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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1页）

常言道“识时务者为俊杰”，面对下凌上替、礼崩乐坏的乱局，大多数人都选择了当俊杰，采取“识时务”的态度，默认并习惯了“礼崩乐坏”、“八佾舞于庭”的现状。伴随这些现象的出现，天道的尊严以及代表着天道的礼乐秩序，已经逐渐失效。

但孔子不是一个“识时务”的人，他对这种状况表现出极大的痛心和愤怒。他的愤怒不仅仅表现在发一通脾气，说几句牢骚话。他试图去改变这种状况，以恢复、发扬古代的文化传统为己任。孔子一生东奔西跑，“知其不可而为之”，“凄凄惶惶如丧家之犬”！其实，这恰恰是孔子精神中最伟大的地方！

孔子试图从两个方向来改变“礼崩乐坏”的现实。第一个方向，就是从政，通过具体的政治实践推行自己的治世理想。第二个方向，则是教育，通过知识和德性的教育来提升世人的道德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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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儒家的原创时期（2）

尽管孔子极具政治才华，但是他的从政之路却充满坎坷。孔子过了知命之年，才获得一些施展政治抱负的机会，最终却因种种原因被迫离开鲁国。他没有放弃，开始了长达14年周游列国的生涯，目的就是为了寻找机会，实现政治理想。但他最终还是失败了！

幸好，孔子在教育的方向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30岁左右开始授徒讲学，采取了“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开放、开明的原则，将教育向平民大众敞开。这与“礼崩乐坏”之后，王官失守、学术下移的状况有着密切联系。

相传，在夏、商、周三代，只有贵族阶层才能掌握知识。社会上最主要的知识精英、传统文化的传承者，都被命为“王官”，由王朝授予各类官职，并受王朝的管辖。平民没有资格学习知识和从政的技能，贵族子弟要学知识，需要到官方设置的“校”、“序”、“庠”等教学机构以王官为老师，来学习道德和技能。周幽王时期，戎狄的入侵，幽王被杀，周平王被迫东迁洛邑。动荡之中，许多附属于周王室的王官流离失所，渐渐流落到一些诸侯国，乃至失散于民间，这就是“王官失守”。h米h花h书h库h ；http：www。7mihua。com

西周末年“王官失守”破坏了贵族对教育的垄断，使私人讲学、平民教育成为可能。孔子或许不是最早开启平民教育的人，但一定是影响和成就最大的一位。

孔子实行全民教育，固然与当时社会重心下移、“士”阶层崛起有关，但同时也与他个人的经历有很深的渊源。孔子的祖上曾是地位显赫的贵族，但到他父亲这一代，只能做鲁国一个小地方的长官。孔子的母亲与父亲结合时，其父已逾花甲之年，而且已有两房妻妾。当孔子三岁时，父亲便辞世。孤儿寡母被赶出家门，只能自力更生。所以，孔子尽管拥有贵族的身份，但是无权无势，常常因为家境贫寒、社会地位低下，而受人奚落。

史书记载，孔子成年后，一次，鲁国的执政大夫季孙氏宴请鲁国的士，孔子依礼前往。不料，当孔子来到季孙氏家门口时，季孙氏的家臣阳虎见孔子穿着朴素，不像有钱有势之人，便不客气地说：“我们大人这是要宴请士，而不是宴请你的，你来干什么？”孔子吃了个闭门羹。

这不仅让孔子更加勤奋好学，努力上进，而且也使他对贵族阶层产生了距离感。他把人区分为“君子”和“小人”两大类。但是，“君子”和“小人”的差别并不是由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爵禄决定，而是取决于他们在道德上的成就。因此，在教育面前，贵族和平民是平等的。不管是哪个阶层的子弟，都有资格成为他的学生，受到他的教诲。

从天下各地赶来接受教育的学生，先后超过了3000人。其中，真正领悟孔子的精神、掌握“六艺”之一的入室弟子也达到72人。他的弟子中有不少出身贫贱之人，如颜回、曾参、公冶长等。孔子通过教育弟子，不断将自己的思想体系化和成熟化；弟子们则从孔子那里学习知识，提升道德，并宣扬和推广孔子的思想。通过办学，孔子吸引了一大批追随者，逐渐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学派——儒家学派。通过大办私学、创立学派，“儒”得以由一种“相礼”的职业升华为一个学派和一种思想体系，这是儒家学派崛起的一个重要条件。

孔子传授给弟子的种种知识、技能和智慧，构成儒家思想的主要内容。孔子本人博学多才，主要教授弟子“六经”和“六艺”。“六经”指《诗》、《书》、《礼》、《乐》、《易》、《春秋》，这是上古文化的重要遗存，是儒家思想的重要载体，也是孔子教育的重点。“六艺”则是礼、乐、射、御、书、数等六项技能，是过去贵族子弟必须学习和掌握的基本能力，同时是他们参加官员选拔、获得上级赏识的基础。

