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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1页）

密苏里大学的农业社会学家比尔？赫弗南（Bill　Heffernan）说，通过不同的食物生产者之间的兼并、接管、联盟等方式，产生了更为集中的食品产业集团，这些集团现在通过“无缝的纵向联合，控制了从基因到超市货架的整个食物体系”。比如，以孟山都和嘉吉（Cargill）建立伙伴关系为例，它们控制了种子、化肥、农药、农场信贷、谷物收购、谷物加工、牲畜饲料、牲畜生产与宰杀，以及许多著名的产业化食品品牌。对嘉吉这样的公司来说，这样的联合使他们极大地加强了对成本的控制，从而产生显著收益。但对于一个种植玉米的农民来说，他别无选择。想购买种子？如果嘉吉公司是方圆100英里范围内的唯一的农资和储运公司，他又只卖几种孟山都生产的专用于其压榨、储运或饲料加工的玉米种子，你就只能买这几种。你如果不种孟山都的种子，你就找不到一个能卖出你玉米的市场。需要种子贷款？你得去嘉吉拥有的埃尔斯沃思（Ellsworth）银行，你得告诉他们你用来买孟山都的种子，嘉吉的Saskferco牌化肥。一旦玉米成熟，如果你不接受嘉吉所说的收购价，你就只能拿这些玉米去喂你的猪了！即使喂了猪，你想卖高一点儿的肉价，对不起，只有嘉吉的Excel公司买你的猪肉。你若要继续躲开嘉吉，脱离伤心的乡村生活，移民到城市去。你就成为了那60％的被破产兼并的失败农民中的一员。但即使你逃难到城市，仍然摆脱不了他们的控制：你买的玉米片，是嘉吉提供的面粉生产的，其他的食物都与嘉吉有关，因为本地不接受嘉吉指定生产方式的农民，都像你一样破产移民了，你吃不到本地的粗燕麦了，你只能买工业化玉米片，而主要的工业化玉米片，都是由嘉吉生产或供货的。货架上的大品牌玉米片，价格似乎都是那么高，因为这些公司总可以让市场供不应求。

赫弗南警告说，伴随食品联合体纵向一体化的巩固，“全球食品体系中，给独立农户留下的空间，已经微乎其微了。”农民们在加入食品公司联盟的合同面前，面临另外一种严峻的选择：“要么接受，要么走人。”过去20年，美国按订单生产的农产品，从10％上升为35％，超过原来的3倍。食品体系中如此之高的集中度，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的农户，在面临食品公司给出的合同前，别无选择。

在北美，三个食物联合体（ConAgraDupont、CargillMonsanto和NovartisADM），已经将北美市场的食品链控制，并逐渐扩散至全球。图2…2仅是其中一个联合体的控制图。

图2…2　　　一个联合体的控制图

资料来源：国际观察研究所WORLD　WATCH，襑here　Have　All　the　Farmers　Gone？SeptemberOctober　2000。。

当食品联合体不断扩大其食物美元份额时，也在不断地扩大其政治影响力。时至今日，已经毫不奇怪，美国政府的农业政策，包括补贴、税收优惠、环境立法等，从国内到国际，都不再有利于农户。比如，食品联合体掌控了私人与公共部门领先的农业研究机构，使得像美国农业部（，USDA）这样的本应代表农民利益的机构，居然会帮助开发种子绝育技术。这种生物工艺，只能让农民们更加依赖种子公司。在有些情况下，这些影响是间接的，比如在政府资助的决定上。但即使这样，有时的研究倾向也非常露骨。比如，当Novartis公司提供2500万美元去资助一个研究机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去开发生物技术时，其中一个条件就是Novartis公司有第一选择权，去拒绝任何可能取得专利的发明。在这种情况下，受到资助的伯克利分校，就有很强的激励去开发绝育种子，从而将利润从农民手中移走，而非开发有利于农民和公众利益的技术。即使是一些名为为农民谋利益的政策，比如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最终都是由食物贸易商、加工商、分销商等控制和鼓吹的。最终，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被写入GATT（关贸总协定），并进入WTO条款中。在此之前，许多国家都有一个保证其农民就业和收入的本国食物体系，但伴随食物帝国的侵入，这些国家的保护都被去除。食物巨头们让世界各国的农民去进行全球范围内的直接竞争，而坐收渔翁之利。

