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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第1页）

金啸虎是铜山县著名的大汉奸，徐州外围和铜山县的伪军全属他指挥。是日本人信得过的卖国贼。籍兴科投了他，他便从日本人那里调来坦克、大炮和人马，由他亲自率领，气势汹汹地杀向湖西铜山三区。

耿聋子本来就害着“恐日病”，那里经得起打着东洋人旗号的金啸虎的冲击！枪声一响，耿部便调头鼠窜、继而瓦解了。耿聋子本人带着仅剩下的六七个兵向西南逃去。最后，投靠了在萧县北部活动的耿蕴斋部。

耿蕴斋原来参加过共产党的，在白色恐布下自首变节啦。地方沦陷后他开始在萧县北部拉武装。名义上编为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下面的一个营，实际上也是心怀鬼胎，最后还是叛变了。

耿聋子投靠他之后，便以萧北为依靠，经常向铜山三区突击抓人、杀人，罚枪罚款，继续扩大实力，重整旗鼓。

正当耿聋子在萧北重整旗鼓的时候，湖西人民抗日义勇总队二十三大队在铜山三区活动的很顺利，部队由几十人发展到二百余人。芦楼乡的乡自卫队和郑集一带武进礼的杆子会武装也都拉归我们了。同时，苏北特委又建立了铜北工委，并筹建了铜山三区的人民政权。

5、铜北办事处

国民党中央于1939年1月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确定的“防共、限共、溶共、*”的方针，以及它通过的《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等，给耿聋子这个从国民党政府小职员出身而又野心勃勃的反动政客打了气，壮了胆。

铜北各乡村中，在地主与农民之间、地主与地主之间，以及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之间，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这样那样的矛盾。沦陷后，在困难深重之际，上述矛盾各方，特别是他们的青年子弟纷纷起来抗日，不少人在抗日救亡的大前提下并肩作战，过去的矛盾被冲淡了，有的甚至瓦解冰消。但是在毛寨乡中的一场已经持续了多年的阶级斗争事件却在继续着。矛盾的双方：一方以恶霸地主刘自修及其弟刘自强（刘大楼人）以及刘爱勋（黄庙人）等为首，一方以农民刘光涸及其子、共产党员刘大来和李成栋（李化民）为首。战后，他们分别归到国共两方，互相对峙。在一九三九年二月日军扫荡时，耻聋子这个铜三区区长逃往肖北，迟迟不归，刘大来、李成栋分别成了共产党领导的铜三区的区委书记和区长；刘受勋则成了顽方铜三区区长，刘自修成了他的高参；到了四月，耻聋子卷土重来，并一跃而为江苏省保安第二纵队少将指挥官，刘自强则成了耿聋子的高参，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为眼中钉，斗争显然就激化了。

耿聋子从口头抗日、实际恐日开始，到败于日伪军及籍兴科部的联合进攻之后，到后来或明或暗地同日伪军勾结，联合*，并在敌人囤集重兵的战略城市——徐州的眼皮子底下，修建了他深沟高垒的“乌龟壳”——“新徐州”（李单楼）。这就使他构成了一个挂着国民党的招牌，却背靠日、伪，有恃无恐地残害民众，积极*的新格局。

1939年4月中旬，耿聋子和暗中归依他的叛徒二十三大队长袁晓天密谋制造了“瓦矿事件”。袁晓天，原系沛县青墩寺小学学生运动中的“八大革命”之一，后叛变。徐州沦陷后，为了团结抗日，我们不计前嫌，吸收他参加了二十三大队。袁任二中队长时只有六条枪，随我二十三大队活动一段时间后，力量不断壮大，已拥人枪四十多。可是在荣沟桥战斗失利后，善于投机的袁晓天一见形势不妙，受耿聋子拉拢意欲投奔顽军。为准备向顽军的“进见礼”，于一九三九年四月十八日（旧历），袁晓天约李化民区长去他驻地（瓦矿村）议事，适化民有事，另派二十三大队杨海天、司元黄前往。杨到瓦矿后即被袁扣押，后来杨海天被托人救出，袁即率队投向耿顽。耿聋子利用他的权势，威逼原芦楼乡武装，二十三大队三中队长李世华向他投靠，三中队后来只有李来崇为首的一个排，顶住了耿聋子的压力，其余则随李世华并携轻机枪一挺，投向耿聋子。

苏鲁豫区党委针对耿聋子的*逆流，积极在铜北采取措施，根据丰、沛、铜一带的群众觉悟程度和革命形势，决定在这一带边境建立县级政权机构——铜北办事处，由郭影秋任主任，当时郭影秋未到任，副主任阎树棠主持工作。同时以黄河大队的一个连的兵力为主，集合地方力量，整编成了铜北独立营，下属三个连，约三百人，由赵峙宇任独立营营长，周锋（周惠林）从铜四区调任独立营政委。干部陆续集结，开始活动于铜三区西北部的沛铜边境一带。铜北办事处在铜北、沛南树起了抗日*的旗帜，团结了相当一部分知识青年与进步人士，除铜北各区的党员、干部外，有些*人（如李庆久先生），也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开始推行政令，行使抗日*政府的职权。虽然，有的乡村一直在对它进行抵制（如刘爱勋所在的黄唐乡），由于清正廉洁，加上共产党的军队纪律严明，*汉奸，保护人民，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耿聋子，刘爱勋的反动气焰，鼓舞了士气，稳定了铜北的局面，这就在敌伪顽群魔乱舞的铜北，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1939年8月，苏支四大队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在朱酒店缴掉国民党铜四区区队，长短枪一百余支，在肖庄活捉区长朱本瑞。继之在大新庄缴获国民党铜三区区公所全部枪支，在腰庄活捉区长刘爱勋（朱本瑞、刘爱勋后被我教育释放），打击了顽军及其政权的嚣张气焰。

