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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1页）

《大实话》序言

又有一本随笔集要出版了，写了一年，攒了这么些文字，回过头来一看，哇，这么多。朋友展江跟我说，去年的一年，我的学生给你统计，你的博客每两天更新一次。另一个朋友钱钢夸我说，你是媒体的劳动模范。

为什么要写？为什么写这么多？其实我也不清楚。过去的一年，我的历史写作少了一点，只少了一点点，但是评论的写作却多了很多，其实博客上的东西，仅仅是我所码的铅字一部分，还有相当多没弄上去，因为我觉得，两天一更新，已经够多了。写东西跟下乡的时候修水利，割麦子一样，很累的，不仅是脑力活，也是体力活，如果非要说出一个理由，想来想去，好像只能说这一年，刺激我的事儿太多。很多人对当今权重金多的人不满意，总觉得他们有点退化，为富不仁，为权不仁。其实呢，我倒觉得这些人搞笑的水平的确是提高许多。古代政坛上也有很多搞笑的事，但多少有加工的成分，但是我们今天不然，不用费心加工，原滋原味端出来，就足够棒了。这些年相声小品都在衰落，无论业内人士怎样挣扎，都无济于事，说起来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再怎么努力，其创意和表现都赶不上官场，大家在网上看看新闻，就娱乐无限了，相声小品哪里还能有市场？

当然，光是刺激，也不至于让我这么卖力写作，说到底，还是自己有兴趣。这些年来，看书，写作，已经成了我刻板生活的全部，只要醒着，就得看点什么，看着看着，就想写，写的刺激大体有两个源头，一是书，看到有意思的地方，就写点什么。二是网络，那里面总有让愤怒同时也让你发笑的新闻，逼着你写几个字，去搀和搀和。

回想起来，我写东西习惯的养成，是在*期间。*第二年，我一个狗崽子，还惹了学校当家的革委会副主任，被勒令开除。一年之后，这位权势熏天的人物居然被人查出是中右，也倒了台，我得以回学校继续上学。这时候，九大已经开过了，学校的学生说是复课闹革命了，但不知怎么人人都要写大批判文章。说起来，我所在的年级，是七年级，已经是初中了，但同学中会写字的人不多，能把字串起来，看起来像个文章的人，就更稀少。于是，很多人都盯上了我，我这个狗崽子就得一次次地给所有出身好的同学写文章，所谓的文章，就是把一些口号连起来，看上去是一张纸上满满的字，还可以慷慨激昂地念出来。由于有用，同学对我的态度也有了一点变化，不再那么横眉怒目，讽刺挖苦，我的自我感觉也随之好了许多。接下来，学校也要以学校的名义出板报，写大批判文章。小地方，实在人才缺乏，不得已，也找到了我的头上，让我加入学校大批判组，每周出一期黑板报。由此，我的处境大大改善了，一些总喜欢欺负我的贫下中农子弟，看到我经常出入校办公室，也不敢轻易动手了。

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学校唯一的大学生教师，革命警惕性还比较高，特意安排两个出身好的同学，跟着我做，意思是一旦他们学会了，就可以取而代之，让我靠边站，免得宣传大权总落在我这个狗崽子手里。可惜，这俩宝贝不争气，简单的报头，粉笔画，美术字，就是学不会，至于文章就更不用说了，无论如何都写不了。就这样，一直到九年级，按当时的学制，算高中毕业了，学校的“宣传大权”还一直掌握在我的手里。而且后两年环境有所宽松，学校搞文艺活动，所有的脚本，都从我这里出，什么快板书，对口词，歌咏比赛串词，最后连相声，话剧我都写，写了学校宣传队就演。

到现在，我也不认为当年做过这个，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丑事，一个天天挨欺负的狗崽子，突然被人找去写大批判文章，至少在当时是件令我感到庆幸的事。人活在世界上，总希望被人看得起，越是在处境艰难的时候，越是这样。那年月，我批判了很多人，很多事，这些人和事我都不认识、不知道，反正报纸上批，我们就跟着，也歌颂了很多人，很多事，我也同样不认识、不知道，但我一样歌颂得昏天黑地。每次写这种昏天黑地的东西，我都满怀热情，尽量写出花样来。就这样，我的手指头，被磨出了老趼，养成了读书和写作的习惯。

再后来，我读的书，起了作用，开始质疑自己歌颂的某些东西，发现其中的伴随虚假的残忍，结果，轮到自己结结实实挨批判了，差点进了监狱。在农场连队放猪的时候，我积习不改，依然写，不让出板报就给报社投稿，每次要被采用的时候，报社会来信到农场宣传科调查一下作者，我总是过不了关。但还是写，写完了随手一丢。

当年的文字，已经没有了，我呢，成了一个卖文为生的人，尽管有时候有点累，但总的来说，活得还算不错。只是，我当初盲目歌颂和批判，变成了今日有意识的愤愤不平。李零先生总说要送我一个字：不平，用来搭配我的名字。而且他真的送了我一幅字，上书谭嗣同的诗句：河流大野犹嫌束，山入潼关不解平。我挂在了客厅的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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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博取表扬的帝王的排场

