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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1页）

荒僻的原野，皎洁的星光，觉着寒夜的浓霜。遥闻辽远的犬吠，通宵不寐……不觉想起“鸡鸣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来。

人在天涯的乡情是倾诉不尽的，排遣不开“回家”的梦境，是每一个探险家最常遇到的难题。元曲家贯云石（维吾尔人）在自己的小令中这样写：“不是不修书，不是无才思，——绕清江买不得天样纸！”对于一个身在荒野的探险家来说，多长的信也写不尽乡情。对于等待亲人从探险中归来的妻子，“平安”二字就等于写尽了一切积愫。

陈宗器生前仅发表过两篇有关罗布泊考察的长文，特别是《罗布淖尔与罗布荒原》，更是重要的论著。据我所知，光他在考察中致斯文·赫定的书信就有111封，目前全保存在瑞典国家档案馆。1990年，我曾在瑞典国家档案馆地下（第九层）档案库见到陈宗器在考察团期间写的大量笔记及资料，其中有观测记录，采样报告等许多丰富内容，有一部分是直接用外文写的。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献，还静静地站在巨大的轨道书架上，等待人们去利用、发现。

在长达4年的野外工作期间，陈宗器从不计较个人的苦累。天文测定工作必须在野外坚持一夜，夏天尚可，寒冬则无异于一种刑罚。他每晚烤一会儿火，侍弄一会儿仪器，到东方既白时，人已又冻又饿，无力支持。夜间气温下降到℃时，在家信中他向妻子倾诉道：“夜间天气已严寒，只有‘断指裂肤’可形容得。我不能叫苦、偷懒，这是我的责任！”在野外时，他结识了一个在新疆、甘肃生活长达17年的德国人白克，此人是收集鸟类标本的酷爱者。在陈宗器回北平前，白克自杀了。他闻讯黯然。他的一个同事马叶谦，也因为野外苦寂无着，困守额济纳气象站时发了疯，并以枪自戕。他默默地坚持着，希望能以对家人的温馨回忆来暖和冰冷的心。

这4年中，陈宗器的双亲都先后故去，使他的精神受到重创！得到父亲去世的消息，他正在内蒙古归绥，准备乘火车直返北平。当然，特快列车也赶不上亲赴父亲的丧仪了，在家书中，他写道：“噩耗传来，悲痛万分。此次西北之行，转瞬四载，期内双亲先后长逝。生不能承欢膝下，死不能亲视含敛，伤心自问，良多内疚！”

几天之后，他就返回久违的旧都北平。

向赫定及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述职之后，陈宗器转赴浙江新昌探亲。

忘年交

然而，1933年夏天正在酝酿新的学术考察。那时赫定心中已有了一个明确的参加者名单。陈宗器只回内地住了不到半年，1933年10月21日清晨，新组建的绥新公路勘察队自北平启程出发，成员中就有中国学者、测量学家陈宗器。

四、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旗下的中外探险家（5）

正是由于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卓有成效的工作，陈宗器成为斯文·赫定的忘年交。直到国民党退居到台湾前，他们一直通信密切。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成功，攻占南京，中国大陆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此，赫定失去了陈宗器的消息。陈宗器在这场大革命中的处境，一直是赫定相当关心的心事，但又得不到一点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赫定便致函刚回国的地质学家黄汲清，请他帮助了解“帕克陈”的情况，信中说：最后一次收到帕克陈的信，是在南京解放前，信寄自南京天文台，此后就断了联系。

对陈宗器的关心，也含有对中瑞合作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成果的关注。信发出不久，赫定就去世了。

“小河”与贝格曼考古

在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旗下，除中国学者，还有瑞典、德国、丹麦等国的同行。瑞典学者贝格曼、霍涅尔，都曾长期在罗布泊地区从事过坚苦卓绝的探险考察。

