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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第1页）

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事，重要的是具体的派系冲突和具体的政治利益权衡。

章太炎自己在一些讲话、通信中说得很清楚，他就是针对同盟会的。在他看来，同盟会搞一党专制，排斥异己，而且，一些同盟会员暴力倾向太严重，南京临时政府取消以后，这些人还想捣乱。所以，他不管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只要是好人，就要和他们合作。目的就是要联合广大的有智谋、有勇气的人，把这些捣蛋的人驱逐掉。他对梁启超非常同情，他现在招收的人也是梁启超的门徒。他了解到袁世凯希望梁启超回国，不过，他认为同盟会的气焰还很盛，现在还不是时候，只要与袁世凯保持联络就可以，等待机会再回来比较好。他处处与同盟会的政策对立，在演说中也专门责备孙中山和黄兴，甚至公开骂黄兴、陈其美是土匪。所以，同盟会也反骂他，说他是“疯子”。甚至放出流言，说他开枪打国务总理唐绍仪。当时，他是拥护袁世凯的，他联合的人，也都是拥护袁世凯巩固政权的。不管他在政治理论上说了什么，他在实际政治生活上，就是和梁启超一派的人合作，支持袁世凯对付同盟会，支持袁世凯稳定国家秩序，尤其担心同盟会中反袁世凯的势力继续暴动。所以，孙中山批评他只知道民族主义，并不是没有根据的，一些口头理论，并不是实际行动的原因。不过，章太炎是一个正直的人，那个时代的人，就是把握不住形势，他与同盟会的分歧，并不完全是正确和错误的分野，同盟会也不是一个现代素质很好的政治组织，所以才会发生暗杀陶成章事件。社会政治生活还停留在旧习惯上，但新名词、新概念又十分流行，令人眩目。后来，章太炎和孙中山之间虽然志趣有所不同，但大体上还是合作的时候多。所以要多说几句题外话，就是因为人一生的变化太复杂，不要根据一时一事去评价。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1．风起云涌话政党（2）

与此同时，也就是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在上海活动的湖北武昌起义的几位领袖人物，如孙武、张振武等，他们没有得到政府中的职位。在他们看来，他们才是开国的元勋，孙中山、黄兴都是外来户，抢了他们的功劳，尤其是对黄兴，在武昌时就结下了梁子，这时意见就更大了。浙军将领朱瑞，攻克南京有功，他是光复会员，也对黄兴不满，把黄看成是汉阳败将，不愿意接受黄兴的指挥。这一批人就在1912年1月16日，在上海组成了民社，发行《民声日报》。民社推黎元洪为领袖，除孙武外，实际操纵民社的是黎元洪手下的门客孙发绪和饶汉祥。同盟会员刘成禺、时功玖等湖北人也参加了民社，后并入共和党。民社要员握有军权和地方势力，朱瑞率师回浙后来就成了浙江都督。民社的组成也是辛亥革命党人分裂的结果。

北方地区，梁启超的学生范源濂，前清立宪运动团体宪友会骨干籍忠寅、黄远庸（著名记者，笔名远生）等，也在京津地区组织国民协进会，于3月18日在天津成立。上海方面的小组织民国公会和国民党（不是后来同盟会改组的国民党），与上述三个组织统一党、民社、国民协进会又逐步联络合并，于5月9日，在张謇主持下，正式在上海合并成立共和党，选举黎元洪为理事长，张謇、章太炎、伍廷芳、那彦图（蒙古族）为理事。共和党的党义是：（1）　保持全国统一，取国家主义；（2）　以国家权力扶持国民进步；（3）　应世界大势，以平和实利立国。其政治含义就是强化袁世凯的权力基础，反对同盟会对袁世凯的制约，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国权主义，与民权主义对立。5月29日，在北京成立本部，成为同盟会在参议院的主要反对党。

章太炎虽然成了组党的急先锋，但他并不认为现在的组织是一个合格的政党，不过是联合起来，反对同盟会的一党专制。共和党的合并，本来也是章太炎的意思，但5月初，章前往北京，请张謇在上海主持合并事宜。张謇的合并方式，采取了各派平等的合并，并推黎元洪为理事长。本来，统一党人数占有优势，现在，章太炎的领袖地位给削弱了。同时，他也看透了那些共和党人都是在趋炎附势，谋官谋食。总之，他对同盟会不满意，对他自己筹办新成立的共和党也一千个一百个不满意，他只能到处骂人。共和党成立不到10天，5月17日，章太炎就在北京召集统一党会议，宣布统一党独立。

