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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1页）

直到2004年11月27日，一场名为“传统相声濒临失传曲目专场”的演出在天桥乐茶园上演，之前的几天，郭德纲以及张文顺、邢文昭等几位演员被大鹏请到《开心茶馆》节目的直播间，进行了一期直播访谈。几天后的这场演出，台下坐了二百多位观众——这是北京相声大会移师天桥乐茶园后的第一次爆满。

一周后的“郭德纲相声专场”，则又是一场爆满——楼上楼下座无虚席，当天有一个观众自上海出差到北京，忙里偷闲要去看一场郭德纲的相声，结果路上堵车，在开场后十几分钟抵达天桥乐茶园，便只能以每人五十元的票价坐在楼上左侧包厢前段仅剩的两个座位上。

此后的一段时间，每周末的相声大会演出的观众人数基本上能够维持在近二百人，也时常会有三四百人爆满的场景。到2005年，每场的观众人数都能达到四五百人左右。因为不对号入座，下午两点开始的演出，每次都是上午九点便有人前去买票进场。2005年12月4日的“纪念相声大师刘宝瑞诞辰90周年相声专场”，有观众提前六天打电话订票，得到的是楼上楼下所有座位都已被订出的消息。

可以引作旁证的是天桥乐茶园门口外的几家小饭馆——每个周末的下午，他们店中所有的备用塑料方凳都会被相声大会的工作人员借到茶馆里，提供给那些没有座位的观众。即便如此，每场演出时，后面都有几十位观众站着听完整场演出。

郭德纲当年常用的“除去空座儿咱就算满了”的调侃已经许久不用，现在的观众在北京相声大会常常能听到的郭德纲的惯用开场白是：“今天人来的不少啊。满坑满谷！我很欣慰啊……”

以及另外一个版本：“后边有很多朋友都是站票，站着听，我们演员心里很感动，也很不落忍，花了钱还得让您站着——这不么，因为这个，我今儿个也站着，陪着你们几位……”

祖师爷赏饭

在郭德纲忙于转战几处茶馆剧场办他的“北京相声大会”演出的2004年，他还做了一件事情——拜师。

2004年6月8日，郭德纲与一位来自东北的名叫荆林野的曲艺作家，一同拜入相声演员侯耀文门下。主持拜师仪式的相声演员刘全刚在当天说的最多的词就是“拜入侯门”。

解放前的相声界对师承辈分非常看重，没有拜过师的演员在行内被叫做“海青”，这和梨园界里不允许没有正式师承的演员搭班唱戏是一样的。解放后，曲艺行经历了诸多变革，但拜师收徒的规矩却一直保留下来，甚至还有不少“组织上”安排拜师收徒的先例。比如，和郭德纲长期合作的张文顺拜入“滑稽大鼓”名家“架冬瓜”门下学习滑稽大鼓，便是由组织上撮合安排的。

郭德纲童年时，最早教他评书的高祥凯老先生便曾一度想收他为徒，但后来听说他在随他学评书的同时还在学相声，便很有些不高兴，对郭稍有疏远，再加上高先生家当时因为家中琐事常闹家务，家里气氛不好，去了也没什么时间说活，郭德纲也就去得少了。收徒的事儿再没提起过。

而在郭德纲随常宝丰先生学相声的其间，也曾有人提议常宝丰先生：这孩子跟您学，收了他不得了么？可是常先生却坚持说：我不能收徒弟。其中的缘由，到现在郭德纲也不曾弄清。所以，虽然后来曲艺界的一些人士向别人介绍郭德纲时常会说起：这是常宝丰的徒弟。但是，郭德纲却从来没拜到过常先生的门下，也从没主动提过这拜师的事儿——当时年纪也还小，觉得“拜师不拜师也无所谓”。所以，常宝丰和郭德纲只能算是有师徒之实而无师徒之名。郭德纲认识常先生时，常先生尚不足四十岁，所以当时郭德纲对常先生及夫人一直都以“叔儿”、“婶儿”相称，直到最近几年才按照相声行内的辈份改口叫“九爷”、“九奶奶”。

