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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部分（第1页）

提到，将制定有关降低人群危险行为的政策，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提供医疗和社会救助措施，使高危行为人群中安全套使用率达到５０％以上。在机场、车站、码头等交通集散场所，以及医疗保健机构等人群集中的公共场所开辟宣传橱窗，发放宣传材料（品），在营业性娱乐场所放置宣传材料（品），开展艾滋病性病防治知识和无偿献血知识宣传。针对高危行为展开干预工作，减少人群的危险行为。在公共场所设置安全套自动售货机，利用计划生育服务与工作网络和预防保健网络大力推广正确使用安全套。积极开展针具市场营销，推广使用洁净针具，绞杀共用注射器传播艾滋病病毒的危害。　　中国政府已经吹响了挑战艾滋病的号角，作为在战斗最前沿冲锋陷阵的广大白衣天使的状况又如何呢？他们的态度也许是这场无国界战争取得胜利的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　　对此，《北京青年报》记者陈明莲采访了战斗在艾滋病防治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他们的态度让人们感到欣慰。　　１９８７年北京地坛医院收治第一例艾滋病人，这是一名外籍人士，此后又有一名外籍ＡＩＤＳ患者入住该院，１９９１年第一例中国人开始入住该院。回想起护理他们的情景，当时在该院艾滋病病房担任护士长的小徐、副护士长小丁，今天仍记忆犹新。　　徐护士长是这样描述当时的心情的：心里确实紧张，可活儿总得干啊！我是党员，又是护士长，这时候我不去护理他谁去护理他？丁护士长谈到当时的情况时笑了：“那时候，我和徐护士长全副武装——白大褂外套双层隔离衣，戴上帽子、口罩、手套，脚上套上胶靴，即使是这样，还是战战兢兢，要知道当时对这方面的宣传太少，我们也从没学过。护理这种病人的知识，总觉得捂得越严实越安全。记得当时没有眼罩，我还特地买了副平光镜。现在想想觉得真可笑，可当时真是这样。”　　随着对艾滋病的深入了解，在地坛医院，越来越多的人转变了观念，已经不把艾滋病看得那么可怕和恐怖了。在对接受调查的１９３名护士中随机抽取了５０份问卷，其中８８％的护士表示会服从组织分配到艾滋病房工作，８４％的护士表示会像对其他普通病人一样护理他们，而且会主动地跟艾滋病人聊天、谈心。　　已在艾滋病房工作了七八个年头的徐护士长表示：如果需要，我们会去为他们工作，我了解他们的感受，他们的心理。你如果能够以诚相待，尊重他们的人格，他们会把心里的感受主动说给你听，包括他们的个人隐私，也许这样更能释放他们的心理压力。　　新任护士长小白，是位２０多岁的年轻姑娘，在她还未走马上任之前，对护理艾滋病人的工作就作好了思想准备。她非常自信地表示：“我觉得艾滋病人并不可怕，那么多护士、医生都和艾滋病打过交道，人家能干，我照样没问题。”　　丁护士长一次有惊无险的经历，至今在艾滋病医护人员中记忆犹新。　　一天晚上，抢救一位艾滋病患者，小丁为了照顾一位正在怀孕的年轻护士而顶替她参加抢救工作。就在丁护士长掰输液瓶时，碎玻璃划破了她的拇指，她当时由于紧张忙于抢救工作，未能注意到这一情况，待抢救工作结束后她在清理收拾污物时，才发现胶皮套破了，拇指渗出了血。职业敏感使她意识到刚才她在操作过程中，曾经接触过病人的体液、血液，如果无孔不入的ＨＩＶ趁这么一个小小的创口进入自己的血液中，那她一切都将完了。　　在后来的一年多的监测时间里，她也曾经焦灼不安过，但从没有对自己工作有丝毫埋怨和松懈；她也曾后悔和恐惧过，但从来没有把自己的情绪传述给她的病人。