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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部分（第1页）

古今此类政治家所共有的贴切、绝妙之写照。虽然活得很累，也饱受争议，但不管怎么说，李东阳立朝五十年而不倒，生前身后都荣显非常，七十岁那年去世，“赠太师，谥文正”。

整个事变，到翌年三月公布“奸党榜”，才算尘埃落定。“奸党榜”的意思相当于后世的“反党集团”。中国自宋代起，政治上有了一种新罪名，即所谓“党祸”；过去臣下或黜或诛，只是个人罪名，而“党祸”则开创了用有组织有纲领的所谓“结党营私”的小集团罪名打击某种政见的形式，并且从此成为在政治上处理统治层内部不同政见的主要思路。从明代来看，除了贪污、渎职等行政犯罪，只要涉及政见分歧，基本都被定性为“奸党”。这一思路对后世中国政治影响颇深，一旦发生政治见解的冲突，似乎便非要揪出某某集团方能作罢，而且不如此似乎也就不足以彻底搞倒搞臭政治见解相左者。

正德二年由胜利者宣布的“奸党”名单，共计五十六人。其中，宰相级二人，尚书四人，宦官三人，科道官四十一人，其他部员六人。这些人全部被勒令致仕（退休）、免职或被发配，其中一些人在不同程度地面临死亡威胁时却最终化险为夷，只有两名宦官王岳、范亨在解送途中被秘密处死。解读这份名单，能清楚地看到政变所带来的政治格局的两大变化。首先是朝廷人事的剧烈动荡，内阁成员三去其二，各部首长六去其四，内廷核心位置易人———可以说国家权力高层发生了一次大清洗、大换血。其次，名单中科道官（六科给事中、十三道御史）的比例之高，逾七成以上，意味着司职监察、纠劾和言论的朝臣是朱厚照及其近幸势力重点打击的对象，也意味着政治由此转向一个言路不畅、更有利于专制独裁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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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厚照：一不留神当了皇帝（24）

豹房秘史

今人往故宫观光，由天安门进入，行至巍峨的午门，向右看为东华门，由此径东可达繁华的街市王府井，向左看则是西华门。出西华门一直前行，穿过南长街，便是中南海。

中南海，连同今之北海，在明代原系一体，统称“太液池”，全是皇家园林西苑的组成部分。历史兴替，慢慢模糊了明代皇城的格局。在当时，今之故宫到中南海整个的广大区域，统属“大内”，所以西苑又称“西内”，其间并无百姓杂居，北长街、南长街也尽是宫殿和皇家各种办事机构。天启年间太监刘若愚的《酌中志》在《大内规制纪略》中，叙说详尽。

现在游故宫，打从西华门出来，折往中南海，沿途所见已是商厦林立的现代化景象。而在当年，这一带全属禁地，虽未必有“五步一楼、十步一阁”，“盘盘焉、囷囷焉”｛80｝之盛，但的确是宫阙连绵，气象森宏。

整整五百年前———公元1507年———正德皇帝朱厚照又在此大兴土木，耗巨资修造了宫廷史上独一无二的怪胎，完全为他个人专用的宫殿群“豹房公廨”。

所谓“豹房”，是宫廷豢养观赏动物的场所，此外如虎房、象房、马房、虫蚁房等。至今，不少北京地名犹存遗影，如“虎坊（房）桥”、“报（豹）房胡同”、昌平区的“象房村”等。珍禽异兽，自古为中国皇帝所好，这爱好兼有几重意义：一是珍禽异兽往往被视为“祥瑞”，二是它们作为夷狄属国的“贡物”，象征“天朝上国”的威势，当然，更是宫中皇族消遣娱乐的对象。历代宫廷均有驯兽师，调教动物，作兽戏以娱君王，更有不甘寂寞之君如正德者，喜欢亲自下场与兽角力｛81｝———好像他的老前辈商纣王也很乐于此道。