郭德纲的第一次拜师经历其实颇引起了一些波折，他1995年的“含恨”离津，也与第一位师父有关。

这位师父姓杨，郭德纲在十几岁的时候就认识了他。按照郭德纲的说法，这是一个“很执着很认真的人，但是可能是受文革的流毒侵害，行为意识和做事都有点左，左得厉害”。郭德纲1989年自北京回到天津时，这位杨先生正担任天津市某区文化馆的馆长，他很喜欢郭德纲，便建议郭德纲到他所在的文化馆去工作。

一天晚上，郭德纲与这位杨先生，以及另一位相声演员靳先生一起吃饭。这位靳先生门下尚无弟子，而几位师兄弟也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当时正急于找寻一位合适的弟子，以免师父传下的这条相声支脉在自己和师兄弟们这一代断绝。于是，酒席之间，靳先生便向那位杨先生提议道：不如收了德纲吧？咱俩人收了他吧。杨先生对此并无异议，于是郭德纲就同时成了杨先生和靳先生两个人的徒弟——这是郭德纲的第一次拜师。相声行内对这种拜师形式有专门的说法，叫做“一马双跨，一门两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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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10）

相声界把徒弟拜师的仪式叫做“摆枝”，并且还要有“引师、保师、代师”等等说法，郭德纲的这次拜师并没举行任何仪式，但天津相声界也大都知道郭德纲的这一层师承关系，有一段时间网上流传的相声演员谱系中，郭德纲的名字被写在这位杨先生的名下，郭德纲证实说：“这是对的。”

拜师之后不久，郭德纲就被招到杨先生工作的文化馆，除去负责一些群艺工作，馆里的一些往来帐目也由他经手。在此期间，区里调给这位杨先生一套房子，身为杨先生弟子的郭德纲当仁不让的帮着师父家忙起了装修。杨先生是馆长，装修中的一些费用便都是从文化馆的账目上报销掉了，这些事情，都是由郭德纲经手。时隔不久，郭德纲家也要装修一套房子，便私下里找到师父，问我们家也快装修了，可不可以也这样报销？却没想到杨先生马上翻脸，教训起了郭德纲。根据郭德纲的回忆，杨先生当时义正言辞的姿态让二十出头的他心中很不服气，“不让报偏报”，就将自己家装修时的一些零零碎碎的款项拿过来以同样的方法报销掉，共计有几千块钱。

就是这几千块钱，成了后来师徒反目的导火索。

不久，文化馆里查帐，会计看到馆里的账目心中纳闷：小品队的演出开销里怎么竟然还有什么油漆钉子之类的东西？于是将此事做了汇报。当时天津市正在各级机关中开展反腐倡廉运动，文化馆里一些员工联名写信给市委书记，检举揭发杨馆长。杨馆长大为恼火，尽管文化馆的书记及会计都打算息事宁人，但他还是赶奔所在区检察院去揭发检举本单位职工郭德纲的贪污行为。

后来，检察院立案侦查，最后的结论是免于起诉。但从那开始，杨先生停止了郭德纲的正常工作和收入，其后将近一年半的时间里，郭德纲的工作安排是：每天早上七点到文化馆，开始打扫前后两个楼，以及其中四个厕所的卫生；八点钟，准时到杨馆长处领取一本稿纸；八点到十二点，必须用四个小时的时间把这一本稿纸写完，要写的是自己的思想认识，要“挖出思想深处的错误”；中午十二点，回家吃午饭；下午一点，回到文化馆，再领一本稿纸，继续写。而且，郭德纲每天写满两本稿纸的思想认识中，如果某一天写出的某一句话和之前某一天的内容重复，杨馆长会把这一本稿纸撕掉，让郭德纲重写。而在郭德纲每天清晨扫厕所的时候，杨先生偶尔会出现在他的身后，对他说：你认便宜吧，要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你用舌头舔也得给我舔干净了……

文化馆的一群业余演员偶尔到各地演出，这种时候，郭德纲的任务便是负责装台、跟车。通常是用一辆天津雁牌的双排座卡车，卡车后斗装完道具布景后，郭德纲也坐上去押送这些东西。有时候东西装得太多，郭德纲就得骑着自行车在车后边跟着。而且，一旦杨馆长发现卡车到了演出地点，而骑自行车的郭德纲还没到，便会马上派人到郭德纲的父亲所在的区公安分局把他找来：为什么你儿子还没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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