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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部分（第1页）

至是【天启年】凡宵小谋再起者，皆知帝【朱由校】为童昏，惟客、魏足倚以取富贵，于是尽泯诸党，而集为奄党；其不能附奄者，亦不问其向【从前】近何党，皆为奄党之敌，于是君子小人判然分矣。神宗【朱翊钧】时庙堂无主，党同伐异，以儌利而为之，至是以奄为主，趋利者归于一途，故只有奄党非奄党之别。｛93｝

自甘供客、魏驱使，参劾王安的兵科给事中霍维华，是“阉党”的首位加盟者，级别不高。第二年，随着周嘉谟、刘一燝、孙慎行、邹元标等重量级反阉人士的倒台，“阉党”加盟者的档次开始提升。自沈———即前面提到过的那个据传与客氏有私的高级官员———始，这档次已提至大学士级别。到天启三年，顾秉谦、魏广微入阁，“阉党内阁”形成；天启四年，以首辅叶向高辞职为标志，“阉党”彻底控制政局，“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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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22）

“党”之一字，今义与古义有很大差别。首先，在出现简化字以前，“党”与“黨”本非一字，两者各为一字，前者只用于姓氏，简化后，“党”与“黨”并为一字。其次，“黨”在古时，基本是贬义，从黑，本义为晦暗不明。《说文》曰：“党，不鲜也。”《论语》曰：“吾闻君子不党。”孔颖达注：“相助匿曰党。”古人主要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党”字的。

“东林党”的名称不是东林党人自己命名的，这个晚明的政治派别起源于讲学，以东林书院为学术和思想基地。朱由校、魏忠贤为了安排罪名，把有关的人称为“东林党”，意思是这些人借讲学为名朋比为奸。

毫无疑问，“阉党”更是一种指控，甚至咒骂，里面丝毫没有今天人们所理解的政党的含义，直译过来，大约相当于“附集在被阉割过的人周围的那群丑类”。

这样的咒骂不算诬蔑，事实正是如此。在“阉党”一词中，“党”比较彻底地回归于它的“相助匿”的本义。如果说“东林党”还有自己的政治主张，隐然可见政党雏形，对“党”字开始向近代语义过渡发挥了作用，那么，“阉党”则完完全全是为污浊之个人私利汇聚起来的乌合之众，他们走到一起，与理念无关，与抱负无关，与社会责任和构想无关。

依附魏忠贤的人，不外三类。一是渴望富贵者，二是作奸犯科欲而向魏氏寻求保护者，三是品行低下、为正人君子所排斥而志在报复者。正应了一句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魏忠贤就像黑社会老大，吃得开，有靠山，违法的事别人干不得他干得，可以放手作恶。这样，全体的丑类就都赶来入伙，投靠他，为他做奴才和打手的同时，也吃上一份自己的黑饭。

无论怎么看，“阉党”都不是一个政治派别，而像地地道道的犯罪集团。唯一特别之处，一般犯罪集团见不得人、东躲西藏、总是担心被抓获，“阉党”却堂而皇之、大摇大摆地干坏事，甚至整个国家机器都为他们服务———因为有朱由校先生的特许。但尽管连皇帝都表示支持，他们仍然不像一个政治集团，仍然像犯罪集团。这就是历史和社会法则非常可爱的一面：罪犯终归是罪犯，黑社会终归是阴沟里的产物，哪怕全部合法的机构和权力都归他们掌握，也不能由黑洗白。

例如，由魏氏引入内阁的顾秉谦、魏广微，不要说政治家意识，连“做官”的意识都没有，自动把自己摆到魏忠贤家奴的位置，俯首帖耳，唯命是从。“秉谦票拟【起草诏令】，事事徇忠贤指。”｛95｝职为首辅，实则没做过一日宰相，杨涟送给他一个称号“门生宰相”，这实在还算客气，其实他从来只是魏忠贤的哈巴狗而已。魏广微处理一切政务，都会事先打份小报告，请示魏忠贤，“签其函曰‘内阁家报’”｛96｝，毫不掩饰家奴面目，对他大家也有绰号相赠——　“外魏公”，意思是“在外面的魏公公”，不过是魏忠贤的一个影子，根本不把他单独看做一个人。

在这个集团，只有主子和仆从两种人。里面有个叫崔呈秀的人，当时是御史，品质极坏，他因为贪污案子事发，都御史高攀龙、吏部尚书赵南星处理他，他就跑到魏忠贤那里，摇尾乞怜，魏忠贤答应保护他，他则索性自认为魏的干儿子。时下坊间流行一语：“见过无耻的，没见过这么无耻的”，用在崔呈秀身上最恰切———崔呈秀以前，谄附者固然不少，但还没人能够发明以儿子自居的拍马屁手法。因同姓之故，魏广微原先对魏忠贤一直自称“宗弟”，后来赶紧降格，自贬“宗侄”｛97｝。这种无耻，竟然成为一种攀比，一种竞争。崔呈秀叫魏阉一声爸爸，或已自觉厚颜之极，无人能出其右了，没想到“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后来更有一大堆人把他的“想象力”加以发挥，围着魏忠贤喊“爷爷”———这就是“阉党”十孩儿、四十孙的由来。

