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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部分（第1页）

辅臣表示，对昨日震怒有追悔之意。他希望在“日讲”和“经筵”中，不仅应该有问答，也应该有君臣之间的辩驳，不应该听了刺耳的意见就大发雷霆。看来他真的想仿效唐太宗虚心纳谏的风度。

崇祯十五年（1642）七月初九，朱由检身体偶有不适，临时通知暂停早朝。遭到内阁辅臣的批评后，他幡然悔悟，虚心接受，特地用工笔小楷写了手谕，对辅臣褒奖备至，称赞他们“忠纯体国，念笃爱君”，“言同药石，朕心忻悦”，希望他们今后继续一如既往批评自己的过失。当时担任给事中的孙承泽在他的回忆录《思陵典礼记》中，记录了这份手谕，而且亲眼目睹这份手谕刻成碑铭的经过，他评论道：皇上的书法模仿唐太宗，手谕写得清秀遒劲。

这是很值得注意的细节，朱由检似乎处处都在仿效唐太宗，不仅书法如此，而且在虚心纳谏、闻过则喜的态度上，都在刻意追慕唐太宗。尽管两者相去甚远，他还是经常流露出刚愎自用的劣根性，但毕竟有意识向这个目标靠近，已经相当难能可贵了。

后宫生活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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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非亡国之君”（4）

朱由检的后宫生活颇有一些与众不同的亮点。他严格要求自己，也严格要求他的皇太子慈烺，从中流露出希冀国祚绵延长存的心态，不想成为亡国之君。

慈烺生于崇祯二年（1629）二月初四，作为长子，生母又是皇后周氏，理所当然地于次年册封为皇太子。为了栽培这位皇太子，他亲自选拔老师——“东宫侍班讲读官”。崇祯十五年（1642）正式开始皇储的教育。内阁辅臣根据皇帝的旨意，拟定了“讲仪”，特别强调“览史以佐经”——把学习历史作为学习经学的辅助手段，目的是了解历史上的治乱、邪正、是非，以古鉴今。

崇祯十五年十月十七日，朱由检“日讲”完毕，与内阁辅臣议论太子的教育事宜，郑重其事地从一个黄匣子里拿出自己亲笔书写的《钦定官属约八条》，都是对太子身边工作人员的约束条例，例如不得离间亲亲，不得交结有司，不得擅作威福，不得言行非礼，以及内外有别、出入谨慎等。周延儒读了这八条以后，向皇帝询问了太子生活起居的管理事宜，蒋德璟提醒太子身边的伴读与典玺（掌印）人员很要紧，朱由检说：东宫将来即位，这些人就是“从龙之人”。看得出来，他对于自己的接班人是寄予厚望的，将来是要“即位”的。

他的三子慈炯（周后生）、四子慈照（田妃生）先后册封为定王、永王，其余各子（次子、五子、六子、七子）都已夭折。特别是五子慈焕（田妃生）最为喜爱，不幸五岁病逝，令他哀恸不已。据说，慈焕临死前曾留下一句话：九莲菩萨（按：指万历皇帝的生母李太后）说，皇帝待外戚过于刻薄，儿子都要夭折。朱由检信以为真，崇祯十三年（1640）七月发愤，从此穿布衣、吃素食。官员们劝导他不必对自己如此苛刻，都遭到严词拒绝。次年六月他的外祖母梦见孝纯皇太后，要她转告皇上，除了祭祀、忌日以及初一、十五照例“斋戒”外，其余日子可以开荤。为此，他特地诏告臣民，从六月二十二日开始，不再吃长素。虽然恢复了荤食，朱由检与皇后周氏仍然坚持每月有十天吃素“持斋”。这对于一向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帝后来说，实在是一大考验。

当然，朱由检的生活节俭刻苦，并非仅仅出于家庭生活方面的考虑，更多的是源于忧国忧民的思量，似乎是他的一贯态度。他即位不久，面临国匮民穷的烂摊子，毅然宣布停止苏杭织造（专供宫内绸缎的官办机构）的活动，理由是：不忍心困扰一方人民。崇祯八年（1635），周皇后身体力行，命太监在苏州收购棉花纺车二十四具，送进宫内，教宫女纺纱，培养勤劳节俭的风气。虽然因为北方的宫女无法学会江南村姑的细巧手艺，终于不了了之，但是“天宫吹入纺车声”，不能不说是紫禁城内的旷古奇闻。

根据户科给事中孙承泽的记载，主管宫廷膳食的光禄寺报告的崇祯十五年（1642）皇室膳食开支，是这样的：

皇帝膳食每月银子一千零四十六两；

皇后膳食每月银子三百三十五两；

皇贵妃膳食每月银子一百六十四两；

皇太子膳食每月银子一百二十两。

这些当然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但与万历时期相比较，已经大为节俭了。崇祯十六年（1643）九月，朱由检考虑到财政困难，带头节约，宣布他的膳食费用减去一半，后妃等减去十分之四，宫女太监减去十分之三。一个月以后，他再次提倡节俭反对奢侈，自己以身作则，除了坚持以前宣布的“减膳撤乐”之外，规定只有重大节庆典礼可以使用金银器皿，日常生活一律改用锡器、木器、瓷器，希望大臣们仿效。如果今后依然置若罔闻，奢侈靡费，必将严惩不贷。