联合国粮农组织曾估算过16个加入GATT的发展中国家的状况，得出如下结论：“据普遍报告，总体趋势是农场走向集中”，小农进一步被边缘化，农村贫困和失业状况更加恶化。在这样一个世界体制下，小农微薄的农业利润不断被瓜分，瓜分到最后，连自己的生产成本都没有办法补偿。此处可引用一下UNDP《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中人类发展报告处处长凯文？霍金斯的一个评论：”在自由市场的花言巧语和强调公平竞技场优点的背后，铁的事实是一些世界上最穷的农民被迫进入与工业国家的财政部而不是北部农场主的竞争。”也就是说，在WTO自由贸易体制下，世界各国的产粮农民，实际上是被迫在跟美国的财政部竞争，而不是在跟美国的农民竞争。表面看来，好像是各国的农民在打粮食，美国的农民也在打粮食，各国农民在跟美国的农民竞争。可是美国的产业化农民，其收入的13来自政府补贴，这也就意味着，至少他的价格可以大大低于其生产成本销售，在价格上，他国农民根本没有优势。

况且，美国产业化农场通常有几千英亩的土地，发展中国家的小农，土地面积狭小，比如中国，一个农户的家庭农场，平均6～7亩地，合成英亩，只有1亩。而美国通常是一个农民经营整个农场，而中国则是一个家庭绑在这1英亩地上，如何跟美国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各国的农民种什么，什么不赚钱，是必然现象，不仅中国如此，即使在美国，家庭农场也是如此。农民养什么，什么也不赚钱，因为美国低价销售出来的粮食，用做饲料，去养羊、猪、鸡等。上游的产品已经便宜许多了，下游的产品自然便宜。美国加入世界自由贸易体系的，又几乎都是机械化的养殖场，猪肉、牛肉、羊肉、所有奶制品的价格，都会比你低，所以发展中各国的农民养什么，什么都不赚钱。这是我这几年在农村调查，听到农民最多的反应—种什么，什么不赚钱；养什么，什么也不赚钱。这是目前的自由贸易体制带来的一个必然结果，这是WTO主张的农产品自由贸易在发展中国家扩张的一个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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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帝国”的生意经

有学者认为，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食品巨头正在形成“粮食帝国”。美国大型食品公司首先控制了全美大部分粮食，而后获得国际影响力。

它们采用两大“法宝”操纵粮价：一是推行粮食自由贸易，美国政府对粮食生产予以高额补贴，因此粮价比一般国家低，食品公司想尽办法推动各国实现粮食自由贸易，以便顺利出口牟取利润；二是通过粮食援助控制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粮食援助是食品帝国常用的“毒品”：在诸多非洲国家，接受粮食援助的条件之一就是要为美国生产香蕉、可可等经济作物，这些国家的粮食生产因此荒废，沦为附庸。

不仅如此，近年来，美国食品业的结盟，大大加强了其市场垄断力度。在北美，康纳格拉冷冻食品公司与杜邦公司（ConAgraDupont）、谷物巨头嘉吉与种子公司孟山都（CargillMonsanto）、诺华公司与粮油公司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NovartisADM）已经形成了三个食物联合体，控制了北美的整条食物链，影响力扩张到全球。

例如，控制全球谷物与蔬菜种子23％～41％份额的孟山都公司，与谷物巨头嘉吉结盟后，如果农民需要贷款购买孟山都的种子，就得去嘉吉旗下的埃尔斯沃思银行。无论粮价涨跌，它们都可旱涝保收：涨价会使粮食初级产品受益增加；跌价时食品加工贸易则可受惠。受粮食短缺之苦的，则是发展中国家的国民。

在大型食品公司的控制下，不仅农业生产者别无选择，消费者在消费品种、消费价格和数量上，也别无选择。只是消费者的钱包由于被食品公司视为“上帝”，所以，公司对待消费者比对待农业生产者要客气许多。粗暴的直接命令方式，被一系列的广告宣传、健康咨询、品位塑造等洗脑方式取而代之。

