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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1页）

（流寇）与外患（辽东与北边的防御）！

欧洲整体经济的扩张，必须有相当配合的条件，方足以持续其增长。14世纪欧洲大疫之后，人口大量减少，劳力不足，促使欧洲走向使用机器的工业革命。中欧与西欧富裕后，地方掌握了巨大的资源，各地遂有反抗教廷及神圣罗马帝国的实力，终于走向宗教改革，建立了民族国家的列国体制。

中国却丧失了走向改弦更张的方向。明代晚期，民间向海外开拓的努力，被政府视为非法的活动。东南知识分子反省文化传统，寻求思想新方向的运动，则因为清政权的压制，不能继长增富。南方繁荣的经济，仍借助广大人口所提供的充分劳力，未转向借重机器的生产。中国始终是一个整体，不像欧洲分割为许多各不相涉的部分，是以中国也不能有局部独立发展的“隔舱”效应。明亡清兴及日后面对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的一部分垮了，必然将全部一起拖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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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中国沿海的各国海商活动（1）

凡提到明代的海上活动，大家必定会想到郑和下西洋一事。郑和此举，诚属中国历史上的盛事，但是，从长程的历史观察，郑和出航与其当作明代在海外扩张的努力，毋宁解释为元代海运畅通后的最后一次大举。郑和船只体积与舰队规模均属空前，然而元代的中国与波斯湾之间，各国船只也颇有大船。郑和七次远航，其航线所及，都是元代各国商舶常到的地方。明初，蒙古留在中国的色目人为数不少，郑和即是移居云南的穆斯林家庭的后裔。他的舰队中，穆斯林背景者也大有其人。至于郑和下西洋的任务究竟为何，尚待研究。至少，这一次海上大举，空前盛大，但并非凿空的探险，因此在历史上并不具有哥伦布、麦哲伦、达伽马等人开拓新航线的意义。

大洋航道开通之后，中国近海风波骤起，多了不少中外海商的活动。而且这些活动正与西方海上列强以帝国之力投入的情形相反，都是中国政府禁止之下，民间力量干犯禁忌而自行投入的，以致在中国官方记载上落了寇盗的恶名！

历史往往是吊诡的。1488年狄亚士绕航好望角；1492年哥伦布到达美洲的巴哈马群岛；1493年教廷敕令，将世界一分为二，东边是葡萄牙的势力范围，西边是西班牙的势力范围。正在此时，1492年，明廷命令沿海人民不得与来华的番船交通；1493年，明廷敕谕今后百姓的商货下海，即以“私通外国”治罪！这是明廷一贯的海禁政策。由洪武以来，虽然也常有暹罗、占城、马六甲等处来华的贡船，但海禁政策，即使时松时紧，基本上没有开放禁令。

西洋各国迨来到东方时，“诸番”常有船舶以朝贡为名，携带商货来华。中国官方以贡使相待、接纳、回赐，但并不鼓励民间与“贡船”有所交易。这些“诸番”大多来自南洋，以玉石、珍宝、香料换取中国的商品。日本则是特例。蒙古征日本，为飓风吹散。日本在丰臣秀吉当权时侵略朝鲜，中国派兵援朝，驱逐日本。中日之间关系并不友好。日本在此时执行锁国政策，只允许少数持有“勘合”（执照）的朱印船运载商货。中日物产大致相似，因此日本贸易的商货不在丝绸，而是中国的精致产品；又因为金银比价与银铜比价不同，中国输出日本的是黄金与铜币，输入的是铜斤。

无论如何，中国海外贸易颇有利润，官方禁海，百姓遂自求生计，私自接近外商，转贩商货。元朝海外交通开放，中国人外迁者，大约已经为数不少。明初郑和下西洋，航线上诸国都有华人社群。旧港（今日印度尼西亚北部）不仅有不少华人居住，而且还有自治的头目，郑和抓了一个头目，又任命了另一个头目。这些头目在朝贡明廷时，明廷给予的职衔相当于西南少数民族的土司土官。东南亚各国贡使，常由当地富居的华人担任；在入华之余，他们往往请求返回故里祭祖。这些人的祖籍，不仅有闽粤沿海，也有江西、浙江等处。可知华人外迁已是相当常见的现象。海外贸易被官方悬为厉禁，民间则借助于已在外地侨居的华人日渐发展。