在章太炎宣布统一党独立之后，他的最早组党的同志程德全，也于5月20日退出了共和党。程的退党却是冲着章太炎来的。他在声明中说：我对于国家的事，就是要促进国家的统一，对于各党派，则采取了联络商量的方针。但是，章先生总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完全凭着性子来，他的观点非常怪僻，别人很难接受，对于联合会的发展影响很大。后来联合会改为统一党，原来希望章先生看在党名的面上，多少收敛一些自己的个性，我也劝他遇到事情，总要平心静气，不要为一点小事情就发脾气。可是，这位章先生心胸太狭窄，我的话一点也听不进去。所以，我就和黎副总统商量，先组织一个政见商榷会，好好来沟通南方和北方之间不同的意见，调和各党派之间的分歧。但是，程德全组织政见商榷会没有成功，政党斗争越来越激烈。他非常伤感，写信给黄兴说：中国现在实在说不上有什么政党，不过是一二沽名钓誉的人，用党的名词作为符号，而一般没有意识的人跟着附和。他们自己以为真的是一个政党，你要是问问他们，你们的政见是什么呀？他们一点都答不上来。所以，我要脱离共和党，组织政见商榷会。在他看来，中国人的知识还很幼稚，党派不应该组织得太早，至少要有五年十年的准备。

其实，当时许多明白人心里都有数，那些入党的人，大多是想谋得一个官位。当时的中国人，绝大多数还是士大夫，现代意识还只是停留在理论上或口头上，在行动上只是在寻找做官的门径。先后担任内务总长、国务总理的赵秉钧有一句话很代表了当时党的素质：“我本不晓得什么叫做党，不过有许多人劝我进党。统一党也送什么党证来，共和党也送什么党证来，同盟会也送得来。我也有拆开来看的，也有撂开不理的。我何曾晓得什么党来。”黄远生报道说：听说有个省的都督是属于某个党的，不是他这个党的人，就不能做官。他对下属进行甄别，不是看人好不好，能干不能干，而是看这个人是属于哪个党。有个省的都督下指示说，查某人不是我们党的人，立即把他的职务撤了。今天在北京加入政党的人，把党看成谋取官职的工具，恐怕各个党都免不了。更有人看不惯政党的乱象，觉得这样搞下去，就要亡国了。这里所说的官，在西方政治中，许多只是事务官，是专业性的，应该不分党派，职位稳定，处理政府具体事务。而政务官是竞选的，不能靠钻营。但在中国政治中，没有这些观念，升官发财，是世俗的习惯意识，虽然文本的体制变了，观念和习惯都还没有变。

1．风起云涌话政党（3）

章太炎虽然脾气不好，可从来不热衷于做官。他搞统一党，袁世凯是用了工夫的。统一党骨干王赓（揖唐，后来成了著名的汉奸），就是袁世凯的亲信。还有一个叫张弧的人，同熊希龄关系很好，袁世凯就让他通过熊的关系，加入统一党，同时拨给他一笔钱，作为统一党的活动经费。名义上钱是募捐来的，实际上是袁世凯给的。张弧也就掌握了统一党的钱袋。可是，我们这位章先生虽然支持袁世凯稳定国家秩序，但不是无条件支持袁世凯的人。袁世凯见他不好惹，就让他去当了东三省巡阅使，离开北京。统一党里的人也说章先生太霸道，都起来反对他。章太炎没有办法，到8月份的时候只好退出了统一党。一个组党的急先锋成了一个无党分子，白“疯”了一场。章太炎愤愤地发表宣言说：政党已经为天下人鄙弃了，参议院也已成了培养坏蛋的地方。统一党曾经和共和党商量合并，现在我把名单送给你，能不能控制他们，就看你的本事了。总之，政党只是为了议会活动做准备的，而议会只是让那些胡说八道的话，搅乱政治的地方，有也好无也好，兴旺也好衰落也好，都不值得我去关心。以后统一党理事和共和党理事的事，我一概不管了，也劝黎元洪先生不要跟着政党跑。

看来，我们这位章先生实在没有搞党务活动的本领，这只能是梁启超先生的专利了。

1912年9月1日，统一党在北京重新开会，选举王赓、张弧、王印川、汤化龙、朱清华五人为理事。从此，统一党完全成了袁世凯的御用工具。

在民国初年的组党活动中，真正的灵魂人物仍然是梁启超，只是他与同盟会的矛盾太深，一时无法回国，只能在幕后操作。毕竟梁启超对中国政治的观察更老到一些。我们在前面提到的他于1912年2月23日给袁世凯的信中，就规划好了民国初年实际的政治运动：政治界分成三派，第一派是袁世凯的官僚派，第二派就是立宪派改组而来的改良派，第三派就是孙中山的革命派。第一派没有政党，第二派组成政党，第三派改造为政党。第一派是实际掌握行政权力的派系，后两派在议会中展开政争，第二派虽然也要反对官僚派，但首先要和官僚派联合反对革命派。第一派要利用第二派来反对第三派。这是什么政党政治？最主要的一个政治派系竟然不是政党，而两党的运动，只是为了让渔翁得利。这就是当时的中国特色的政党政治，好像在世界上没有见过。所以，梁启超在这里也没有说中国要实施政党政治，他要的是开明专制，政党只是个辅助的手段。因此，执政者才是主人，人民是仆人，但在当时形势下，主人要伪装成仆人。袁世凯当然要维护他的官僚集团的利益，但他还没有学会玩政党游戏，所以，要请梁启超来帮忙。那么，梁启超帮忙之后，能得到开明专制吗？这一点梁启超当时好像没有认真考虑，他或许以为他能掌握足够的力量推动袁世凯去实行开明专制。只有在革命派中，有一部分人想认认真真玩一把政党政治，至于玩得怎么样，就不好说了。当代概念什么都叫游戏规则，那么，他们能把政党政治的游戏规则玩成什么样呢？