第二章　儒家的原创时期（3）

尽管有人推崇孔子，说他是“生而知之”的圣贤，但孔子并不接受。他反复强调学习的重要性，《论语》开篇就是“学而时习之”。孔子说自己是“学而知之”，这也是孔子最自豪的地方！他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相传，孔子曾经拜访过中国思想史上的另一位巨匠老子，并向老子请教关于“礼”的问题。老子和孔子大体是同时代的人，老子要年长二十岁左右。当时老子在周王室做官，负责管理周王朝的图书、档案等典籍资料，见识广博，学问天下闻名。

《史记》简要地记载了两位思想巨匠的这次会面：孔子来到王畿之地，求见老子，并向老子请教“礼”的问题。老子说：“您口里所说的礼，当年那些倡导它的人已经死了不知道多少年，恐怕连骨头都已经腐烂了，只有他的言论还在。况且，君子倘若生逢其时，就应该驾着车出来做官；倘若生不逢时，就应该像蓬草一样，随风飘转。我听说过这样的话：善于经商的人会把自己的货物隐藏起来，看上去好像什么东西也没有；具有高尚品德的君子，也会把自己的聪明隐藏起来，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愚钝的人。所以，去掉您的骄气和过多的欲望，去掉您的情态神色和过分的志向，这些对于您没有任何好处。我所能告诉您的，只有这些罢了。”q米q花q书q库q ；http：__

孔子接受完教导，回到鲁国。弟子们问道：“先生拜访老子，可曾见到？”孔子回答：“我见到了！”弟子们又问：“请问老子是什么样的人呢？”孔子想了想，这样回答道：“对于鸟，我知道它能飞；对于鱼，我知道它能游；对于兽，我知道它能跑。会跑的，可以用网去捕它；会游的，可以用丝线去钓它；会飞的，可以用箭去射它。但是对于龙，就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了！龙乘风驾云、翱翔九天，不是我所能把握的。我此番见到老子，就如同见到龙一样。老子，可能就是传说中的龙一般的人物吧！”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孔子善于发现别人的长处，善于向他人学习。相传，他曾经向苌弘学习乐，向师襄学习琴。由于孔子很有天分，又能刻苦钻研，故常常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当时，师襄是名动天下的大乐师，孔子便跟随师襄学习弹琴。学了一段时间，师襄发觉孔子弹得不错，便说：“如今您已学会弹这首琴曲了，我们可以开始学另一首曲子。”孔子却说：“对不起，请您允许我再多练练，我还没有完全掌握弹琴的技法。”过了一段时间，师襄又说：“您现在已经掌握了弹琴的技法了，可以弹另一首曲子了。”孔子回答道：“对不起，能否让我再多练练，我还没有能够掌握这首乐曲的旨趣。”又过了一段时间，师襄说：“您已经掌握了这首乐曲的旨趣，是不是可以开始学弹另一首曲子了？”孔子继续推延说：“不好意思，我还想再练练，我还没有弄清楚这首曲子的作者是一个怎样的人。”很多天过去了。这天，孔子把师襄请来听自己弹琴。一曲既罢，师襄叹了口气，感慨地问道：“您已经知道作曲者是谁了吧？”孔子回答说：“是的！此人有着魁梧的身躯、黝黑的脸庞；他的双眼仰望天空，一心要感化四方。他，莫非就是周文王？”师襄听了孔子的回答，赶紧离席向他施礼，激动地说：“您说得很对！很多年前，我的老师曾告诉我，这首曲子叫做‘文王操’，它的作者正是周文王！您百学不厌，才能达到如此高的境界啊！”

第二章　儒家的原创时期（4）

儒家之所以能够由孔子在鲁国建立，除了有孔子本人博学多师、勤学好问、综合众人之长的缘故，还与鲁国特有的文化环境不可分割。由于人，所以鲁国建国之初便拥有“天子礼乐”，而且还有太祝、太卜、宗人、太史等王室官职，以及与宗庙祭祀相关的典册和器物。这使得鲁国的礼乐文化比其他诸侯国都更繁荣和完备。西周灭亡、平王东迁，导致周王室收藏的典册、器物大量散失，不少专职礼仪人员下落不明。鲁国虽然经常与附近的齐国有小规模战争和摩擦，但没有经历过大的浩劫。此消彼长，周王室的礼乐文化反而比不上鲁国的完备。《左传》记载：晋侯的贤臣韩宣子访问鲁国，在参观完鲁国的文物典册后，不禁发出感叹：“周礼尽在鲁矣！”︰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鲁国所拥有的优越的礼乐文化氛围，为孔子思想的形成和儒家的产生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庄子·天下》篇也说：“邹鲁之士，缙绅先生”。“缙绅”的原意是把笏板插在衣带上。古代官员参加朝会，都会手执一块笏板；上面记有需要注意的事项；以免到时遗忘。下朝之后，他们会将笏板插于衣带之内。后来，人们就用“缙绅”来指代读书做官的人。孔子的弟子虽有各国之人，但鲁国人还是占了大多数。因此，孔子创建儒家学派后，鲁国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儒家的大本营。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据统计，《论语》中提到“仁”字的地方多达109处。孔子并未对“仁”下过一个明确、清晰的定义，而是从不同角度、根据不同场景来反复阐明“仁”的内涵。

