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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1页）

亲自上阵。老头儿很有意思，不直接回答，而是露出诡魅而不失内容的笑，笨小子，连这点道理都想不通，将来还能成什么大气。

会成什么大气，我根本没想过。十年寒窗考上大学，也似乎只是替死去的两个姐姐向村里人证明我们姐弟与他们的不同。除此之外，具体到前途、事业、理想，全是一塌糊涂。难道大家不是被一种无形的莫名其妙的力量推着往前走吗？有谁去探讨这种力量是社会，是历史，还是命运呢？

大学毕业，按照惯例我应该分配回县里，据说很有可能到县中学当一名外语老师。我坚决要求留下来。桑安娜的爷爷满以为我喜欢上了他的孙女儿，爱情的力量总是力拔山兮排山倒海，他哪里知道我留下来的原因，只是不想回到熟悉的地方。

接下来，一切似乎都是自然而然的事了。桑安娜爷爷出面找了关系，让我留在了这个城市，并到一家国企业主管教育的部门上了班，后来，我实在承受不了那种以空对空以会代会弄虚作假的机关作风，要求到基层做点实事，被调到系统里的一家技工学校工作。毕竟在上级机关呆过，技工学校又没设外语课，不论大小不安排个职位，就会被人误认为在上面犯了错误被下放了，所以，我一到新单位报到，职务便是教导处副主任，好在，那个学校虽不在市区，但有通勤车，不影响我给桑安娜补课。

我和桑安娜经常独处一室，她脑子发僵时，我会用手指头敲她的脑门儿，捏她的鼻子，坐在她身边，两人胳臂紧贴，两腿相近，时不时彼此还踩到对方的脚，她的耳朵常常碰到我的脸上，但我们（起码是我）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夏天，屋里实在太热，她把能露的全部露出来了，甚至她低头时，我都可以看到她小小的坚挺的乳房，但只是一瞬的心跳与慌乱，觉得只是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并没有强烈的欲望想占为已有，或尝试触摸一下。

桑安娜参加高考，本可以考到外省、北京、上海更好的大学，她偏偏要选择我毕业的大学，做了一名医学系的学生，她说要每天看到爷爷（纯粹是借口），大二的时候，她的爷爷死于脑梗，送殡的时候，桑安娜扑到我怀里，从此，她就认为只要需要，她随时都可以扑到我怀里了。

她上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我有了单独的宿舍，也就是在那年夏天，我们自然发生了第一次关系。我们拉上窗帘，关上灯，衣帽整齐地躺在床上，身上盖着被子，相互沉默，然后由我开始说些与身体、性、爱情无关的话，讲讲过去我们在一起的某些细节，我们借机开始打打闹闹，打闹中两人额头相抵，鼻尖相触，不自觉地把笨拙的手伸进对方的衣服。刚开始，桑安娜还用蜷起的膝盖顶住我的小腹，后来当我们的体温快速升高，以致我们几近窒息，只有猛烈的吮吸方能缓和时，一切障碍就自然而然地躲开了。我们的欲望恣意勃发，咸腥、笨拙、稚嫩、脸热、身体发僵交替进行，我们不约而同地急迫想告别自己毫无经验的过去，我们的告别在一种痛涩渐入到滑润，紧张渐入到舒缓，晕厥渐入到平静中进行。我们的身体藏在被子里，谁都没去看。我们从彼此的表情中打探着对方，应证着自己。第一次的时间应该很短，感觉上我们却如艰难地爬过几个世纪，翻越了几座大山，我从她的身体里拔出来，她如出了炉膛的铁，放到枕木上慢慢变冷，她的眼神极其的奇怪，好像在笑，又含着晶莹的泪。我们什么也没说，包括对自己，我在她旁边躺下来，轻轻地抓住她的手，刚发生的一切马上就变成了一种遥远，一种模糊如昨日之梦的遥远。