一段时间里她怕传染给家人，曾主动向爱人提出分居，但后来监测的结果证明她没有因一年多前的那一场虚惊而染上ＨＩＶ。今天回忆当时的情况，丁护士长说：“现在好了，我们不断总结经验，一方面丰富自己的艾滋病知识，一方面提高护理工作的技术水平，最大可能地避免由于一星半点的不慎而带来的终身遗憾。不过现在即使发生不测，也有了药物可以预防和补救。”　　在调查中，有６６％的护士敢于将自己从事艾滋病人的护理工作告诉家人，因为她们知道亲人会理解她们，支持她们；有１２％的护士还不敢把实情告诉刚认识的人；有２２％的护士认为不能告诉家人以外的熟人，因为社会目前尚不能接纳。　　在北京地坛医院，有一批医护人员，用他们的一颗颗爱心，构筑起防治艾滋病的长城。在这道长城的荫护之下，ＨＩＶ感染者和ＡＩＤＳ患者有了理解和同情，有了关爱和温暖，有了做人的尊严和与病魔抗争到底的信心和勇气。　　赵红心是地坛医院传染病房的主治医生，初次接触艾滋病这个恶魔时，同普通人一样，她也曾有过恐惧心理，但最终战胜了自我，战胜了恐惧，以一个医务工作人员的大无畏人道主义精神，完成了自己心灵的净化。　　２００１年７月底，一个既是艾滋病人又是吸毒贩毒罪犯的特殊病人由公安干警送往地坛医院救治。这个人在遭抓捕而逃跑的过程中摔伤了手臂，造成右臂粉碎性骨折。进院时伤处扎着绷带，绷带上浸透了血。　　病人被送来之后，面对如此情况，一些医生不知所措，害怕这名特殊病人的血液会污染自己。也有一些人认为这个人是个罪犯，一切恶果都是他犯罪行为所致，是罪有应得，用不着同情和可怜。　　赵红心赶来，对跟随来的警察说：“他是一名罪犯，但同时也是我的一名病人，这一点与其他病人一样，让我来为他治疗。”说着赵红心便动手为这个人拆纱布，上药，重新包扎。这个人一个劲儿地说：“没想到你能为我治病，没想到你能为我治病！即使到了阎王爷那里，我也要感谢你的！”　　今年３２岁的马东长了一张娃娃脸，无论何时何地，总是给人一种乐天派的感觉，毕业后，她就来到地坛医院传染病区当了一名护士。　　马东刚分到医院那会儿，正碰上医院收治第一例艾滋病人，马东和其他年轻护士一样，生怕自己被传染上艾滋病病毒。工作时全副武装，隔离衣、双层手套、帽子、口罩，浑身上下只有不得不露出的眼睛露在外边。不得不进病房时，也是提心吊胆地进去，百般小心地操作，忧心忡忡地出来。这样一来，与艾滋病患者的交流沟通自然就少了。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进一步接触，马东认识到艾滋病是可怕的恶魔，艾滋病患者并不可怕，虽然患了病，但依旧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她决心走进病人的内心世界，多给病人一些人文意义的理解和关爱。　　碰巧她接触的第一位患者是她的一位朋友的朋友，病人刚住院的那一段时间里，心情特别不好，整天郁郁寡欢，以泪洗面。马东与他聊天后才知道，小伙子得知他得的这个病，既是大家都厌恶的病，又是怎么治都治不好的病，于是产生了活着还有什么意思的想法。　　在聊天之中，马东了解到小伙子不堪重压的心里还有一个极端的错误念头，那就是不公平的老天让他得了这种病，他也要报复社会，让别人也得上这种病，来支撑自己心理上的平衡。马东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与小伙子的接触更频繁了，她决心用行动去重新点燃小伙子对生的渴望，重新树立起战胜病魔的信心。　　马东对小伙子说：“世界上没有不死的人，看你是怎么去死？世界上恐怕也没有能够活下去而不愿意活下去的人，哪怕是一年，一月，一天，活着是美好的。你能够活下去，为什么不活下去呢？