西葡诸国海舶来到东方，各有其基地。葡萄牙人在印度的果亚，西班牙人在今日菲律宾的吕宋，荷兰人在今日印度尼西亚的巴达维亚及日本的长崎，都有他们的远洋船舶经常靠泊；中国商人则以近洋船舶转驳接运。厚利之下，必有勇夫，自然有人会投资海外贸易。而在中国沿海，也有转口商港出现，葡萄牙人由于天主教教廷将东方划归该国经营，尤其热衷于在中国海岸找到立足点。他们曾经在宁波附近的双屿设立基地，1548年，浙江巡抚朱纨发兵驱逐双屿葡萄牙人时，该地已有数千葡人居住，并有教堂、货仓、码头、街道，俨然有了相当规模。朱纨驱逐葡人，为人告发擅专诛戮；政府查讯，朱纨自杀，海禁遂得稍纾。此后海禁时紧时开，并无定规。1553年，葡人从广东地方官员手中取得在澳门居住的权利。自那时开始，澳门成为中外交通的据点达四百年之久！。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十八章　中国沿海的各国海商活动（2）

中国人投资海外贸易者，并不仅限于沿海百姓。安徽商人许一、许二（许栋）等兄弟四人，即以徽商资金投资造船航海经商。许氏四人，即是双屿之役中先后为明廷治罪的商户。同时，汪直、徐海也都是徽商转入海外贸易的人物，倭寇之乱中，汪、徐都是著名的“奸人”。在日本锁国政策下，若干九州岛藩主的部下“浪人”在禁令下谋求国际贸易的厚利。“倭寇”到达中国口岸，有商机则交易，乘人不备则劫掠。胡宗宪、俞大猷、戚继光诸人努力清剿，方将浙闽沿海肃清。当事人很清楚，倭寇之中，“真倭”之外，也有华人及西洋人在内。这种海商或海盗，其成分的确是十分复杂的，而其亦商亦盗的特质，其实与西、葡、荷、英的海上势力也是相同的。

明代国际贸易大致情形是，西、葡、荷兰诸国的高桅大船，以马六甲（葡）、吕宋（西）、巴达维亚（荷）为基地，东方海商则由中国近海转驳商货，再由印度洋转大西洋运往欧洲，或由今日墨西哥的阿可坡可转陆路跨越地峡，进墨西哥湾登船横渡大西洋运往欧洲。两条航道的沿路各处，例如东南亚、印度、非洲及美洲殖民地，也消纳一部分中国的商货。日本长崎及印度果亚都是中继站，也是市场口岸。

中国外销商品已如前述，主要为运销欧洲及中东的丝绸、瓷器，另有各种日用的工艺品则是东南亚及美洲市场的商货。中国收到的货款，已不仅是珍宝、香料，最大部分是墨西哥的白银。中国与日本之间，由于金属比价的差额，中国从日本输入铜斤，向日本输出黄金。西洋商舶在这三角贸易中，也赚了不少。当时墨西哥白银遍天下，在欧洲引发了物价革命，在中国则因此创造了东南、华南长期的经济繁荣。银多铜少，出现白银为主币的现象，以致宋元以来已出现的纸币金融竟又回到银本位的通货。

这一时期，中国从美洲引进的农作物，以番薯与玉米为最重要。有人甚至认为，中国在清初人口的剧增，颇与这两种作物的大量种植有关。

中国沿海海商集团的活动，历时两个世纪，其中人物，例如前述汪直、徐海，后来的李光忠、陈老、林道干、林凤、袁进、李旦、颜思齐、郑芝龙、刘香等，无不狎弄浪涛，腾跃鲸波。以林凤为例，他曾企图袭击吕宋，但败于明廷水师与西班牙的夹击。又如李旦，在巴达维亚、吕宋与长崎都有寓所及事业，纵横于各处的海上活动。李旦的属下郑芝龙，则成为明末海上势力中最强大的力量。其子郑成功，后来开辟台湾，建立了海上扶余。中国沿海的海上活动，或商或盗，终于在18世纪为清廷的水师剿灭，最后一支势力是数入台湾与广东的蔡牵。几乎同一时期，新兴的美国，编练海军，肃清了加勒比海域的海上势力。

