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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1页）

改行，在兴趣方面是常年延续下来的，但是当时没有思想准备。大家对于建设新中国热情十分高涨，当时提倡“哪里有需要，就到哪里去”。这样，我就服从领导要求，改行了。改行之后，我就“既来之，则安之”，这个“安”不是安静的意思，是要认认真真工作。改行要真正改行，就要深入语言学和文字学的研究。

李怀宇　　你认为文字改革的意义在哪里？

周有光　　文字改革的意义很重要。中国的传统与外国传统相似，有文字之“神”，“神”是高傲的。古代人认为，文字是上帝给的，是不能改变的。这个观念当然是错误的，事实上，外国与中国一样，文字、语言都是随着时代在变的。譬如今天在语言方面，有了电脑，很多新的名词也随之而来。中国最早的一次大的文字改变就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书同文”，当时七国使用不同的文字，统一以后，文字不同带来很多不便，办公、行政、教育都不方便，因此秦始皇要统一文字。可见，早在秦始皇时代，中国的文字改革就开始了。后来，历代都在改变，汉朝改变也很大，秦始皇用小篆作为主要的文字，到了汉朝就开始用隶书，再后来又变成楷书。虽然古代传说文字是由上帝给的，不能改变的，但实际上文字是不断在改变的。

到了清朝末年，受到西洋的影响，感到中国的文字太困难，对于文化的普及提高不方便。后来随着与外国往来的频繁，就发现中国的文字与国外的往来不方便。所以，从清朝末年，就产生了文字改革运动，写的方面就是语文现代化运动。语文现代化，就是中国的语言和文字要跟随时代的变化而发展。这些工作，我觉得近年来做得很好。解放后，在50年代制定了“汉语拼音方案”，现代年轻人都学了。这个拼音方案，用字母表示“音”，用处很大。首先，使得中国的小孩子、文盲能够利用这个工具认字，走进中国的文化宝库；其次，方便外国人学习中国的文化。所以，汉语拼音一方面是从没有文化到有文化之间的桥梁，另一方面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这个桥梁看似是个小事情，但是缺少了就不方便。比如，我们中国人的名片上印着拼音，这样不懂“方块字”的外国人也可以认得，可以叫出来。我们中国从清朝末年到今天，都处于现代化的改革过程之中。

90年代以来，普及普通话做得很好。设想，一个大的国家，广东人讲粤语，上海人讲上海话，香港人到北京旅游还要找翻译（笑），国人在本国找翻译岂不是笑话？其实外国原来也如此，30年代我到日本东京读书，原来以为我学的东京日语，可以走遍日本，但是发现就连不远的京都人的语言都完全不一样。可是日本能够推广日语，日本人称之为“国语”，以东京话为基准，到了现在日本人之间讲话没有障碍了。西洋国家的共同语言普及大概三百年之前就实现了，日本大概一百多年之间实现了，我们中国还正在实现之中。前两年，有人在北京做抽样调查，北京人能讲普通话的大概占百分之八十，百分之二十的不一定能讲，所以我们是在逐步改进。一个国家要做到现代化，需要达到很多指标，其中一个指标就是讲话大家都懂，如果讲话都不懂，怎么能算现代化国家？我个人的感觉，90年代我们的语言现代化工作发展得较快，是一个很好的现象。文字改革或者说语文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方面，不能没有，人不能不讲话，人不能不认字啊！要达到这个目标，还要做很多的工作，比如普通话要制定一个标准，要做教育工作，我们的文字特别困难，我们要使它变得方便一点，太困难的地方要改掉一点。当然，基本上要依照原来的，不能改动太多，逐步的改动是可能的。文字改革、语文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方面，重要性也就体现在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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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百年风云笑谈中（7）

晚年，周有光每天还在读书、思考、写作，既有语言闲谈，又有社会思考。2005年出版《百岁新稿》，他自序：“老来回想过去，才明白什么叫做今是而昨非。老来读书，才体会到什么叫做温故而知新。学然后知不足，老然后觉无知。这就是老来读书的快乐。”

李怀宇　　《百岁新稿》中的《苏联历史札记》、《美国社会的发展背景》都是难得的好文章，你在书中说，老来读书，首先想了解三个国家：中国、苏联和美国。为什么有这些想法呢？

周有光　　我现在写的文章，平均每个月发表一篇，有的在大陆，有的在香港。因为年纪大了，没有事情，别人来看我，说怕耽误我的时间，我说我的时间不值钱，我现在是“无业游民”（大笑）。

《百岁新稿》是我九十岁到一百岁之间写的，其中，有的文章是我看了很多书后写的，有的文章是杂志邀请我写的。比如《苏联历史札记》，苏联垮台是世界历史大事，我也很关注这个事情，就经常看一些相关的中外文书籍。大概看了至少有十六七种，一半中文、一半英文的。有朋友邀请我写一篇关于苏联的文章，介绍苏联的情况。苏联一共几十年的历史，所以介绍苏联的书籍都是长篇大论，他希望我这篇文章不超过一万字。我就把几十年的历史压缩，把最基本的东西写出来，没有添加评论。《苏联历史札记》里完全讲的是人，比如，我把苏联的几个领导人“排排队”，讲讲他们执政和下台的情况。苏联领导人不是死了下台就是政变下台，这就说明苏联有问题了。国家的领导人终身制是不行的。老了，没有精力，并且任职时间一长就有种种问题。因为政变下台，这个制度也是封建社会皇帝的做法。当然，我没有评论，我是写出来让别人去评论。在书中，我就写了几句叙述性的话，看的人自然明白。我用诸如此类的写法，在很短的文章里，实际上提出了重要的问题。