一个人要爱护自己，也要爱护别人，只有尊重生命尊严的人，才能够得到生命的尊重。”　　苦口婆心的劝慰，终于感化了小伙子僵硬的心灵。在马东的真诚与关爱面前，他哭了：“大姐，我错了，我再也不会有那样糊涂的想法了。”　　后来小伙子出院了，出院之后他还经常给马东打电话，问候马东并向她咨询一些有关艾滋病的问题，他又把马东当成自己信得过的亲人。小伙子蹒跚的脚步即将走到生命的终点时，他惟一的希望是想再见一眼马东。　　马东满足了患者的要求，她到了小伙子家中，面对奄奄一息的患者，马东对他说：“我知道你的病情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如果一个人不得不面对死亡时，他能够微笑着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何尝不是生命的壮举呢！”　　小伙子枯瘦的眼眶中有泪光在闪动：“大姐，在最后这段时间里，我过了一个正常人的生活，懂了许多以前不懂的东西，在病中我感受到友情和亲情的温暖，我去得安心，再也没有什么可挂念的了。谢谢你了，好大姐！”　　２００１年８月，马东随卫生部、民政部组织的工作组到了艾滋病疫情最严重的河南上蔡县文楼村。　　在文楼，马东的心被那里因患艾滋病折腾得家破人亡的惨状震撼了！那些因卖血而染上艾滋病的普通农家，家里能卖的都卖光了，四处求医寻药，最后还是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个亲人离世而去。一些家庭因患了艾滋病折腾得人财两空，大孩子赤着脚，小孩子光着屁股在贫瘠的田边地头跑着，进学校读书对他们来说是水中的月亮看得见捞不着。在文楼期间，这些情景每天都像电影一样过好几遍，马东的心能不为之颤栗吗？　　在文楼，马东还遇到一件事情使她感动不已。　　一位病人看见马东脚下的鞋因为在文楼上下东跑西颠有些坏了，就对她说：“大姐，你们从北京来挺不容易的，为了我们病人，你看你脚上那鞋都跑坏了。我那包里还有些钱，你去取５０块钱买双新鞋穿吧，反正我也快了，要钱也没啥用。”　　马东似生嗔又似感动地对这位病人说：“大姐不许你这样说，要是真的想送大姐一双鞋的话，那你就好好治病，等你病情好转了，亲自去给我买一双，好吧？不过你得记住啊，你一定得好好治病，你还欠大姐我一双鞋啊！”　　那位病人本来就对自己的病失去了信心，在马东的开导下，重又树立起治病的信心，一直到他走完生命的最后一段里程。　　回到家里，马东把此次去文楼的所见所闻告诉了丈夫和女儿，丈夫对她的工作表示支持，只有４岁的女儿也被妈妈的故事感动了，她附在妈妈耳边对妈妈说：“妈妈，我长大了也要像你一样当一名医生，把那些生病的人都治好。”　　望着女儿天真灿烂的笑容，马东乐了。她觉得，有了家人的理解和支持，她工作的劲头更足了，为了复苏艾滋病患者心里对生命的期待和渴望，她决心坚定不懈地走下去。  

艾滋病患者心中的母亲

王继勇是在出国期间因为行为不慎感染上艾滋病的，自打得了这个“不光彩”的病后，他就没有打算去医院求治，而是闷在家里，冥思苦想着离开这个世界的最佳方法。　　他翻开地图，目光一遍又一遍地浏览着地图上一个个熟悉而陌生的地名，他有一个念头：希望在自己还能走的时候，到一个无人的地方，但是那个地方必须山清水秀，有花有树，环境幽雅，然后自己再像出家人坐化那样等待着死神的降临。　　不去医院治病，肆无忌惮的病魔更会百倍疯狂地啃噬他的肉体和心灵，从得到确诊到现在，没有几个月光景，ＨＩＶ恶魔就把他击倒了。他开始消瘦，开始呕吐，胃口极差，浑身长满红色斑点，几个月来他都不敢洗澡，因为他怕看见自己那惨不忍睹的身体。　　他开始决定走向死亡，这一愿望以前也曾反复出现过许多次，但每一次决定结束自己生命时，老父亲慈祥悲悯的身影就出现在他眼前。为了父亲，他不得不一次次调整自己的思维。