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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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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还有第四个战略机遇期吗？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日前公布了美国《2012年防御重点报告》，这个对美国外交政策一向有很大影响力的组织及其报告，将所有对美国构成战略防御冲击的国家和地区分为三个事态等级，第一级是“直接威胁到美国本土安全，或威胁美国战略资源供应的状态”；第二级指“威胁影响了对美国来说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国家”；第三级是“出现严重或广泛的人道主义灾难，但发生国对美国仅具有限的战略重要性”。在该《报告》中，中国被列入了第一等级，俄罗斯却仅列入了第三等级。

2011年对全球战略大形势而言，是一个关键性的年份：（1）本拉登被击毙；（2）美国重返亚洲；（3）普京宣布“回朝”。三件事，都牵动到中、美、俄三角的大博弈。

中国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迄今30年，确实遇到了及掌握了一个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这个长达30年的战略机遇期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存在着不同的中美俄三角博弈。

第一阶段，1979年开始，1991年结束。这个阶段，中国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与此同时，中美建交，联手在战略上对付苏联。但这个极有利于中国发展的中美蜜月期，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告一段落。

第二阶段自1991年开始，美国克林顿总统当朝，中美关系出现微妙变化。美国时不时以人权为借口施压，但下手不重，是因为在主要共产主义国家如东德、苏联、东欧纷纷转向之后，美国抱持一种心态，希望将中国也纳入所谓的西方价值体系（经济上走市场经济，政治上走政党政治），果然，2001年中国成功入世。中国又把握了第二个10年的战略机遇期。

接着，鹰派（新保守集团）小布什上台，从1991年开始进入到第三个阶段，一度曾把俄、中全列为潜在敌对国家、战略对手，未料“911”事件爆发，美国进行全球反恐，反而与俄、中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合作关系，中国又迎来了第三个战略机遇期。

2009年，奥巴马上台，决定撤出因反恐而陷入的战争泥潭，宣布自伊拉克及阿富汗撤军，稍后，并于2011年5月1日击毙本拉登。与此同时，进行全球战略大调整，明显又把中、俄列为潜在战略对手的倾向：

（1）针对俄罗斯，坚持在欧洲部署反导系统；对于刚举行的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美国表示对选举中存在的违规行为“严重担忧”，国务卿希拉里更直斥选举“既不自由，也不公正”。其实，美国真正担心的是“强人”普京将重返克宁姆林宫。

（2）针对中国，美国宣布“重返亚洲”，并采取了一系列从外交、经贸到军事上遏制中国的行动。不仅强化第一岛链，延长第一岛链到印度、阿富汗，也强化关岛及澳洲等第二岛链的部署。

对中国而言，在第三个战略期随本拉登之死而结束之后，还会不会有第四个战略机遇期？这个问题或许可以而且应该仍然从中、美、俄的三角博弈逻辑中去探索，因为前三个战略机遇期无一不与中、美、俄三角博弈有关。

理论上，中、美、俄的三角博弈，存在四种可能：（1）美俄结盟共同对付中国；（2）中俄合作，共抗美国；（3）美中联合针对俄国；（4）三角之间维持大致平衡。

除第一种情况，中国将陷入腹背甚至是四面受敌最不利外，余三种情况中国均可接受，惟其中（2）（3）相较于（4）又存在比较多的不稳定性。

中国能不能再有第四个战略机遇期，因此就似乎中国能不能避免让第一种情况出现而定。春秋战国的合纵与连横，魏、蜀、吴的三国演义，或许都可以给当代中国战略家提供一些有用的启示。

中国经济着陆之道

中国经济会不会着陆？是硬着陆还是软着陆？会不会遇到乱流？岁末年初，已成为国际经济聚焦的话题。

中国清华大学教授程致宇在美国《外交事务》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房市泡沫已出现爆破现象，泡沫破灭后，包括澳洲与巴西的矿业、智利的铜矿、加拿大与俄罗斯的伐木业、日本与美国的大型机具制造商等，都将遭到严重波及。这个论点跟末日博士罗比尼早先的分析如出一辙，罗比尼曾预言全球2013年将出现“完美风暴”，届时全球四大火车头欧、美、日、中将同时熄火，最近罗比尼更进一步修正他的预言，把时间提前到今年。

程致宇教授分析逻辑的核心是房市泡沫的破灭，其实当前中国经济中存在的泡沫，除房市外，还有巨大的产业（能）泡沫、基础建设泡沫、地方债泡沫、高利贷泡沫等，这些泡沫可能独立爆破，也可能连环引爆。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不是需求重挫，就是引爆金融危机，两者都是硬着陆。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在国际媒体、投资银行及经济专家纷纷唱衰之际，《人民日报》却刊专文指出，中国有能力避免硬着陆，因为拥有较高速成长的经济、较具抗风险能力的金融体系，加上能提供充足的最终流动性，及较为充实的政府财政基础等，避免房市硬着陆的条件齐全。

今年中国经济会出现那一种结果，各方担心的理由均不无道理；但是不是硬着陆，却不一定，而论点则与中国官方的说法并不完全一致。

首先，就“硬着陆”这个并非严谨的经济学概念的通俗理解，不外两层意思，一指爆发金融危机，二指需求急遽萎缩，导致经济严重衰退。先就金融危机而言，通常在一般国家可能出现的风险，中国官方都有办法管控，或许这也是国家资本主义的特色，但有代价。例子之一即是本世纪初中国官方对当时四大国有银行的危机处理：（1）先剥离四大国银的不良资产；（2）由政府编列巨大预算成立四家国有资产处理公司，购入从国银剥离的不良资产；（3）再编预算对国银注资；（4）为国银引入国际知名企业或金融机构，进行战略投资；（5）最后一步，将国银在香港上市，危机解除。整个危机处理的核心逻辑，就是“全民埋单”，所以是中国特色。这也是一般国际专家看走眼误判的主因。

尽管如此，我们认为还是有必要指出，在当前中国经济面对的泡沫中，高利贷泡沫是前所未有的，而且也未必是中国特色的金融危机处理所能着力的。危机如果从这里引爆，对中国政策当局将会是一个巨大挑战。

其次，再看需求，这同样也是国际专家经常进入的误区。中国跟一般发达国家不同，13亿人口的理论需求规模中，少说还有一半以上，在食、衣之外的住、行、育、乐、医等民生基本需求上，尚未获得切实的满足。只要用对了政策，将这种潜在需求“导引”出来，就能够一次又一次地化解危机，避免硬着陆。

有什么政策可用？这又是中国的相对优势了。当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政策，无论是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都子弹耗尽之后，中国在持续维持适度从紧货币政策的同时，还有相当宽裕的财政政策空间，即减税。

最近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一再提及的“结构性减税”就是这样的思路。减税，可以拉动内需，但又不是一般性、比例性的减税，而是选择性、结构性的减税，针对民企、中小微企及自主创新、节能减排，还有水利、三农等领域给予政策性的减税，即无异是寓“调结构”于“拉内需”之中了。

中国经济硬着陆乎？软着陆乎？就考验中国政府的政策设计与执行能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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