我们可以说“仁”是生命的觉悟和感通。在这一点上，“仁”与“命”不同，“仁”是人的自我意识，不是外在于人的东西。这种自我意识，是由人的精神自觉所产生的强烈的主体意识，它不属于“天”，不归于“神”，而是人自身所产生、所具有的。所以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者爱人”可能是“仁”最重要的特质之一。孔子认为，“仁”作为人的自我意识，首先表现为“爱”。如何落实“仁爱”呢？在宗法观念的背景下，孔子将家庭作为“仁爱”精神的土壤和根基。有若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指尊敬父母长者；悌，也作“弟”，指爱护兄弟姐妹。“孝悌”是宗法社会家庭关系的基本准则，起着维系宗法血缘纽带的作用。

在孔子看来，一个人的精神自觉，首先就通过“孝悌”体现出来，落实在“孝悌”之上，构成了人伦情结。孝、悌是“我”生而有之的本性，“弟子入则孝，出则悌”是个体行为的基本准则。与礼仪的规范不同，孝、悌之心是“我”生而有之、不待外求的。倘若一个人连孝悌之心都失却了，他与禽兽也就相去不远了，甚或连禽兽都不如。

正是这种人生而有之的本性，成为“我”实现仁的生根出发之处：“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只要存养呵护“孝悌”之心，让它自然地成长发育，最终就能够成就“仁德”。而孝悌归根到底，只能是“我”这一个体孝敬“我”的父母、尊敬“我”的兄长。也就是说，孝悌并不是抽象的、超个体的人性，相反，它正是通过“我”这样的具体的、形形色色的个体来实现的。

但孔子并没有将“仁爱”局限在宗族关系上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血缘亲情层面，而是将“爱亲”推向“爱人”、“泛爱众”的层面，把家庭伦理推扩、上升为社会伦理。他把“孝悌”原则作了进一步推广、扩大，由有血缘关系的人而推及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由宗法血缘关系扩大为一般社会关系。在他看来，一旦统治者实现了孝悌，那么民众也都会讲“仁”了。

第二章　儒家的原创时期（5）

在谈到自己的一贯之道时，孔子十分强调忠恕精神。“忠”、“恕”是孔子实现“仁爱”精神的重要方式，同时也是他思想中最有活力的内容之一。什么是“忠”、“恕”？朱孔子本人将“忠”界定为积极意义上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而将“恕”界定为消极意义上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可见，“忠”、“恕”是从两个方面谈“仁爱”。一方面是从肯定的方面讲：自己所希望达到的，也要使别人能达到；另一方面是从否定的方面讲：自己所不愿意的事情，就不要加在别人身上。这种推己及人的肯定方面，孔子称为“忠”；这种推己及人的否定方面，孔子称为“恕”。把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就叫“忠恕之道”。。tenluo

而就“恕道”而言，在成己成人的过程中，必须将他人视作与自己同样需要尊重的存在。所以，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精神中，体现着对他者的尊重，每一个个体都应该而且能够为自己负责，从而为每一个个体的生存和发展准备了空间。这种恕道打破了以“我”为中心、从“我”的眼光和思想来看待、评价一切的成见，主张将心比心、设身处地，学会站在“非我”的个体的视角来考察行为的意义问题。

后来的儒家经典《大学》把这种忠恕之道叫做“絜矩之道”“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就是说，这种道是以本人自身为尺度，来调节本人的行为。每个人在自己心里都有行为的“絜矩”，随时可以用它。实行仁的方法其实简单，所以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孔子认为，对“仁”的追求，对理想人格的追求，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在他看来，“行”比“言”要重要得多，根本得多。真性情、真情实感是“仁”的基础，如果不具备真性情，就谈不上仁。所以，孔子很反感说大话、说假话，说“巧言令色，鲜矣仁”。相反，他认为“刚毅木讷近仁”，主张“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敏于事而慎于言”。“刚毅木讷”，就是指按照自己的真性情、真情实感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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