贝格曼是瑞典考古学家。1927年大学考古专业刚刚毕业，就进入了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先在内蒙古，特别是在额济纳地区小试身手，他为世人所知，除了发现“居延汉简”，他在罗布泊所做的考古工作也是重要原因。在罗布泊地区，贝格曼就古代交通、石器时代的早期文化、楼兰王国时期的墓葬等方面作了深入的调查，详细记录了库鲁克塔格兴地远古岩画——那是较早为现代学者关注的西域岩画群，对罗布泊作了人文地理的调研，特别是抵达了罗布泊一个新的区域“小河”，并且全面地对“小河”地区的古代遗址“5号墓地”、“7号墓地”，作了调查与发掘。

所谓“小河”，是孔雀河下游离入湖三角洲不远的一条支流。“小河”这一名称是贝格曼起的，如今已成为楼兰考古探险具有特定含义的名词。

1934年夏天，斯文·赫定一行回到罗布泊。与老相识奥尔得克重逢，是罗布泊探险史的经典段落。奥尔得克告诉赫定，在1902年赫定离去之后，奥尔得克在罗布荒原北部漫游，在一个河流附近遇见了一个“有一千口棺材的古墓”。同行者都不相信这70多岁罗布老人的话，在塔里木，关于古城、古迹的信息，从来是真伪掺杂。但赫定相信奥尔得克的话，在著名的营地雅丹不拉克，他决定“兵分两路”，自己仍然直奔“北湖”——汉唐时期的罗布泊，派出贝格曼随奥尔得克去寻找古墓群。此后，不但发现了著名的“小河５号墓地”，还发现了石器文化的遗存，证明楼兰文化的萌生，远在汉文化进入西域之前，不但具有明显的民族特点，也具有可资比较的历史特征。可以认为，“小河”及其附近孔雀河下游古老的三角洲，正是上古时期楼兰文明的发祥地，孔雀河之于楼兰民族，正像黄河之于汉族一样，是摇篮、婚床和安息之地。

贝格曼在中国西部工作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事。贝格曼的工作内容，都反映在一部名叫《新疆考古记》的学术著作与一部名为《考古探险笔记》的通俗探险记当中。贝格曼先后在中国西部工作了八年之久，是在中国“着陆”时间最长的考古探险家。

2001年1月4日，在一场大雪之后，我来到那个“有一千口棺材的古墓”——“小河５号墓地”。这一年是奥尔得克诞生140年，是贝格曼去世60年。我站在“小河５号墓地”的沙包上，背负那辉煌壮观的、图腾与生殖崇拜的“树林”，不禁为楼兰与罗布文化鸣不平：它们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是长期受到冷遇。同时也为楼兰与罗布文化感到庆幸：罗布荒原是一个最好的保护层，使得如此伟大的文明遗迹得以保存到今天。只要罗布文化有楼兰古城、“小河５号墓地”等遗迹，它就不会被遗忘。

“戈壁组”里的瑞典人

霍涅尔是瑞典地质科学家，略晚些才参加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曾长期作为考察团“戈壁组”成员，在内蒙古作调查，后来他与陈宗器两人进入河西走廊西端，在酒泉、敦煌、额济纳工作甚久，又一同进行了罗布荒原的科学考察。

在长期的野外考察中，他曾被冻伤右手手指，在一段时间内不能握笔，最糟的是，他曾两次误受枪击，并被劫走仪器，这在整个考察团工作期间，都是唯一的例子。他在中国的探险经历极富传奇色彩，就其丰富、生动而言，只有天文学家安博特的情况能与之相比。他写有一本探险记，名叫《到罗布淖尔去的路》，目前还没有中文版。他与陈宗器在进入罗布荒原时，曾亲受斯文·赫定之命，前去踏勘回归北边旧湖址的罗布泊“新”湖区，他们出色地完成了任务。1933年，他和陈宗器从野外归来，于5月8日在北京向赫定汇报了长达4年之久的在野外工作情况，特别是介绍了有关罗布泊“新”湖的信息。新湖形成于1921年，霍涅尔与陈宗器是首先领略新湖风光的学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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