从此我们开始同居。生活却没有因此变得阳光，反而让本来就浑浑噩噩的我，更加浑浑噩噩了，而且，还多添了一样东西——麻木。

我努力尝试适应现实，接近现实，却越努力，越觉得与现实水火不融。我开始怀疑自己得了某种疾病。在此，我不得不承认，我离不开桑安娜，是桑安娜证明了我还活着，这很重要，是她让我在浑沌不清之中，找到了与现实的接口。可我从来没有想过给桑安娜什么承诺，或带给她什么改变，她最好永远是那个单纯善良的小姑娘。到后来，我是说过和桑安娜结婚，一起生个可爱的宝贝享受天伦之乐，但那都是被逼的，道德、良心、理智和桑安娜矢志不疑的付出，我总得符合一个起码的“男人”的标准吧。

到现在，我和桑安娜既没结婚，也没有宝宝。这说明什么？我真没想祸害谁，如果想祸害，那我自己就是第一人选。桑安娜的毅力与坚持，令人感动，当我想起桑安娜，想起她对我的好，而我无法抑制雄性动物的本能，紧迫需要她的时候，我脑子里驱散不去的只有两只挺挺的像十五六岁少女的*，除此之外，就再没有其他了。但我知道，这些东西完全是可以替代的，只要不看面孔，只要不在乎散发的气味，只要不苛求皮肤的光滑，随便一个叉开腿中间有个洞的女人都可以。天啊，我居然这么认为。

而薇拉，薇拉的出现，从一开始就是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的，她一切的一切，哪怕是一根飘落的发丝，都会牵动我的心！桑安娜，无论对你来说，多么不公平，我也只好惭愧地厚颜无耻地对你说出那三个俗不可耐的字——对不起。

醒（七）

醒　　　　7

让薇拉来学校里讲文学课，并没有我预想的那样顺利。

几个副校长联合起来反对我。其实；会议定在九点，九点一刻他们还没有露面，我就应该意识到了。多少冠冕堂皇的会无非就是走个过场，讲*，搞集体决策，最终还不是一把手说了算？大家举举手，走走形式，让私下的酝酿合法化，让个人的决定变成集体的决定。再说，请一个年轻的作家来讲讲文学课，搞点儿名作欣赏，陶冶一下学生的情操，不是正好符合素质教育的要求吗？再说，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大家坐下来，我简单介绍情况，大家举举手表决，本来也就五分钟的事，却没想几个副校长公然站出来严词据理地提出反对意见。文化人讲话不明说，但话里话外能听得出，在这件事上，他们认为我就是个人主义、法西斯、武断、*、极其固执已见，技工学校开文学课，闻所未闻，破天荒，瞎胡闹。

从理智和现实的角度上讲，他们没有错，技工学校给学生提供的是手艺和技术，说到底只是一种生存的技能，好让他们步入社会不至于落到无所适从不能自食其力。他们需要做的是要脚踏实地地面对这个世界，搞懂电路、用好铣床、焊好管缝是他们的未来，卡夫卡、马尔克斯、杜拉斯、契诃夫离他们太远了，他们永远也做不了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也成不了罗密欧与朱莉叶。把那些虚幻的、不切实际的东西带给他们能有什么好处呢？对于技工学校来说，无非是出风头，作秀，想在报纸上搞个头条吸引眼球。可最终谁落到好处？自然是这个学校的校长，吃亏的却是学生。

我不这样认为。历史总是理智与感性并存的，一个人完全受理智指配，就会变成一架僵死的机器，只有感性的人才会懂得快乐、幸福，才会享受美。人生的最终理想是幸福，幸福的标准是快乐，所有的快乐都来自自由，难道我们办学，只是为了制造产品和机器，而不是为培育知情识爱、有血有肉、道德高尚的人？尼采说用爱来拥抱必然，才是真正的自由！可一架机器会爱吗？一件产品有爱吗？（事后，我都惊讶自己的口采）最后，我冲他们拍了桌子（那时感觉光彩照人的薇拉就站在身后，她那令人心醉的气息是我拉开嗓门大喊大叫的坚强后盾），我愤怒地瞪大眼睛，逐个儿盯着每位参会者说，这人我要定了，如果出了问题，一切责任我来承担。既然说到这种地步，这个会开得就没有意思了，与会者举了手，但前提是一切不可预想的问题，由我来解决。