比如《美国社会的发展背景》，也是别人邀请我用很短的文章进行探讨：为什么美国只有两百年的发展历史，但是却超过了两千年历史的国家？为什么美国是英国的殖民地，却超过了英国？许多人问，拉丁美洲的开放比美国早一百年，为什么拉丁美洲到今天还远远不及美国？这些都是非常重大的问题，需要研究。我不是简单地提出答案，是提供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从历史背景我们就可以看到为什么美国发展得“快而好”。有一个美国教授，看到了我这篇文章发出感慨：“我一辈子在美国都没有了解美国，我看了你的文章才了解美国。”（笑）

李怀宇　　在书中《后资本主义的曙光》一文，你重点谈到“后资本主义”，这样“与时俱进”的思考从何而来？

周有光　“后资本主义”不是我提出来的，是外国人早已经提出来了。因为资本主义的特点是要有资本家、工人阶级。那么现在发生了新的现象，工厂没有工人，农场没有农民。这是我自己在日本和美国看到的，自己也难以置信，但是亲眼看到了。很大一个车间，只有两个工程师跑来跑去看看机器有没有故障，没有一个工人，但是生产快得不得了。那么，资本主义没有工人，还算资本主义么？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像比尔·盖茨，他的钱比很多非洲国家加起来都多，原本一个书生，何以有如此多的财富呢？他不是用资本去赚钱，而是用知识去赚钱的。所以，现代人都说“知识时代”。有人把资本主义以后的时代称为“信息化时代”，美国的未来现代化就是这样讲，很多人就称之为“后资本主义”。很多人还不知道国外的这种变化。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引进外资发展了经济，但是本来按照马克思主义，外国人来中国开工厂是不能接受的，是资本侵略。由资本侵略到发展外资，这也发生了变化，也是“后资本主义”。所以，思想要“与时俱进”。

我们需要了解，整个时代在前进，有的国家跑在前边，有的跑得很慢，有的不愿意跑。一跑就分了前后，但落后的可能往前赶，尽管最后不可能都一起达到终点，但是不能不跟着跑。现在有一些国家的人，他们就不肯跟着走，抵制现代化。前几年有一个有趣的新闻，一个###国家的国王去世，儿子继位，但是儿子在国外读书接受了新思想，想要改革。首先的改革就要让国民看电视，他召集大臣开会，兴办电视台。但是大臣都不赞成，认为电视里都是魔鬼。谈不妥，大臣就离开皇宫，出门却找不到自己的汽车。回来问新国王，新国王告诉他们：“汽车也是魔鬼。”（大笑）这些大臣就哑口无言，后来电视台就办成功了。中国的改革难，但是外国的改革更加难。历史的规律是必然的，改革的路是必然的，只是条件有好坏，改革的阻力也有大小。我觉得“与时俱进”很重要，但是真正“与时俱进”不是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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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之藩：秋水文章不染尘（1）

陈之藩

1925年生，河北霸县人。

天津北洋大学电机系学士，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科学硕士，英国剑桥大学哲学博士。

曾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副研究员、休斯敦大学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波士顿大学研究教授，现任香港中文大学电子工程系荣誉教授。

著有电机工程论文百篇，《系统导论》及《人工智慧语言》专书二册；散文集有《大学时代给胡适的信》、《蔚蓝的天》、《旅美小简》、《在春风里》、《剑河倒影》、《一星如月》、《时空之海》、《散步》等。

所有的中国人都对博士有误解，包括金庸也是误解。金庸一定是在浙江大学有学生污辱他，他气了，到英国剑桥去读博士了。翻译《红楼梦》的人不是给他翻译《鹿鼎记》吗？有人建议，给他荣誉博士，荣誉博士是最高的荣誉啦，他还非要读一个博士回来。

陈之藩先生办公室的墙上挂着爱因斯坦的像，爱因斯坦的对面是一大一小两张梦露的裸体艺术照。我一见就好奇地问为什么，陈先生说：“好看。”我又问：“童教授没意见吗？”陈先生笑答：“童教授有什么意见？童教授每天都来。”

童教授是陈之藩的太太童元方，在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任教，陈先生是电子工程系的荣誉教授。中文大学依山而建，童元方女士的办公室在山上，陈先生的办公室在半山。有一年春节前我到香港，所见的是经济萧索与人心浮躁，心情坏透了。陈先生夫妇招待了我一顿可口的午餐和悦耳的聊天。下午童女士有课，陈先生带我从山上走到半山他的办公室再坐一会，这一坐竟不知不觉到了日落。陈先生又带我到沙田吃了一顿丰盛的上海菜，这才握手言别。他的岁数比我爷爷小几岁，我却把他当哥们，事后才自责这一天一定把他累得够呛。第二天童女士在电话里埋怨我，又说陈先生聊得很开心。

