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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第2页）

1月11日，*中央发出《紧急通知》，传达中央政治局常委关于对一些干部走私贩私，贪污受贿，把大量国家财产窃为己有等严重违法犯罪行为采取紧急措施的指示。中央书记处于同日上午召开会议，决定派数名中央部门的领导人立即去广东、福建、浙江、云南等省，传达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指示，采取紧急措施，开展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的活动。当中央决定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时候，浙江省把温州作为重点，温州则将乐清划为工作中心。

４月，浙江省委派省委常委、省委有关部门等十多个干部组成的工作组来整治乐清。工作组来之前，在思维上已经先入为主，此行的目的是证明乐清走了资本主义道路。争论的焦点便是登山鞋厂。乐清县委干部认定乐清作法符合改革精神，在讨论“登山鞋厂”上，与省委工作组争论得异常激烈，双方拍桌子互相指责。省委指责县委“搞资本主义”，县委反击省委“是教条主义”。最后，省委工作组定性说，“乐清主要领导方向错了，路线没把好”。向省委汇报的结论是，乐清领导班子，存在“对乐清和对自己工作不清醒，对工作组不支持、不合作，对一些案件处理优柔寡断，县委内部不团结”。6月12日，省委下发文件，免去乐清县委书记孙宝经、县长林克己、副书记何元赞职务。五年后，“登山鞋厂”事件当事人最终*。

“登山鞋厂”事件是杀气腾腾的1982年，沉重的一个榜样。前年那封“缓改革，抑需求，重调整，舍发展”的信，只是个危险的信号。这年，任仲夷再一次面临着仕途的考验。

2月11日至13日，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讨论如何更坚决、更有效地贯彻执行中央《紧急通知》，进一步开展打击经济领域中违法犯罪活动的斗争。任仲夷被通知到北京汇报贯彻情况，按要求作了平生唯一一份检讨，还收到附在反走私红头文件后面的文章《旧中国租界的由来》。

3月1日，*中央转发会议纪要。3月8日，根据打击经济犯罪活动需要，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4月10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指出：“经济犯罪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13日，全国公布《*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决定》尖锐指出：经济领域的各种犯罪活动，远比1952年“三反”时严重。　。　想看书来

1982：一半海水，一半火焰（3）

这种背景下，1982年成为1981至1986年这一阶段中，特区最为艰难的一年。就在一年前，整个特区还在任仲夷说的“特殊政策真特殊，灵活措施真灵活，先走一步真先走”的方针下，激情澎湃地促进经济。可到了来年初，一场骤雨式的反走私活动席卷特区。

和以往任何一场政治运动一样，反走私的意义更多地不是经济层面上的制裁，而是政治层面上的波动。同样，因为中国的改革是以上层建筑的力量在推动下层的经济基础，所以任何意识形态里的波澜都会反作用于这场经济的变革。社会上出现“深圳除了罗湖桥、文锦渡海关还挂着五星红旗外，已经变成了资本主义”的论调，有人悲叹“辛辛苦苦几十年，一下子又回到解放前”。政治形势不仅来得突然，而且还十分严峻。下一步还会发生什么？大家心情凝重，心里茫然。连平时把“别理那些，你们该怎么就怎么干，有问题我负责”挂在嘴上的梁湘，也常陷入沉思。

关键时刻，还是任仲夷用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智慧力挽狂澜。2月2日、18日以及3月6日，任仲夷三次以正式调查研究和治牙名义去了深圳。他在宾馆跟梁湘从下午一直聊到晚上十点，之后梁湘如释重负。

1982年，任仲夷陪同小平同志在广州考察

正是有了任仲夷旗帜鲜明的支持，梁湘才不至于落得乐清县领导班子集体免职的下场。当全国绝大多数地方，私营经济遭遇寒流时，广东的势头算不上大好，却也不是太差。没有比摆脱贫穷的渴望，更让人敢于冲破体制的樊篱。所以，依然有上千名来自各地的打工妹乘坐不同的交通工具来到了陌生的广东，成为中国第一代打工妹。穷困所迫，她们看到广东带来的挣钱机会，政策上的“反走私”，因此总是离她们很遥远。日后打破中国内地一直以男性登录富豪榜榜首格局的女首富张茵，也在此时回到了广东深圳。