这次会议的情况薇拉不知道，没有人会告诉她。不过，她夸奖了我的真知远见，说我是个真正懂得育才育人的教育家。可她哪里知道，我的一反常态全都是因为她。

当天，我让后勤科给薇拉收拾出一间空房做宿舍（反正学校有的是空房，别人无非奇怪我对一个外请的老师为什么特别关照），这样，她什么时候来学校都可以，想呆多长时间都没问题了。我就是要让她感觉到学校的（最好能感觉到是我的）温暖和关心。我不指望她会领情，只要她能安下心来，不要以任何理由离开，在她讲课的时候，我走过教学楼的楼道里能听到她的声音，从窗口处能看到她的身影，就心满意足了。

薇拉的宿舍安排在图书室的顶头，紧挨图书馆，比较隐蔽，也免受打扰。里面收拾得较为简单，写字台，文件柜，床，单人沙发，我怕收拾得太好，她会产生疑心，不过，那屋子窗户向南，朝阳，外面是一排还没长大看上去很清秀的柳树，柳树再开外的地方是一人多高爬满绿藤的铁栅栏，那是学校的后山，很少有人来，她一定喜欢，她可以躺在淡粉色的床上看看书，或者摸着枕头套上的卡通人物睡会儿觉，可以在屋里来回踱步构思小说，累了，可以拉开粉底碎花的窗帘看看窗外。

我完全按一个女孩该有的喜好对后勤部提了要求。后来，我真正接近她后才发现，我的薇拉，最喜欢的地方不是繁华的现实，而是幽暗压抑的十八层地狱，她喜欢那里的阴冷，喜欢那里的暗无天日，在那里，她把自己打得粉碎，然后看着四处游散的灵魂组合成无数个各式各样令她眼花缭乱的自己。

醒（八）

醒　　　8

一个阴郁的下午，我和薇拉在学校南边的未名湖畔散步。

她说：“尽管文学已经失去少女的光鲜、少妇的风韵，变得像个弃之可惜不弃又无大用的酸腐老太太，但还是有人，特别是像你这样的人，能发现它的美，真是难得。”

看来她把我归于大众，认为我是那种只会对金钱、职位、美女投资下注的男人。孟子所言，人之本性，食色性也！本没错，我们摸着石头过河，一切向钱看，一切以经济为中心，我们再不用为丢了二两粮票而饿肚子，再不用怕冬天还要穿那双露出脚趾的鞋了，我们口袋里的钱，足可以买房子，买汽车，买选票，甚至可以买到人体器官，买到女人。改革开放把全世界摆到桌上，来自全球应接不暇的产品和服务，已经让我们的感官疲惫不堪，哪里还有时间和空间让心去体会柏拉图的妙处。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的心在夜以继日地为我们提供活力的时候，就没有需求，难道人们越忙碌越空虚，不是心的呼唤？

我不能在薇拉面前大放厥词，也不能谦虚到虚假。不过，至少我们有一些共同语言。文学对她来说，一定就像宗教，神圣、万能、无处不在。在她面前，即使违心说谎，我也只能虔诚地恭维文学。我说：“文学是高贵的，它不应该俯首屈从媚俗于大众，无论人们在它的身体上贴了多少钞票，依然改变不了它圣洁善良的本性。”多文学的语言啊！我为自己的表现暗自窃喜。

她听着，缓步向前，高跟鞋踩在石板上发出好听的声音。她有时看看周围，湖上鳞光波动，山上树密草香。我继续说下去，全然一个热血澎湃的文学青年，但没一会儿，我就意识到自己的班门弄斧与鲁莽，她是个机灵鬼，看我停下来，就稍稍放缓步子，半仰脸，眼睛看着别处，微翘着下巴，鼓励我，很好，继续。