由于不断有臣子进献、属国朝贡，加上历朝皇帝自行搜罗，豢养珍禽异兽之费实际已成朝廷一大负担。成化间，内官梁芳“进白水牛一只，每岁支费千余金”｛82｝。《治世余闻》有条记载，说正德之父弘治皇帝继位后，因见“蓄养四方所贡各色鸟兽甚多”，而首次提出将其放纵，“以减浪费”，但又怕“所司白虎豹之属，放即害物”，于是下旨：“但绝其食，令自毙可也。”不知是否真正如此实行，总之，皇家养兽玩兽其风之盛可想而知，单单豹房就不止一处两处，笔者所知，现在东单的“报（豹）房胡同”是其中之一，亚运村以北大屯一带，还有一处地名叫“豹房”———但它们皆非以正德而闻名的那个“豹房”。后者的地点在西华门内外，即紫禁城与西苑之间。

这里原系诸多皇家豹房中的一座，正德二年，1507年，朱厚照开始对其大加改建、扩建，工程浩大，一直持续了七年。我们从《武宗实录》中得知，正德七年十月，工部就豹房工程提交一份报告，称从开工以来“五年所费价银已二十四万余两”，而且新近又将“添修房屋二百余间”，“国乏民贫，何从措办”？有关职官深感无奈，请求立即停止该工程，“或减其半”，然而，朱厚照的表现是“不听”｛83｝。

正德七年，豹房工程是添上这二百余间房屋后竣止了，还是以后仍有续建？不得而知。但从史家的记述可约略窥见，它不单颇具规模、“勾连栉列”，配制也可称齐备，有宫殿、有密室、有寺观，甚至还有船坞和供军事操演的教场，人员方面完全比照“大内”，各色执事太监轮班值日，而见幸者如伶官、僧侣、边帅、女人、斗兽士等“皆集于此”。

于是，它有了一个正式而又怪异的名称：豹房公廨｛84｝。

公廨者，古时官署通称也。既然是行政办公所在，却又以一个彻头彻尾的游乐场所为中心或者说以此为基础兴建起来，这种不伦不类的意味，带有典型的朱厚照性格特征。

“豹房公廨”因朱厚照兴，又因朱厚照衰，是他一手打造，亦唯有他自己方才使用过。豹房之于朱厚照，朱厚照之于豹房，实可谓互为表里的一双绝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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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厚照：一不留神当了皇帝（25）

可惜，“豹房公廨”在朱厚照死后即被取缔，不单活跃其间的五花八门的人物作鸟兽散，连同那些建筑、器物亦很快地废弛、颓朽以至于消失，最终无迹可寻；否则，保存下来，倒不失为极具魅惑力与遐想力的吊古的去处。

朱厚照之能修建“豹房公廨”，还是要追溯到那场政变。倘若没有那场政变，倘若刘健、谢迁、韩文等这些“眼中钉”未被拔除，倘若朝臣方面的力量和权威不曾因此遭受沉重打击，庶几可以断言，“豹房公廨”这种事物永不可能出现。朱厚照救下“八党”的同时，也得到了自己最渴望的东西———“豹房公廨”。

仅仅在政变的第二年，他就迫不及待地开始营造“豹房公廨”并迁往此处居住，起初，是白天在里面鬼混，很快就发展到夜宿不归｛85｝，“朝夕处此，不复入大内矣”｛86｝。此话怎讲？即是说，打正德二年有了“豹房公廨”起，朱厚照便彻底从紫禁城搬出，不在宫中居住，最后连死都死在豹房，不再回去。

去过故宫的人，都知道位居故宫中心有座大殿，叫乾清宫。自明永乐迄清初，这里是中国所有皇帝的寝宫（雍正后，皇帝移居养心殿，但日常还是在此处理政务），也即泱泱九州ＮＯ．1的宅邸。它作为皇帝安放其卧榻之处的意义倒在其次，尤为重要的，乾清宫乃是帝权的象征，皇帝在此居住不仅是个人意愿的问题，更是一种义务和责任。通常来说，一个皇帝只有当被赶下皇位时才会离开那里，比如辛亥革命后末代皇帝溥仪之被迫离宫。唯有朱厚照，竟敢于置皇统于不顾，主动而决然地辞别乾清宫，至死不回。他此一行为，既是空前之创举（过去从未有过），基本上亦属绝后之奇例。在他开了先例之后，只有他的继位者嘉靖皇帝，从中晚年起效仿这一做法，迁居西内。