这一段海上活动的历史，除了贸易与劫掠外，也有其更为久远的影响。中国华南居民，自此不断移民南洋。以马六甲为例，该地华人小区至今已有数百年。我犹记忆，那次往访，走在街道上，就如回到明代的广东。一般估计，明清两代移居南洋的华人，人口数以百万计！他们的后代，仍以马六甲的娘惹为例，长忆中国祖源，自成族群。

回顾历史，16世纪是世界形势的转折点。西方势力向东方扩张，那时中国的实力还胜于西方，只可惜暮气已深，又昧于外面的情形，民间有企图开拓之心，官方则全无向外发展的意愿。时机一过，东方与西方的相对条件完全改观，要再过数百年，进入今日，东方才有重起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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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大洋航道的开通对台湾的影响（1）

大洋航道的开通，使台湾在中国的历史地位发生重大变化。台湾，这一个东海上的大岛，是东亚大陆棚的一部分。百万年来，欧亚大陆板块与太平洋菲律宾板块的移动，挤压推起了两大板块相接的部分，形成高耸的中央山脉。台湾东岸是一片峭壁，只有狭窄的谷地，西岸是大陆棚的延伸，过了台湾海峡，即是福建沿海丘陵地。台湾海峡其实不深，海峡的宽度也不大，在上次冰河期的后期，海水退落，距今两万年时台湾还与大陆相连，是以大陆的古代动物，颇多在台湾留下化石。

这样一个位置密切的海岛，在中国的史籍记载中，却只有三国与隋代两次留下接触的记录。揆其缘故，台湾孤悬海外，难与大陆交通，当与洋流的方向有关。太平洋西端的黑潮，是由南向北的暖流，流过台湾东侧的海面，再往北经过琉球、日本，顺时针方向流往北太平洋。在东亚的岛屿链内侧，另有一条南向的洋流，穿过台湾海峡，向南转向马来半岛，逐渐变弱而消失。这一条洋流，闽台人士称为黑水洋。由海峡北面宽阔海域流进海峡的狭窄水道，是以海峡内的水流十分湍急。在渡海工具还不良好时，人力操作的船只就会被急流冲走，穿峡而过，不能裁流横渡。明清时代，闽南居民开始移民入台，于横渡黑水洋时常被冲向南方，称为“落漈”（闽南方言）。明清航海工具及技术已相当不错，入台还如此艰难，更何况早期的航海条件！

在大洋航道开通以前，中国的海外交通不外两个方向：北向日本、朝鲜，由浙江或山东北驶；南往东南亚，由福建或广东出海。正东方向并无航线，台湾一岛，不在中国海外交通的路线上，而当地并无大型聚落可以为市场，又无适当产品可以采购谋利，于是台湾竟长期孤悬，未与中国大陆有密切的交通。大陆近海作业的渔船，显然知道有此一岛，是以，北边鸡笼山，南部大员等地名，仍见于航海的记载，也常为通航琉球航线的地理指标，因此不能说中国人不知道有此海外一岛！

在汉人尚未大批移民以前，台湾的原居民已在此生活很久了。从考古资料言，长滨文化的旧石器，形制与大陆南方的旧石器属于同一类型，是以，6000年前，这些居民已来到台湾。台湾北部及东北部考古遗址颇多玉制品，其玉质及工艺均与浙江良渚文化的遗留相似。澎湖新石器文化的石料，在广东及台湾都有同样的石器。高雄凤鼻头新石器文化的遗存，也与福建的新石器文化遗存相类。是以，在新石器文化时期，当已有从中国东南及南方迁来的居民。台湾的南端与菲律宾隔了一条狭窄的巴士海峡，西北来往并不困难，也应当有移徙的人口，或由南方来，或往南方去。语言学家认为南岛语系的分布，从各地语言排比上看，当以台湾地区的南岛语为这一语系的源头。但是，南岛语系人群，颇多经过曲折的移徙路线，当黑潮由南往北流时会带来南方的移民，也是十分可能的事情。