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１日，他躺在床上，五颜六色的幻觉袭击着他，这时，老父亲进屋对他说：“你出来看看，中央电视台正在播艾滋病的节目，有专家在介绍治疗艾滋病的情况。”　　被父亲的诚挚所感动，他下了床来到大客厅，电视里正在播一位主任医师的话：“感染者要有信心……许多很危险的病人我们都救回来了，有的还恢复了工作……”　　王继勇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艾滋病不是不治之症吗？只要能延缓自己死亡的进程，多活几年十几年也行啊！于是他像大海中航行翻船落水的溺水者一样，终于抓到了一块小小的木板，而这木板，有可能将他的生命渡到岸边。他立即给那位大夫写了一封信，介绍了一下自己的病情，更多地向那位大夫倾诉了自己心中的郁闷和失望。　　信寄出去七天之后的一个中午，虽在期盼之中，他却意想不到地接到了那位主任医师的电话，他认为这是他一生中听到的最具爱心的电话：“你无论如何都要来，有机会就要争取。你只要能带几千元住院的押金，到时候实在不够，我们再一起想办法。别灰心，一定要来啊，我在医院等你！”　　这位ＡＩＤＳ患者终于在走投无路的境况中见到了那位令人敬仰的主任医师——北京市佑安医院传染科主任徐莲芝教授。　　６７岁高龄的徐莲芝老教授是中国最早治疗艾滋病、治疗病例最多、治疗经验最丰富的优秀的艾滋病治疗专家之一。２０００年，联合国秘书长柯菲·安南的夫人来中国了解艾滋病防治情况时，称赞徐莲芝教授是防治艾滋病的“世界级功臣”。在徐莲芝教授工作的北京佑安医院，徐教授为了让来这里求治的ＨＩＶ携带者和ＡＩＤＳ患者有个温馨的家，创办了“爱心家园”。在这个充满友情充满阳光的爱心家园里，病人亲切地把徐莲芝教授称呼为“徐妈妈”。　　王继勇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提着行李来到了佑安医院，在门口他就遇见了徐莲芝教授派来接他的护士长。护士长帮他拎行李，告诉他非常抱歉，徐主任因临时抢救一个病人无法亲自前来迎接他。　　一股热流瞬间就被几句话传送到了全身，王继勇眼眶一热，感激的泪水涌了出来，这种感觉自得了艾滋病之后，王继勇就再也没有过了。　　入院后，王继勇在徐教授的关照之下开始服用免费中药，当时他的病情恶化得已经相当严重了，经过化验得知，王继勇的ＣＤ４不到２０，是正常人的三十分之一！他不想再给徐教授增添麻烦了，几次提出安乐死，徐教授除了亲自给他父亲写信说明他的病情外，还对他语重心长地说：“你这算什么？在我们这儿，比你严重的病人我们见得多呢，有好多人现在不是都好好活着吗？只要静下心来认真接受治疗，活下去的希望总是有的。”　　在徐莲芝教授亲手创办的“爱心家园”里，王继勇越来越多地感受到人间真情。这种人间真情，不仅是医生、护士的关爱，也是病人与病人之间的相互搀扶，相互鼓励，更是“爱心家园”之外的志愿者，他们一批一批来到“爱心家园”，面对绝症患者献出的爱心。　　王继勇在后来的回忆中，有几件事使他非常感动。　　有一位河南来的农民艾滋病患者，腿瘸了，多年以来从未有任何收入，来看病时，身上只有千拼万凑筹来的２００元钱。大家都以为，这位病人入院治疗恐怕是没门了，岂料徐莲芝主任破例把他收下来，不仅如此，她还带头与感染科的医护人员一起捐款，集资为他解决了伙食费用，最后在他离开医院回家过年时，还让他免费带回去几个月的中药。　　有一位常来“爱心家园”的志愿者，姓葛，是一位汽车厂工人，葛师傅每月一次，从不间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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