梁启超在民国初年组党的指导性作品，就是《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这是为共和建设讨论会起草的宣言书。共和建设讨论会是孙洪伊、汤化龙等于1912年2月间发起，4月13日在上海成立的。由于成立比较晚，它的成员多系跨党分子，主要是前清立宪派人士以及官僚中比较开明的人，许多人就是各地的谘议局长，汤化龙就是湖北谘议局长。他们奉梁启超为领袖，希望袁世凯召梁回国。只是当时形势对于这个保皇派不利，所以，梁启超并没有公开与共和建设讨论会的关系，只是担负起了指导的责任。共和建设讨论会虽然多是些精英分子，但人数比较少，他们的现代政治知识其实也很少，一时在政坛上发挥的作用不明显。到8月间，共和建设讨论会才和国民协会等团体组成民主党。以上三党，即统一党、共和党、民主党，在梁启超于1912年10月归国后，组成了进步党，实现了梁启超组成稳健的大党的计划。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1．风起云涌话政党（4）

梁启超在《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这份政治文件中，承认“革命事业实应乎时代之要求，洽乎人人心理之所同”，肯定了共和政治的合理性，根据形势的发展，放弃了君主立宪的主张。在这份文件中，他继续了原有的思维，主张以国家为本位，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实行中央集权体制，推行所谓“保育政策”，也就是国家干预政策，即主张国权主义，反对民权主义。对于当前各省自选都督和各省的军政府表示强烈反对，认为加上其他种种因素，有可能导致二次革命。但是，由于《临时约法》已经颁布，激进的民主主义成为潮流，这份政治文件也提出了政党政治的主张，主张实行责任内阁，反对总统控制下的不党主义。这显然是迎合潮流的随机应变。为了实行政党内阁，就必须有两大健全的政党为前提，排除伪政党。这份文件所谓伪政党，一是官僚势力之集合，二是秘密结社。但该文件对于约法规定的参议院的权力，也表示责疑，认为：“若我国现行制度，内阁总理须由立法部选举，阁员须经立法部一一承认，此实最奇异之制度，万国所未闻也。”但他的国权主义在实际操作上就是帮助袁世凯的官僚系统反对同盟会，那么，他的政党政治，反对寡人专制的主张能实现吗？他的策略是先对付同盟会的革命暴烈行为，取得成功后，再对付官僚势力，他能动员起足够的力量吗？这是个很大的疑问。无论是同盟会也好，梁启超的立宪派也好，他们要在实践上把现代政治的一点主张落实下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后来，孙中山觉得党人太灰心，就提倡“知难行易”，反对“知易行难”。其实，真知固然不易，实践更是困难，一百年来，中国的进步实在有限，知也有问题，行也有问题。许多事情做不好，首先就是懂的人太少。当时中国能有几个现代化的人才储备？孙中山、梁启超都是独行客，他们周围没有一个具有各种各样专门知识的团队，他们不仅是领袖，而且是圣人、贤人，就因为他们鹤立鸡群。

当时除同盟会外，政党林立，比较重要的党，在政界还有统一共和党。这个党是由三个政团组成。4月11日在南京召开成立大会。其骨干人物有蔡锷、景耀月、陈陶遗、彭允彝、吴景濂、谷钟秀等南北政界重要人物。既有革命党人，也有立宪派人士。但后来，蔡锷因为隶属军籍，退出了统一共和党。该党宣布“以巩固全国统一，建设完美共和政治，循世界之趋势，发展国力，力图进步为宗旨”。其政纲为：（1）　厘定行政区域，以谋中央统一；（2）　厘定税制，以期负担公平；（3）　注重民生，采用社会政策；（4）　发达国民商工业，采用保护贸易政策；（5）　划一币制，采用虚金本位；（6）　整顿金融机关，采用国家银行制度；（7）　建设铁路干线及其他交通机关；（7）实行军国民教育，促进专门学术；（9）　振新海陆军备，采用征兵制度；（10）保护海外移民，励行实边开垦；（11）普及文化，融合国内民族；（12）　注重邦交，保持国家对等权利。统一共和党采取中道路线，主张调和，在现实政治上介于同盟会与共和党之间，成为两党争取的对象。

在社会上有江亢虎的社会党，徐企文的中华民国工党。虽然，这两个党并不是工人阶级政党，但上面那些党都是传统的士大夫集团，而这两个党的构成开始向社会基层转移，成了后来国共两党进行工人运动和农###动的前驱。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就是这样一步步走下去的，革命只是震荡式的一步，而不是大跃进。辛亥革命的革命组织和成员本身缺乏对基层群众的动员，但革命的爆发，清王朝的解体，也激发了基层群众对自身权利的关注，才延伸至1924－1927年大革命时期的群众运动。群众对自身权利的关注，以及政治领袖对群众的动员，这是个互动的过程，也就是鸡和蛋的互生过程。历史工作者的任务，不是阐述群众运动原理，这是政治学的任务，历史学的任务，是阐明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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