台湾的考古资料还正在累积中，目前所见，已知的新石器文化类型尚不能归纳周密的谱系。目前所知，纵向在时间轴上，各处文化之间尚有不少空白；横向在空间轴上，也还未见笼罩全岛的类型。凡此现象，当然是由于材料不足，史阙有关。至少以目前所知情形，似乎这些古文化，既是局部地区的，也未必是延续不断，有一定的继承关系。我们以为，台湾目前的原居民族群，未必都是此岛最早的居民。历史上在此生活的族群，或由大陆来，或由南方来，居住在此，长养子孙，却始终不能凝聚为扩及全岛的大型文化共同体，以致分散为许多聚落与族群。今天，原居民的分类不下十余个文化群体；在中国内地居民大量移入前，本地族群与文化的分歧，可能更为有过之。。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十九章　大洋航道的开通对台湾的影响（2）

大洋航道开通使海上形势丕变。中国海外有了西洋船只的帆影出没于海天之际。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先来，分别在澳门与吕宋岛建立据点，以经营东方。荷兰人接踵而至，在今日印度尼西亚的巴达维亚建立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基地，也在日本长崎占了一个立足点。但是两地相距遥远，而且中国是当时东方贸易的主要对象，荷兰人必须在中国附近找到一个基地。他们先尝试占有澎湖，但中国舰队已在此驻守。澎湖驻军长官沈有容志不在战争，遣人告知荷兰舰队，不必打澎湖的主意，还不如尝试在别处发展。1624年，从事海上活动的华人指引荷兰人驶入大员（今台南安平）海域，登陆建立了基地。不久，荷人建筑堡垒据守，并扩展其势力于台南周边，远达南方的琅峤（屏东）。各地原居民，力量当然不能抵抗，荷人遂在南台湾各处的原居民聚落（所谓“番社”）收税传教，俨然收南台为其殖民地。从此到1661年，郑成功入台，次年驱逐荷人，荷人据有南台湾达三十余年之久。（同时，西班牙人也曾尝试在北台湾建立基地，却未能成功。）荷兰人以台湾为转驳站，将商货由此运往巴达维亚，再由高桅船运到欧洲。当时荷人的东方发展，获利甚丰，堪与西、葡鼎足而立，均是大洋航道的霸主。

其实，中国南部的汉人，在荷兰占据南台湾以前，早已在台湾立足。最初，那些在海峡捕鱼的渔船，往往会在台湾停靠，补充淡水与给养。当海上集团（海寇与海商）活跃时，更是可能以台湾为其活动基地。荷兰人侵入澎湖时，不仅明廷驻军知道大员的情形，引领荷人入台湾的也是熟悉海上形势及航道的汉人。据传说，此人是后来纵横海上的李旦。李旦的继承者郑芝龙，曾在今日嘉义附近占有土地，招徕闽人来台垦拓，由郑家给予耕牛及田亩，收获粮食，即作为郑家海上船舰的补给。据说，在郑芝龙以前，另一海上集团巨擘颜思齐及其伙伴，也曾招收人民开垦。林道干是另一批海上集团的领袖，势力不小，似乎以今日的高雄为活动基地。至今，高雄还有林道干之妹携带黄金的传说。而荷兰人在台发展的情形，据荷人记载，城堡之外，汉人聚落已成市集村落，而且有自己的领袖。后来郑成功大举来台，建议郑氏入台者，即是号为通译的汉人何斌，也是此人引导郑氏舰队由鹿耳门驰入大员。当时在大员的汉人为数不少，有了他们的内应，荷人遂不能抵抗郑氏，终于投降，下滨离去。

李旦、郑芝龙等人的海上集团，亦商亦盗。其实，他们的目的不在掳掠平民百姓，而在收集大陆的丝绸、瓷器、工艺品运交外商，又以外商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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