为我们都是“臭老九”，都成了被“改造”的对象。

在《十万个为什么》第五版（新世纪版）出版的时候，1999年底至2000年初，我应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之邀，为《十万个为什么》（新世纪版）举行全国性的签名售书。在短短几个月里，我作为《十万个为什么》的主要作者，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长沙、沈阳、成都、济南、西安九大城市举行规模盛大的签名售书活动，使我整天处于飞来飞去的状态。我破例答应少年儿童出版社的要求，为《十万个为什么》签名售书，是因为我毕竟与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有着四十年的友谊，我平生第一本书就是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多年来，我得到少年儿童出版社诸多帮助。正因为这样，少年儿童出版社打出“王牌”——请我的恩师曹燕芳打电话给我，要我无论如何答应下来，我只得从命了。

少年儿童出版社进行了认真的策划。每到一地，总是在当地最大的新华书店、书城、购书中心拉上红色大横幅，门口挂上彩色大气球，播音员在现场不断地进行鼓动性广播，报社、电视台、电台记者进行现场采访，读者排起了长龙……每一回签名售书活动都搞得轰轰烈烈，热火朝天。

签名售书确实是一项有力的促销手段。在上海，《十万个为什么》新世纪版签名售书，读者排队长达两公里！在深圳书城，读者的队伍从二楼一直延伸到底楼的人行道，在人行道上排起了长队。在西安市中心钟楼旁“世纪金花”广场，我在短短的两个半小时，签售了近五百套《十万个为什么》（新世纪版）——相当于六千来册，总码洋达八万多元人民币。这在收入并不太高的西北地区，是难得的销售记录。

在短短四个多月中，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十万个为什么》（新世纪版），销售了三十万套，即三百六十万册，总码洋达五千多万人民币！虽然与过去发行一亿册相比，这印数不算很多，但是就当时中国图书市场而言，已经是超级畅销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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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灵通漫游未来》的曲折历程（1）

在我早期的作品中，与《十万个为什么》并驾齐驱的是《小灵通漫游未来》。

写《十万个为什么》时，我20岁；写《小灵通漫游未来》时，我21岁。《十万个为什么》的总发行量已经超过两亿册，而取名于《小灵通漫游未来》的“小灵通”手机拥有一亿用户。正因为这样，有人笑称我是“三亿精神富翁”。

跟《十万个为什么》一帆风顺相比，《小灵通漫游未来》的命运则是坎坷崎岖。

我是在写完《十万个为什么》的翌年，写作《小灵通漫游未来》的。《十万个为什么》在当时虽然获得很大的成功，但是我并不满足，以为《十万个为什么》是由一篇篇一、两千字的“为什么”短文所组成，我希望向前迈进一步，写更长更大的作品，从科学小品迈进到科学幻想小说。于是，我写了《小灵通漫游未来》——初稿的书名叫《小灵通的奇遇》。

在写作《小灵通的奇遇》前，1959年初，19岁的我正在北京大学化学系上二年级，写了一本书稿《科学珍闻三百条》。当时，我刚刚走上创作道路，缺乏写作经验，从各报刊及国外杂志中收集了许多科技新成就，共三百条，编成了《科学珍闻三百条》。这本书罗列科技新闻，太枯燥，太乏味，当然遭到退稿。然而，“无心插柳柳成荫”，无意之中使我熟悉了许多当时的科技新成就、新动态，其中有工业、农业方面，也有医药、交通、通信、宇宙航行等方面的，这为写作《小灵通漫游未来》打下了基础。

由于写了《十万个为什么》，我的写作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这样，在完成《十万个为什么》之后，为了克服《科学珍闻三百条》一书的缺点，我决定把它写成一本科学幻想小说。我通过一位眼明耳灵、消息灵通的小记者——小灵通，到未来市进行一番漫游，报导种种未来的新科学、新技术。这样一来，抓住了一根贯串线，把那些一条条孤立的科学珍闻，像一粒粒珍珠用一根线串了起来。另外，在讲每条科学珍闻时，不是直接讲如何如何，而是通过形象化的幻想故事来写。1961年秋，我写出了《小灵通的奇遇》一书。

出乎意料，《小灵通的奇遇》寄到少年儿童出版社，却遭到了退稿。在当时，我想不通，因为在我看来，这本书比《十万个为什么》写得更好。后来才渐渐明白，那时候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之中，正处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之中，这样描画未来美好图景、西瓜有桌子那么大的“奇遇记”，不合“时宜”，遭到了退稿。

由于“阶级斗争”的形势越来越紧张，这本书更加没有希望出版，我也就把它压在箱底，渐渐淡忘了。在“*”中，我作为“大毒草”《十万个为什么》的作者遭到抄家。在抄家时，《小灵通的奇遇》手稿正放在岳母床下的纸箱里，岳母说那箱子是她的，手稿免遭厄运，得以保存。　电子书　分享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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