正德搬往豹房，不仅仅是为自己重新选择了住所。他这么做的含意在于，逃离或放弃了一种角色，逃离或放弃了礼法所加在这种角色之上的所有信条、戒律、义务与规约；此外毫无疑问，也借此彻底摆脱和跳出于祖宗、父母、家庭以及既往整个个人历史之外。当置身于乾清宫时，他是一个君王、一个儿子，也是一个丈夫，是活在这些躯壳之下而又并不如意的压抑的魂灵，而一俟别宫而去，他就不再是上述角色中的任何一个，他仿佛灵魂出窍、羽化而飞升，一了百了，胜利大逃亡。

回过头再来看正德与群臣的对抗，再来看那场政变，在正邪、善恶这类通常的历史尺度之外，我们忽然发觉其间还存在着一点正德自己的小秘密，亦即他自个儿性情上的好恶与追求。那是什么样的好恶与追求呢？简单一句话，他实在不堪、也不喜欢扮演皇帝这角色。刘健等反复敦请于他的，无非就是像一个合乎制度的皇帝那样行事，但他感到最不可能也最不愿意做到的，恰恰即此。做皇帝，实非他自己选择的结果，而是生下来就命中注定的；他高兴也罢，不高兴也罢，满朝官员、还有天下黎民不由分说就拿皇帝应该承担的一大堆责任、义务硬往他身上套，对他提出这样那样的希望、要求和限制。对此，他简直烦透了。他想要怎样呢？他想要的是，自由自在、随心所欲、由着自个儿的性子去生活，爱好什么就干什么，想吃就吃，想睡就睡，想上哪儿就上哪儿，想搞什么女人就搞什么女人……从种种迹象来看，此人若生于寻常人家，不妨说倒是一位性情中人。可是，偏偏一不留神，他却做了皇帝。皇帝这角色，讲起来顶天立地，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大家只须看看正德的老祖宗朱元璋的一生，就知道要把这角色对付得略像点样子，真的大不易。

说白了，朱厚照全非做皇帝的料。虽然在皇帝位子上混事的，历来不少，不过到封建主义晚期，皇帝却是越来越不好混了，因为这种制度愈来愈严密，也愈来愈刻板。比照秦汉至明清中国历代君主的处境，我们明显看见帝权在走向高度集中的同时，所受到的掣肘也更为深刻，表面上看帝权益发伟岸，实则做皇帝者的个人空间反倒愈见局促———事情就是这么奇妙。明代皇帝，除去太祖、成祖、仁宗、宣宗这四位，其余没有不受“欺侮”的———要么深受重臣抑沮，要么为宦官近幸所挟持。再来看代明掌国的清代，都道有史以来清朝皇帝最累，有的握发吐哺、宵衣旰食，有的忍辱负重、终生气郁难舒……撇开外因不谈，儒家伦理（理学）对君主的道义压力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大，乃不争的事实。总之，在明清两代，留给像先前的汉成帝、汉元帝、隋炀帝这类艳世风流皇帝，或像唐明皇、南唐后主李煜、宋徽宗这类风花雪月皇帝的空间，是大为萎缩了。皇帝与其自身体制之间的矛盾，反而加强和扩大。隋炀帝或宋徽宗尽可以在皇帝位子上鬼混，不必考虑搬出宫去以换取“自由”，但朱厚照则不行；祖制、祖训和家法这些无形大棒，暗中高悬在乾清宫宝座上方，随时会被辅臣、言官、太后或别的什么人祭出，加以利用———就算别人不抡，自己想想亦有心理障碍。

朱厚照：一不留神当了皇帝（26）

从公然弃乾清宫出走，并至死也不肯回来这一率性行为论，朱厚照的表现颇像“性情中人”，跟终于在大观园呆不下去而出走的贾宝玉，有相似之处。但我们应该不加耽搁地立即指出，朱厚照所拒绝或急欲摆脱的，乃是做皇帝的义务、责任和规约，绝不是皇帝的地位、权力和享受。他建造豹房，并以此将紫禁城取而代之，归根结底就出于一个目的：挣脱来自体制的对一个皇帝的种种束缚，然后彻底地丝毫不受约束地享受皇帝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权力。