不要以为这很丢人。“阉党”内部无人感觉这是耻辱，事实上，能够名列儿孙辈，已属莫大荣耀。到得后期，各地如云的谄附之徒，欲认干爹、干爷爷而不能，连这点“名分”也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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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兄难弟：由校和由检（23）

倘若这些人不曾接受过什么教育，也还罢了。但他们大多饱读诗书（一小部分武人除外），对圣贤之言可谓滚瓜烂熟，由此可见，社会风气一旦败坏起来，教育得再好也顶屁用。我前面曾说，历代士风从不见像明代这么正派的，现在我该说，到魏氏弄国之际，历代士风也从不见这么卑下的。知识分子应为一国一民的最优质文化资产的传承人和守护者，他们往往是历史和现实的脊梁，也应该是脊梁，然而某些时代，他们非但一点不起这种作用，反倒最无是非和廉耻。后来大狱兴起之时，是各地普通民众勇敢地站出来声援和抗议。杨涟被押解途中，数万人夹道挥泪相送；左光斗被捕时情形亦复如此，百姓闻风而至，“拥马首号哭，声震原野”，连“缇骑”都被感动得落泪。

而知书达理的知识分子们在做什么呢？在更加起劲、更加下贱地向魏忠贤献媚。天启六年，浙江巡抚潘汝桢，率先在西湖为魏忠贤建生祠，马上诸方效尤，几遍天下。开封建祠毁民居二千余间；延绥巡抚朱童蒙建生祠，采用皇家王族才可使用的琉璃瓦；苏州所建生祠，造像全部用沉香木，腹中肠肺以金玉珠宝为之；苏蓟总督阎鸣泰，一个人就为魏忠贤建祠七所，耗资数十万……其时，辽东战事方紧，开支愈来愈大，军费短缺，致军心不稳。然而保家卫国无钱，建生祠钱花得如流水；各地建生祠，“一祠之费，奚啻数万金哉！”｛98｝

退一万步讲，就算魏忠贤飞扬跋扈，士子莫能与之抗，随波逐流在所难免；然而，无论如何也不能把自己的祖师爷都出卖了吧？结果，当真跳出来这么一位小丑，此人名叫陆万龄，是个监生（国立大学在校学生），他提出一个惊世骇俗的建议———以魏忠贤配孔子，以魏忠贤父配启圣公（孔子之父叔梁纥），加以祭祀。他如此介绍理由：“孔子作《春秋》，忠贤作《要典》【即《三朝要典》，魏忠贤及其党徒给东林党定案的文献，运用阉党观点对“万历以来若干历史问题”进行总结】；孔子诛少正卯，忠贤诛东林。宜建祠国学西【国立大学西边】，与先圣并尊。”｛99｝他把这道奏疏递交司业（副校长或教务长）林釬，林釬一阅，不禁掩面遮颜，羞惭难当———他万万想象不到，堂堂国子监竟教出了这样的学生———将陆疏一通涂抹，即夕挂冠而去。林釬为有这样的学生羞愧，他的继任朱之俊却不抱同感，毫不耽搁，立即代奏，当然也立即获得批准。

诚然，阉祸凶猛是明代的特色，但在以往，外廷与内廷的顽强对抗（所谓“宫府之争”）也是明代一大特色。权阉搞定皇帝、得到其全力支持，往往不费吹灰之力，却很难摆脱士大夫的围追堵截、死缠烂打。刘瑾最得势之时，士大夫里有那么几个卖身投靠的，但这个阶层整体上未尝驯服，相反，坚忍不拔的他们最终还是将刘瑾击倒。把皇帝和士大夫双双搞定的，唯有这个魏忠贤。实际上，魏忠贤现象的出现，意义已远远超出了阉祸这个层面，而标志着一个社会的基本伦理结构完全失效与崩溃。

因此，不要只把眼睛死死盯在魏忠贤身上；应该把视线投向他身后，投向那里站着的一大群被称做“阉党”的人。这些人，受过最正统的教育，肩负守卫社会准则的责任，然而，他们彻底背叛了所受的教育，彻底抛弃了应负的责任。

这才是魏忠贤事件的真相。一个社会的真正堕落，从来不是以产生奸佞为标志，而是以奸佞在何种程度上遭到抵制为标志。只要人们不曾停止抗拒，恶势力的一时得逞就不足为虑，社会伦理的底线就仍然没有被突破。

坏人坏事不可怕，可怕的是社会上是非观普遍荡然无存。

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御史倪文焕，在崇祯即位后，因附逆丢官归乡，朋友去看望他，见他大有悔意，就忍不住问：杨涟和左光斗因得罪权珰而罹祸，这样的正派人，当初你怎么会纠劾他们呢？倪文焕这样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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