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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游戏（第1页）

我猜想，之后家里会有一场谈话。

真伤心，真可怕。（我妈妈。）

本应该有监督的。辅导员到哪里去了？（我爸爸。）

要是我们再一次经过黄色的房子，也许我妈妈会说：“你记得吗？记不记得你以前多害怕这房子？可怜的小东西。”

我妈妈有种习惯：对我在遥远的婴儿时代的种种毛病，她总是抓住不放，甚至可以说，如数家珍。

如果你还是个孩子，每一年，你都会变成一个不同的人。通常都是在秋天，当你丢掉暑假的困惑和懒散回到学校，升了一级的时候。这是你记录变化最为明显的时光。在此之后，你就不会记得哪年哪月在变化了，但是变化仍在继续，完全一样。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过去会从你身边溜走，走得如此轻松，完全是自动流失。场景常常还未消失，已然不再相干。然后突然一个急转弯，某样东西遍地开花、处处涌现，想要得到关注，甚至还想要你做点什么。虽然显而易见，实在没什么可做的。

马琳和沙琳。别人都以为我们绝对是双胞胎。那几年流行给双胞胎起压韵的名字，邦妮和康妮，罗纳德和唐纳德。另外，沙琳的帽子和我的很配。这种叫苦力帽的帽子是宽大的低顶圆锥形草帽，用一个结或者松紧带系在下巴上。这个世纪后期，这种帽子在电视上越战的镜头里就很常见了。西贡街头骑自行车的男人戴着它们，走在路上的女人也戴着它们，她们的身后是被轰炸的村庄。

可能在那个时代—我是说我和沙琳露营的时候—大家说到亚洲苦力，不会觉得这种说法有什么不妥，说黑鬼，或者说像个讨价还价的犹太人，也不会觉得有问题。我那时十几岁，还不会联想这些词汇的背景文化。

我们有这样的名字，戴这样的帽子，所以第一轮点名的时候，我们喜欢的辅导员—快活的梅维斯指着我们说：“嗨，双胞胎。”我们还没来得及解释，她就已经在点别人的名字了。我们喜欢梅维斯，但是，我们更喜欢漂亮的辅导员保利娜。

不过在点名之前，我们就注意到对方的帽子，互相有了好感。否则的话，我们中至少一人，甚至可能两人都会把全新的帽子摘下来，准备塞到床底下，声称是妈妈逼我们戴的，我们自己不喜欢，诸如此类的话。

我挺欣赏沙琳，但我不知道怎么和她交朋友。夏令营的女孩，除了少数几个稍微大一点以外，都是九到十岁的年龄。在这个年龄，大家已经不再像六七岁的女孩那么容易交朋友、那么容易出双入对了。我只是简单地跟在几个女孩子后面，她们和我是一个镇的人，但没有一个是有特殊之处的朋友。我们进了一间还有空床的小木屋，我把自己的东西扔在棕色的毛毯上，听到身后一个声音在问我：“请问，能不能把我的双胞胎姐姐旁边的床让给我？”

是沙琳。不知道她在和谁说话。木屋大概能住下二十多个女孩子。那个女孩回答，“当然行”，就搬走了。

沙琳用了一种奇特的腔调，逢迎、玩笑、自嘲，还有一种引人注意的兴奋，如同鸣钟的颤音。很明显，和我相比，她不是一般地自信。她不是相信那个女孩一定会搬走，也不是强硬地说：“我先来的。”（如果她是那种家里疏于教育的女孩—有些女孩就是这样的，她们来这里是由国际狮子会付的钱，或者是教堂支付的，反正不是她们的父母—她可能会这么说：“赶紧上厕所去吧，省得屎拉在裤子上。反正我是不会走的。”）不是这样的自信。沙琳的自信是，她相信她想要别人做什么的时候，大家都希望这么做，而不仅仅是同意她的要求而已。我本也有机会拒绝她，我可以说，“我不想当什么双胞胎”，然后不理她，收拾自己的东西。但是，当然了，我没这样。如她所料，我的感觉是受宠若惊。我看着她兴高采烈地把包里的东西倒了出来，有些东西掉在了地板上。

我只找到一句话说：“你已经晒黑了。”

“晒黑太容易了。”她回答。

一开始是找我们的不同之处。我们讨论后发现，她晒了变黑，而我晒了就会长雀斑。我们的头发都是褐色的，不过她的颜色深一点。她的头发是波浪形，而我的头发则茂密如树丛。我比她高半英寸，而她的手腕和脚踝粗一些。她的眼睛偏绿，而我的眼睛偏蓝。我们一直热衷于观察彼此的不同之处，甚至把后背的痣和能看见的雀斑都列在了表格里，还有第二根脚趾的长度（我的第二根脚趾比大脚趾长，她的则短一些）。我们详细地回忆了从小到大得过的病，种种意外事故，身体有没有什么部位修补或切除过。我们两个的扁桃腺都摘除了—在那个年代，这是种普遍的预防手段—我们都得过麻疹、得过百日咳，都没得过流行性腮腺炎。我拔过一颗上犬齿，因为它挡住了其他的牙。她的拇指被窗户夹过，所以半月痕不完整。