9月，周锋率独立营赴铜三区湖里一带开展工作。县、区政权建立后，实行了新税收，印发了“铜北流通卷”，积极筹备资金购买布匹等支援大部队。

铜北办事处与铜四区区公所陈兴振区长密切配合，进行扩军，筹款，发展党组织等工作。

在二十三大队升编调离铜北的情况下，一九三九年九月以铜三区、铜四区的武装为基础，组建了铜北独立营，营长周峰（铜北县委书记），下辖三个连，共约二百余人，一连连长韩恩斗，指导员丁禹畴；二连连长李绍元，指导员邵子雅；三三连连长赵瑶烈，另有铜北办事处警卫连连长董子明，指导员周立生。三区、四区还各有一个中队，总共兵力约五百入，活动在东自微山湖岸西、至梁寨一线。

6、“反托大会”

9月11日，湖边地委在谷亭镇召开“反托大会”，除地委机关外，参加大会的还有鱼台县县委政府以及鱼台县三区的工作人员。

湖边地委“反托大会”会场。

王须仁等强逼所谓“托派特委书记”魏定远和托派县委书记史维功上台讲参加“托匪”的经过，以及“与日寇特务进行破坏活动的计划”。王须仁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使被打成“托匪”者无法翻供，以巩固所谓的肃托成果，另一方面更主要的还在于制造紧张气氛，为其在地委内和区党委内进行大屠杀准备舆论。

王须仁上台作报告，大讲“托匪”如何狡猾，如何两面派的。如有的同志工作积极就是伪装革命，这是伪装，是为了骗取领导信任；有的同志工作消极，这就是破坏革命；还有的人工作干劲不足，自由散慢，这是仇视抗战事业，进行消极破坏。

一时间，人心惶惶，草木皆兵，你怀疑我，我怀疑你，气氛紧张到极点，甚至把帽子戴得正不正、扣子扣得齐不齐等日常细节都说成是托匪的暗号。

人们感到在这个队伍中的任何人，都是不可相信的，都可能是“托匪”，人心惶惶，人人自危。

由于这时王凤鸣随主力四大队转移到湖东去了，王须仁还不敢放肆的大干。

地委书记李毅和区党委政治工作部付部长郭长臣等人已经知道在审讯中供出了地委军事部长尹夷僧，宣传部长袁汝哲等是“托派”所以也表现非常惊慌。但是他们还不敢马上逮捕尹夷僧和袁汝哲，因为这些同志在群众中都有较高的威信，特别是在游击四大队和所属一大队中有较高威信，怕弄不好给自己惹出乱子。

湖边地委妇女部长常俊亭、宣传部长袁汝哲、军事部长尹夷僧、鱼台县委书记史维功、苏鲁豫区委宣传部长马霄鹏　、人民抗日义勇队二总队参谋长、红军干部李发等同志都在一夜之间均被定为“托匪”。

在“反托大会”之后，便确定由谷亭镇向南阳镇转移，以靠近主力部队部队，王须仁正好利用这种情况，以图与王宏明进一步勾结起来，进行一场大屠杀。

尹夷僧、袁汝哲二人并不知道自己也被列入“托派”的行列，仍然照常主持自己的工作。这时尹夷僧、袁汝哲的任何行动，都会被他们看作是阴谋活动。所以，在行军的部署止，尹、袁提出夜里行动，这本是很正常的事，因为在敌后形势下，当时不管部队、机关、学校等一般都是在夜里转移。但王须仁却马上指出，这是个阴讯。说尹夷僧、袁汝哲提出在夜里转移是“托派”的阴谋，是准备打我们的黑枪。于是他们反其道而行之，决定白天行军（先走）。还说这一行动粉碎了托派的阴谋。

到了南阳，第二天哀汝哲照样布置召开群众大会和组织晚会，正好镇子上有家老乡结婚，按风俗习惯是要放炮竹，因镇里住了部队，怕引起误会，所以镇公所特意向领导作了报告。王须仁等立即断定这是阴谋，是尹、袁要组织暴动。李毅、陈筹等也确信不疑，，更加慌起来，失去了应有的判断能力。试问，他们既然要搞暴动，为什么又要来送信呢？王须仁布疑兵阵，把任何偶然发生的事情却说成是“托派”有计划的阴谋行东。陈筹、李毅等人则跑进这个疑阵，陷入草木皆兵的慌乱中，于是他们决定，要马上逮捕尹夷僧、袁汝哲。他们首先研究了袁汝哲。

袁汝哲的“罪证”是：（1）工作能力差。（2）作为组织部长的王须仁数次布置作为宣传部长的袁汝哲，写日语的标语，袁均未照办，（3）在“肃托”中，除参加一次对魏定远的审讯外，其他活动均未参家。（4）反托纲领始终没有拟出来。（5）XXX供出他后，表现与平时不大相同。

他们又研究了尹夷僧的罪证是：

（1）在苏支四大队担任组织科长时，曾组织过读书会，限制老干部参加，后领导制止，帮说这是有意制造新老干部之间的隔阂。

（2）行军时没有计划是有意制造混。

（3）说工作不积极，没有补充棉衣，没有购买子弹。

（4）在砀山工作时没有进展。

（5）从四大队带来的干部（主要是尹夷僧率领的游击队升级到主力部队去的人）均被控为“托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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