我几乎没听到她的话，和她如此近的距离，我却两耳失聪，脑子里一片空白。一颗小小的，俏俏的，淡咖色的痣，居然长在她脖子靠近锁骨的地方。真是太美了。薇拉不得不又一次提醒我，继续。

“我刚才说到哪里了？依我看，现在的小说，精品少，垃圾多，当然不包括你。”

“不，当然包括我，我从来就这么认为。”她很愿意承认自己是在制造垃圾，接着她有点愤慨地说，“可现在，只有垃圾才能满足这些贪婪的猪，你觉得现在还有几个人像人吗？我怎么老是看不到一个人。包括你，你也承认自己是个人吗？如果拿真正的人的标准来衡量。”

这叫我怎么回答呢？言外之意，我也是猪。她并没有怕我面子上过不去，或无法接受，直接又说：“别不敢承认，其实，你也是，我也是，吃，睡，最后任人宰割！无休止的万恶的时代。”

她把我吓住了。

我们又往前走了一段，她突然停下来，转身看我，没大没小地用指头指着我笑，说我脸色大变，惨绿惨绿的。然后提议换个话题，如果没兴趣，就宣布散步结束。我怎么愿意让她离开呢？我把自己的过去讲给她，话一说开，我就发现，我是那么希望让她了解我的一切，我是那么愿意在她面前做个毫无保留的玻璃人。

我一九七四年出生在北京，长在一个一九七八年才通电、一九八五年才通公路（还不是柏油的）的山村。我母亲是下乡知青，父亲是当地农民。我是老小，上面有两个姐姐。我们算是城市与农村的结合体、杂交种，或是一个怪物，农村人眼里我们是城里人，但回到北京，我们又是彻头彻尾的泥腿子农村人。我始终说不清两种基因，到底哪种在我的身上发挥的作用大一些。

两个姐姐的命都不好，她们是被一个搞不明白的问题害死的：同样是人，同样一个国家，农村与城市的差别为什么就那么大呢。那个年代，知识和阅历同样粗浅的她们没有听说过二元经济，却切实体会和忍受了二元社会或二元人给她们造成的苦难。城市，有班上，有电影院，有公园，有商场，有电车，考试都可以加分，是天堂。农村人睁开眼劳动，闭上眼睡觉，黑暗、冷清、死寂，是地狱，如果像母亲年轻时那样，披星戴月挑灯造田，活在一种轰轰烈烈之中让个体消失也就算了，可土地下放以后，她们所分得的那点土地，就是日夜暖在怀里喂上奶，也打不出亩产万斤的粮食，即便打出粮食，也换不来电视机、玻璃幕墙、电梯。如果我的两个姐姐，没有被一个向往牵着，像当地姑娘那样没有任何想法，只盼上天开眼给自己送个勤劳细心知道体贴女人的如意郎君，也许她们还会活得很好，问题是她们被牵动了，那个向往不仅仅是城市，而且还是有直观记忆或比较的首都。她们想回北京，甚至做好了回去扛砖头、扫大街，给人家洗衣服的心里准备。我母亲坚决反对。她说，你们想回不是不可以，那就等我死了再动这个心思。

现在，我多么希望如母亲所希望的那样，她们能安分一些，宿命一些，说不定将来在那山清水秀的农村，能活出个百岁寿星，她们戴着古铜色的头巾，拄着龙头拐靠在暖烘烘的石墙上，看着满院的儿孙。偏偏，我们姐弟仨从小就意识到了与那些农村孩子的“不同”（其实某种意义上是现在追求个性的另版解释），我们就是北京，万丈光芒的北京，伟大领袖居住的地方。在别人那里，北京只在书本上，报纸上，想象中，而在我们这里，我们就是北京本身。我的外公外婆都是北京人，尽管只是小市民，一个曾是锅炉工，一个曾是公交车售票员，但凭他们寄给我们的衣服就足可以让村里人联想到天安门城楼、天坛、故宫和宽敞的长安街。我们姐弟为这种不同骄傲，同时又自卑，那种优越感让我们变得更加不甘于现实，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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