张茵祖籍山东，但是生于广东韶关，长于黑龙江省鸡西市。父母皆为转业军人的她，在*吃了不少苦头。家境不佳，又有七个弟妹，除了帮助母亲操持家务，照顾弟妹，她每天坚持步行十里去上学。1982年，张茵举家迁居广东深圳，开始新的生活。

在深圳，张茵获得学习财会的机会，之后进入工厂做工业会计，又在深圳信托的一个合资企业里做财务工作。那家公司业务包括面向香港的涉纸贸易，这给了她认识“外边世界”，日后成为中国首富的机会。

张茵回到了出生地广东。出生广东梅州的梁亮胜却不得不带着太太，和所在工厂的其他40多名青年工人前往香港，住进了只有四五平方米的“贫民窟”。

梁亮胜的祖父祖母是印尼华侨，但父母生活在中国，都是国有企业的基层干部。作为老三届学生，梁亮胜上山下乡，靠着一盏煤油灯自学了大学课程。1970年，他招工到矿山，下井采矿，后有机会编印宣传刊物，成为文化局的摄影师。

刚到香港，梁亮胜和太太只能挤睡沙发。那时，他最大的梦想是拥有一个楼花。即使条件艰苦，梁亮胜还是认为到香港的目的不是简单地为了打工挣钱，而应该是增长知识。他抓紧一切机会，3年时间在香港系统学习了航运、英语、国际贸易和经济管理。

有了管理知识，又掌握了一门外语，梁亮胜谋求事业上的突破。他通过“广交会”知道国内急需檀香木材，于是和国内外商家联系，结果赚了大约200万美元。这就是他的原始积累。其后，梁亮胜用了两年的时间只做了两件事，第一是做市场调查，第二是找合作者。他选定化妆品为突破口，找到一家日本公司合作，在香港注册成立了丝宝公司。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1982：一半海水，一半火焰（4）

张茵与梁亮胜，无论进出广东，都因地域的变迁获得商机，而他们之所以有幸成为巨大财富的创造者，在于他们都进入了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带。

广东由于决策者的顶风而上，俨然成了民营经济的避风港。但是，其他地区民营经济也不是寸草不生。不过，和梁亮胜主动花两年时间确定创业方向不同，命运给左宗申开了两年的玩笑，他碰壁多次，被动地在波折中一次次重新选择方向，最终听了老婆苦口婆心的建议才接触摩托。李书福则开了照相馆。至于汽车，他坐都还未坐过。

下海之前，左宗申有个“铁饭碗”，在重庆瓷厂烧窑。他第一次就入水太深，情形好比初学会游泳的人面对惊涛骇浪般。下海之后的两年间，左宗申和妻子袁德秀到河北、山东等地卖过武侠小说，做过服装生意，贩过水果。风里来雨里去，可时运不济，做水果生意遇到坏天气，水果烂在途中；倒卖服装遇上骗子，连回家的路费都被骗走。最后，不但钱没挣到，好不容易借来的两万元本钱也被左宗申折腾得只剩2000。

一段时间内，屡受挫折的左宗申十分痛苦，“消沉的情绪使我一度想放弃理想。我已快入而立之年，‘人过三十不学艺’，我想就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算了，没想到后来却与摩托车结了缘。”

在妻子再三劝说下，左宗申拜大舅子为师，学起了摩托车维修。整天花着脸，手从没洗干净过的左宗申，进步神速。从第一次拆了客人的车却装不回来的尴尬场面，到一听发动机的轰鸣便能判断车有无毛病、毛病出现在什么地方，他练就了一手摩托车维修的高超技艺。1982年，妻子把娘家一间临街住房空出来，用牛毛毡搭起了一个遮雨小棚，用5000元买来基本设备，左宗申出师，干上了个体修理工。

这一修就是八年。直到受贵阳的朋友所托，左宗申到重庆南岸五中校办摩托厂买一辆三轮摩托车。在那里，他发现校办工厂生意火爆，工厂周围的旅馆住满了南南北北等待提车的人。一打听，原来发动机的货源紧俏。左宗申觉得，修理摩托车发动机轻车熟路，组装几台也并不费事。他与工厂厂长交换想法，得到赞同。几天后，厂长亲自带人上门，向他订购一百台发动机。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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