在作品中，陈之藩时常提起的科学家就是和梦露“朝夕相对”的爱因斯坦。他讲的两个关于爱因斯坦的故事，让人一听难忘。一个是：爱因斯坦刚到普林斯顿时，主事人问他一年要多少薪俸，他说五千差不多了。一年五千元是物理系刚毕业的学生的水准，主事人说：“给你年俸五千，给别人就不好给了，请为我们着想一下，还是勉强订年俸一万五千元吧。”另一个是：爱因斯坦的谈话总给听众一个印象，他的贡献不是源于甲，就是由于乙，而与他本人倒不太相干似的。就连那篇亘古以来崭新独创的狭义相对论，并无参考可引，却在最后天外飞来一笔：“感谢同事、朋友贝索的时相讨论。”

在生活中，曾和陈之藩时相讨论的朋友是杨振宁，杨也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陈之藩说，杨振宁长得真漂亮，第一次见杨时，他的一个外国同学就问：“杨为什么不到好莱坞去当演员？”我提起杨的太太杜致礼在诺贝尔颁奖会上的一张照片真漂亮，陈先生说，他先发现了，还专门找来送给杨。

每次打电话给陈先生，他总说：“你赶紧来，我喜欢听你聊天。”陈先生是喜欢聊天，不喜欢采访的；录音，他更不喜欢。他对唐德刚用录音整理胡适口述自传是有保留的。但是他容忍我这个晚辈工作的需要，他曾以胡适晚年爱讲的“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写过一文，写得真好。

在我看来，陈先生的每一篇文章都好。每遇言语投机的朋友，我总会推荐陈先生的文章，几乎是“到处逢人说陈文”了。可惜大陆只出过一本陈先生的《剑河倒影》。有一次我听他说，胡适不止一次对他说：“到现在还值得一看的，只有周作人的东西了。”便找周作人的东西来看，看不出其中的人生况味。我问他周作人的东西好在哪里，他好像说“老实可靠”，我倒觉得他的文章是这样的。

每次去陈先生的办公室，会发现书一次比一次多，一次比一次乱。科学和外文的书尤其多，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的书种像他这样杂。谈书，他要发觉你“老实可靠”地用过功才会深谈，有一次谈起我只是瞥过的当红书籍，他不知从哪摸出一本余秋雨的《借我一生》，一本北岛的《失败之书》，都是简体本。我脸红，问他书从哪来的，他说，学生在学校里摆摊卖书，他怕卖不出去，随手买的。他总是心疼后辈。

陈之藩：秋水文章不染尘（2）

陈先生喜欢写信。和他通信颇勤的前辈有胡适和沈从文，后辈则有董桥。董桥记述这种书信因缘：“陈之藩是大学问家，满腹经纶，平时惜墨如金，聊天写信却往往畅所欲言，教人如坐春风。”

陈先生的字清雅。我曾经请教过他对沈从文和台静农的书法的看法，答案出乎我的意料。对艺术，他总有一些出人意表的妙句。

陈先生喜欢念诗。他翻译过许多英文诗，集成《蔚蓝的天》。第一次见面时，我念了一对古句：“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他笑了，说下句比上句好。

读陈之藩的《大学时代给胡适的信》，欲哭无泪。中国文化此后的苦难，他不幸言中了，那时他只有二十岁出头，何以如此先知先觉呢？信里面谈到的那些前辈教授，一个个后来都走进苦难里了，怎不让人心疼？陈之藩生平最佩服爱因斯坦和胡适，这两人却都从苦难里走出来了。

童元方喜欢爱因斯坦的情书，写过一本《爱因斯坦的感情世界》，也译过《爱因斯坦的梦》。她写过一篇谈爱因斯坦家人的文章，叫《在阴影里》，我们都拿她开玩笑，说她显然是受《在春风里》的影响。

陈先生的书，我最喜欢写胡适的那本《在春风里》。每次都听他聊胡适，他说跟胡适常不太谈得来，两人又一次次地爱谈。第一次见他，我就问他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在春风里》什么时候出，他说，想写一个序，但是想了两年都没有写出来。我不喜欢台湾版《在春风里》的设计，还是买了，拿去请他签名。童元方借这个由头埋怨陈先生“不乖”。又过了两年，序终于写出来了，真好。

聊胡适，免不了要聊鲁迅，百年来的文化绕不开这两个人。我同意陈先生关于鲁迅的大部分看法，有时又忍不住跟他顶嘴。我说：“鲁迅的《朝花夕拾》和《野草》何其优美，《中国小说史略》何其凝练。”他不说话。我说：“至少鲁迅的旧体诗和字是好的。”他笑了。

胡适在哈佛大学时发现了周一良和杨联这两个读书的好种子，后来只留下杨联陪他论学唱和。我在《哈佛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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