他竟能想出这样的点子，足见其禀性顽劣自古无匹。

实际上，他是用一定程度上的自贬自贱来实现其恣意享乐的目的，用名誉和尊严上的一定牺牲来换取在污泥浊水中撒欢打滚的快乐。这就让人不得不想到他祖上的叫花子出身，并怀疑这种遗传和血液质地在起作用。儒教中国极讲究“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每个人都各有其名分，失去名分或使名分淆乱，都将自取其辱、自败其身。朱厚照对此则根本不在乎，认为狗屁不如。呆在乾清宫（也只有呆在乾清宫），他是皇帝名分，可他却宁可带着他那群下流坯，搬到“豹房公廨”这么一个不伦不类的地方住下。按理，“公廨”本是皇帝臣属的官署，身为帝王放着皇宫不住，却呆在一个“公廨”里，这算哪门子事呢？朱厚照可不管这个，后来，他为了更进一步胡来，又运用同样思路把自己降格为“公爵”、“大将军”，上演了一幕又一幕荒唐闹剧。

他不待别人轻视他，自己先作践自己。你士大夫不是老跟我提什么祖训、什么“君君臣臣”吗？我不要这“劳什子”，脚底抹油溜出宫去，再给自己封个“镇国公”、“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的官职，成不成？不成，我再给自己改个名儿，我不用爹妈起的名字“朱厚照”，我管自己叫“朱寿”，成不成？———既然我是“镇国公”、“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我都不是皇帝不是朱厚照，我都改名朱寿了，你们还跟我絮絮叨叨什么呢？

这么匪夷所思的损招，没人想到，只有朱厚照想到，不是他多么高明，无非是谁都不曾像他这般惫懒罢了。

但他绝非真的不要当皇帝了。他推开了皇帝的名儿，却对皇帝的实一点也不放松，牢牢抓在手里，这才是他最最无赖之处。

先皇三位顾命大臣，三个被撵跑两个，剩下的那个基本只有唯唯诺诺的份儿。朝廷所养专事挑刺儿的科道官，也在“奸党榜”打击之下惨遭重创。至于母后张氏，自弘治驾崩之后似乎就从历史记载中销声匿迹了，朱厚照身世悬案虽然再也不曾沉渣泛起，但显然这对母子之间只是维持着相安无事的状态，张氏大约只能在慈宁宫安享晚年，而绝不可能对正德皇帝行使什么母后的威仪。此外还有何人？那个可怜的年轻的夏皇后和沈、吴二妃？说实话，朱厚照不理她们，她们就该知足。

因此，就算大逆不道，谁又能拿他朱厚照怎样？

三十六计，走为上，咱不在乾清宫玩儿了。老祖宗、孔夫子老东西、那张硌得人屁股疼的硬龙床，全都拜拜……

瞧他替自己选的地方：既出了紫禁城以外，又与它紧紧挨着，咫尺之间，若即若离，似是而非。他大概是历史上第一个参透“边缘化”的好处与妙处之人。

他管它叫“新宅”｛87｝，译作今语便是“新家”。一个“新”字，尽显他喜获重生的欣悦；而以此为“家”，十足反映出他对紫禁城的不认同，以及在这里才找到的自在与安全之感的内心。毫无疑问，迁出乾清宫，搬入豹房，对于朱厚照来说，具有一种打碎枷锁、翻身解放的“伟大意义”。

一个十七岁的少年，没有父兄管束，却拥有无边的权力和取之不尽的钱财，法律对他不起作用，道德和舆论也悄悄躲到一边……试想这样一番情形，休说朱厚照，不管什么人，哪有不堕落的？人性本恶，人类的向善意志，起因在社会。由于社会的形成，人类发现如果任凭每个人按其本性自由行事，只能不可收拾，所以必须立出一些准则彼此共同遵守，于是始有禁忌，进而发展成宗教、道德、伦常、规约、法律和制度，这就是所谓“文化”。其间虽然也存在公平问题，但出发点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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