我们把身体的历史和特征都整理完了以后，就开始讲故事—家族的戏剧性事件、故事，以及区别所在。她是家里最小的，也是唯一的女孩。而我是唯一的孩子。我有个姑姑，高中的时候死于脊髓灰质炎。她有个哥哥加入了海军。那是战争年代，所以我们在营火晚会上会唱《永远的英格兰》、《橡树之心》、《统治吧，不列颠尼亚》，有时候会唱《永恒的枫叶》。我们生活的背景，是空袭、战争、沉船，虽然距离我们很遥远，但是每天都在发生。每隔一段时间，不远的地方也会有那么一回军事袭击，很吓人，又很庄严、很刺激。要是我们镇或同一条街的某个男孩死了，他住的房子就算没有挂花圈，没有黑色的布帘，也会有一种特殊的沉重气氛。使命完成，尘埃落定。尽管房子里可能什么特别之处也没有，也许只是门口路边停了一辆陌生的车，表明有亲戚来，或者是牧师来这个失去亲人的家里坐一坐。

夏令营的一个辅导员在战争中失去了她的未婚夫。她佩戴着他的表。我们认定是他的表，就别在她的外套上。我们倒是愿意为她难过，关心她，不过她嗓门尖利，颐使气指，连名字都让人讨厌。阿尔瓦。

我们生活的另外一个背景是宗教。在夏令营，这个背景本来应该要强调的。不过，因为是加拿大联合教会负责这里，所以不像浸信会或圣经基督教会那么喋喋不休，也不会像罗马天主教会甚或英国国教会，有那么多正式的认可仪式。大部分女孩的父母都属于加拿大联合教会。不过那些由教会付钱的女孩子，可能不属于任何教会。联合教会用的是它最为亲切的民间方式，我们甚至都没有意识到，他们对我们的要求只有晚上祈祷，吃饭时唱圣歌，还有每天半小时的特殊谈话。这种谈话就叫聊天，早餐以后的聊天。不过，即便是聊天的时候，也很少提上帝或是耶稣，说得更多的是日常生活中的诚实品质、友好性情、纯洁思想，要我们承诺长大以后不抽烟、不喝酒。没有谁对此提出过异议，也没有人中途退场，因为我们早就习惯了这种谈话，而且温暖的阳光下，坐在长椅上也蛮舒服的，一大早，我们还不想跳进水里，都嫌冷。

我和沙琳的这些事儿，即使是成年的女人也会做。也许她们不会互相数后背上的痣，不会去比较脚趾的长度，不过当她们相遇，感觉到彼此之间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惺惺相惜时，她们也会感觉到需要，需要了解重要的信息、重大的事件，不管那些事件是公开的还是私密的，以此填满两人之间的所有空白之处。如果她们感觉有这样的温暖和渴望，那么她们几乎不可能厌倦。不管说的是什么琐事和傻事，她们都会一起笑，也会笑她们揭露的自私、欺骗、吝啬，以及纯粹的恶。

当然，一切都需要非凡的信任。不过，这种信任的建立，可以只在片刻之间。

我曾经观察过。围坐在营火边，搅拌树薯粥的时候，或者因为传说有野兽，剥夺男孩子们说话的机会，让他们去树林放哨的时候，这些漫长的时段就是开始的时间。（我是个受过正规训练的人类学者，虽然比较差劲。）我观察了，但从来没有参加过这种女性之间的秘密交换。也并非全然如此。有时候好像需要这么做，我也装作自己在参加。但是对方永远能发现我的装腔作势，变得既茫然又警惕。

通常和男人交往，就不至于这么谨慎。他们并不指望这样的交换，对这种交换绝少有真的兴趣。

我说的这种和女人的亲密关系，不是情欲的，也不是情欲的最初阶段。情欲的关系，我在青春期前也经历过。情欲的关系，也会有信任，也许还会有谎言，可能会走向游戏，总之不管有没有性玩笑，都会有一段热火朝天的短暂兴奋，紧随其后的则是不舒服、拒绝承认，以及厌恶。

沙琳告诉过我她哥哥的事儿，不过说的态度是一种真实的厌恶。就是参加海军的那个哥哥。她去他的房间找她的猫，他正在对他的女朋友干这种事儿。他们根本不知道她看见了。

她说他上上下下，啪啪啪啪。

你的意思是他们在床上互扇耳光？我问。

不是。她回答。是他的那东西进进出出的时候，啪啪啪啪。下流。恶心。

他光溜溜的白屁股上还有疙瘩。恶心。

我告诉她的是维尔娜。

回到我七岁的那年，我和爸爸妈妈住在一座当时我们叫作拼连住房的屋子里。那时候，连栋式住宅这个词可能还没有。总之，那座房子不是平均分割的，维尔娜的外婆租了后面的房间，我家租的是前面的房间。房子很高，光秃秃的，很难看，刷的是黄色的漆。我们住的小镇太小了，人口加起来也没多少，不用划分居民区。不过，实际上是有分区的，我觉得，我们的房子恰好位于体面地区和年久失修的地区的分界线上。我说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正好是经济萧条的最后时期。当然了，我估计那时候没人知道经济萧条这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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