“食物帝国”推动了粮食政治。我们看几则粮食援助和禁运的实例，去理解粮食政治的一部分—粮食援助这个比石油贸易更为强大的政治武器。

1945年，南斯拉夫在铁托总统的领导下进行改革，试图摆脱苏联对南斯拉夫的控制。这时，美国伸出了“友谊”之手，为南斯拉夫提供了巨大的粮食援助。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美国等西方盟国随即对中国实行包括粮食在内的全面封锁和商品禁运，妄图将新生的共和国扼杀在摇篮之中。美国对中国的禁运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

1965～1967年间，美国总统约翰逊曾对印度采取限制出口粮食的政策，从而最终迫使印度改变其反对美国入侵越南的外交政策。

1970年，当“马克思主义者”萨尔瓦多？阿连德当选为智利总统后，美国对智利的粮食援助立即停止了。阿连德领导下的大众联合政府，却是致力于农业改革和公平分配的。在阿连德下台后，美国的粮食援助很快又恢复了。粮食援助是尼克松政府反对阿连德所采取的秘密战略的组成部分。

1973年，美国由于国内食品价格史无前例地上涨，对大豆、棉籽及其制品实行禁运。日本97％的大豆依靠进口，其中92％来自美国，因此而受害最大。

1980～1981年，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对其实行谷物禁运。但当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进行改革时，西方议员阿德？梅尔科特立即指出：苏联需要多少粮食就提供多少粮食。之后是苏联解体。

粮食援助的另一侧面，则不仅仅限于这样的短期事件，而是打击、改变进而控制受援国的农业生产体系，让这些国家形成对美国等援助国的经济依赖与政治依赖。这就是非洲和拉丁美洲许多国家沦为美国附属国的奥秘。

所谓“没有扭曲的、充分竞争的、跨国界的、完备的市场体系”，仅仅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幻想，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粮食贸易或援助时常作为大国政治外交的手段，用以干预别国内政。曾是美国里根政府农业部长的约翰？布洛克在一次听证会上直言不讳地说：“粮食是一件武器，而使用它的方式就是把各个国家系在我们身上，那样它们就不愿和我们捣乱。”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份报告说，第三世界国家缺粮“使美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一种力量……华盛顿对广大的缺粮者实际上就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

政治家所关心的国家利益，与食物集团关心的经济利益结合在一起，就促成了危及全球每个地方农业与食品体系的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浪潮。

主要农业发达国家，在农产品自由贸易框架下，已经将世界各国的农业生产，绑上了同一辆战车：要么各国比拼财力，进行补贴生产竞争；要么让出农产品市场，由这些国家提供低价格粮食和一整套食物体系。由此，产生对粮食生产国的全面依赖。2006年年底以来的全球粮食价格上涨，已经清楚表明了这种依赖性。

“食物帝国”背后的“食物巨人”

在美国食物结构巨大变迁的背后，站着为数不多的食物巨人—食品集团。这些食品集团，不断地游说政府，对消费者洗脑，对农业生产者施压，去推动食物的商品化，并从每个消费者的嘴里，聚敛着巨额的财富。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完成之后，它们再进一步通过游说政府，控制市场和更为深入的消费者洗脑，将食物商品化后的贸易范围不断扩充到全地区、全国、全自由贸易区，直至全球。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食物生产、加工、销售各环节的食物巨人，再看一下这些食物巨人如何强强联合，从而实现由生产投入到食物零售等食物链条各个环节的无缝联合。它们以全面的纵向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控制了从基因到超市货架的整个食物体系。

在行业竞争力研究中，常用4公司市场占有率（即最大的4家公司占全部市场份额的比重），来衡量一个行业的集中度。实际上，这也是垄断度的指标。资料显示，农业食品领域的行业集中度，大到了其他行业难以匹敌的地步（见表2…2）。

表2…2　　　部分农业食品的市场集中度（4公司市场占有率，2004年）

牛肉包装84％

猪肉包装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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