这其实是他的一贯风格，从他登极以来，始终保持俭朴的美德。当时担任翰林院编修的吴伟业这样记载：后宫无论每月的宴会，还是每季的宴会，以前外戚或者出嫁的公主都按时送来食品，崇祯皇帝即位以后，特地下达圣旨予以禁止。崇祯元年（1628）宣布停止苏州织造以来，皇上经常穿着多次洗涤的旧衣服，袜子都缝上了布袜底。他时常说：朕正在号召天下由奢侈回归朴素，要让后辈知道艰难，难道可以不从自身做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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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非亡国之君”（5）

这类事例很多。当时担任给事中的李清在《三垣笔记》中说：皇上担忧国家财政拮据，把后宫几十年储存的辽东人参，拿到市场上去出卖。李清曾在市场上买到一些，全是上佳的野山参，质地坚硬，口味隽永，与一般人参截然不同。听说此次人参贸易，可以获得白银数万两。

王誉昌《崇祯宫词》讲了这样一件小事。某一天，皇上去听老师讲课，所穿内衣袖子已经破损，露在外面很不雅观，不时地把它塞进去遮掩。目睹这一细微动作的“讲官”对他说：身穿破旧衣服虽然过于节俭，却是美德，何必掩饰。为此，后人有诗赞叹道：圣德惟应俭是求，不遑袨服为身谋。

就间损益通为计，寸积须成万里裘。在皇帝严格自律作风的感召下，后宫出现了以往罕见的清静朴素风气，丝毫没有濒临亡国的那种醉生梦死的颓废景象。正如吴伟业《绥寇纪略》所说：皇上在深宫之中，不苟言笑。他的太子和其他子女的言行，都以礼法为准绳。因此后宫没有玩弄珍珠宝玉的娱乐，没有声色歌舞的演出，闲暇时，只有古琴优雅的声音缭绕。皇上说：这种琴声足以娱乐心神，胜过其他音乐。

周皇后与田贵妃

朱由检的皇后周氏，苏州人，父亲周奎，母亲丁氏是周奎的继室，家境清贫，周氏年幼时就操持家务。迁居北京后，周奎在前门大街闹市，以看相算命谋生。天启六年（1626），当时的信王朱由检为了大婚挑选王妃时，主持后宫事务的懿安皇后，以长嫂代母的身份，从众多候选人中挑选了周氏。朱由检即位以后，周氏就由信王妃晋升为皇后。

由于她出身贫寒，又在藩邸（信王府）生活过一段时间，始终保持平民本色。清初历史学家张岱在《石匮书后集》中，这样描述周皇后：在后宫常常身穿布衣，吃素食，与皇帝一起提倡节俭，一切女红纺织之类事务，都亲自动手。张岱的这些话，并非毫无根据的阿谀奉承之词，这从周氏在后宫设置二十四具纺车，教宫女纺纱一事，可以得到印证。《崇祯宫词》称赞她“有恭俭之德”，亲自操持家务，身穿旧衣服，把后宫治理得井井有条。员分百二领璇宫，撙节咸资内教功。

三洒亲蚕重浣服，拟将恭俭赞王风。所谓亲自操持家务，还包括亲自烧饭。天启七年（1627）朱由检刚刚登极时，由于魏忠贤专权，形势十分险恶，懿安皇后（即朱由检的皇嫂）秘密告诫：不要吃宫中的食物，朱由检是带了家中的麦饼进宫的。进宫后，还得提防魏忠贤买通御膳房下毒暗害，饮食全由周皇后亲自操作。这件事看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却是确凿无疑的事实，许多野史都有记载。一个能够烧饭洗衣、纺纱织布的皇后，不能说绝无仅有，至少是罕见的。

皇帝与皇后之间情深谊笃，“上重周后贤，伉俪恩甚备”，看来是真实的写照。《崇祯宫词》有一首这样写道：湘管挥来口授余，俨然村校接天居。

何当一顿童蒙膝，遂揭鸡竿下赦书。说的是这么一件事：有一个年仅十一岁的小太监秦某，在坤宁宫侍候皇后。有一天，皇后问他是否识字，秦某回答不识字。皇后就教他识字，少顷考问，秦某全部忘记，被罚跪阶下。皇帝见了笑着说：我请求先生宽恕他，如何？皇后佯装嗔怒说：怀了学规。秦某谢恩而起。透过这种日常生活细节，人们似乎可以看到皇帝、皇后之间那种寻常夫妻谈笑谐谑之情。

周皇后生性豁达大度，与居住于承乾宫（即东宫）的田贵妃、居住于翌坤宫（即西宫）的袁贵妃关系融洽。受到皇帝宠幸的田贵妃，恃宠而骄，周皇后作为母仪天下的后宫主人，用礼仪对她加以制裁。某一年大年初一，田贵妃按照宫中礼仪，前来向周皇后朝贺。田贵妃到了坤宁宫走廊下很久，周皇后才迟迟出来接见，礼毕后立即退回内室，一言不发。与此成为对照的是，袁贵妃前来朝贺，两人相见甚欢，交谈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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