一部廿四史，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称帝称王，都要讲排场。就是泥腿子翻身，黄袍加身，称孤道寡，也一样。难怪当年跟陈涉一起刨垄沟的伙计，见了造反的陈涉要惊叫：“伙颐，涉之为王者沉沉！”　其实，陈涉这点讲究，不算什么，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仪仗要排出几十里，这边进了王府，那边还在城门外呢。

最能讲排场的皇帝，要数隋炀帝杨广。他父亲扬坚，虽说小舅子鹊巢鸠占，天下取自北周的孤儿寡母之手，没费刀兵，但却懂得勤俭持家的道理，日子过得相对抠门，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连找小蜜，都偷偷摸摸的，好不容易挣下个大帝国来，谁想天下落到儿子手里，手脚大得不得了，好像这个皇帝当起来，就是为了花钱，不，糟蹋钱的。大兴土木，广修宫室，里面塞满了各处来的美女，自己做上羊拉的车，走到那里，随幸那里的美女，这种把戏，西晋武帝司马炎已经玩过了，隋炀帝一试，也就够了，他要出去走走，让四边的蛮夷之人，见识一下中国皇帝的威仪。

就这样，隋炀帝在位这些年，每年都要出行，或者游幸，或者巡边，或者督师征讨，每次都排大阵仗的仪仗，数十里长，队伍里不仅有卤薄，舞乐，而且还有别的皇帝没有的和尚，尼姑，道士和女冠（女道士），以“四道场”自随，大概是边走边让这些出家人为自己念经祈福。这一套流毒甚广，直到民国期间，有钱人死了娘老子，大抵还是要安排“四道场”念经超度，排不出四队人马，就让人看不起。

破落贵族项羽发了，好好的阿房宫不住，立刻要回家，说是富贵不还乡，如绣衣夜行。漂亮衣服白穿了，显摆富贵，显摆给家乡人看。无怪乎当时就有人讥笑这个西楚霸王，说是楚人没出息，沐猴而冠。人家隋炀帝杨广就不这样想，他的排场主要给外国人看。只要巡边，就一定设法招引边外的胡人来瞻仰汉皇天威。第一个节目，就是参观皇帝的仪仗，第二个节目，奏九部之乐，演鱼龙之戏，把自家的宫廷乐队和舞蹈队，统统派上用场，进行大规模心连心艺术演出。最后一个节目，最惬意，就是皇帝散钱，来者有份，玉帛金珠，毫不吝惜。为了配合皇帝的排场，在哪儿“演出”，哪儿就得打扫得干干净净，装饰得金碧辉煌，仕女穿上最好看的衣服出来，连车马都得漆得耀眼铮亮，马头上要扎上花，尾巴要编上辫子。总之，来的外国人只能有一个感觉，中国的皇帝排场，大方，中国有钱。

排场的皇帝，在都城接待外宾的时候，更是排场。隋唐时节，中国相当于现在的美国，知道的人，能来看看，都会来，陆路海路，相望于道。每年正月里，是各国使节和番客集中的时候，因此，皇帝下令，每年正月十五起，一个月内，都城洛阳，全城街道，路两旁的树上，都要用彩绸结成花球，处处张灯，昼夜不息，皇城前面的端门街，天天上演百戏，不是后来那种有情节的戏剧，而是杂耍和杂技，成万的乐者奏乐，丝竹之声，声闻几十里以外，张灯结彩，灯火通明，全城不夜，钱花得就像流水一样。

当然，排场里面，也有不用皇帝从国库掏银子的好事。为了向外人证明中国的富庶，国人的好客，隋炀帝还下令，凡是城中的店铺，一律装饰得漂漂亮亮不说，凡是来吃饭喝酒的番客，任其酒足饭饱，不许要钱。过后皇帝给补偿吗？不给。负担不起了，想要关张，对不起，不行。借钱也要撑住，否则，有碍国际形象，吃不了，兜着走。只要能换得老外的惊叹，夸赞，再大的代价，也值。

来到中国，足吃足喝，还能带走大把礼物的外国使节和番客，虽说都是化外之人，但奉承话都无师自通，一点都不吝啬，变着花样，成筐成筐地说给通事（翻译），传达给皇帝大人。反正说好听的，没有什么成本。他们都知道，中国皇帝下了这么大的本钱，要的就是这个。

不过，老实人哪儿都有，还真就有番客指着树上结彩的绸缎对接待者说，我来的时候，也见过中国有不少衣不蔽体的穷人，为什么不用这些去救济他们？不用说，说这样话的人，此后的接待，自然而然就被怠慢了。活该，谁让这些人不识趣来着？

从来跟国人虚荣心最匹配的，都是外人的表扬，当表扬变成奉承，这边的虚荣也就升了级，为了得到这种奉承，对于爱虚荣的人来说，花点银子，什么时候都是值得的。

宝贝的“圣容”及其背后的故事

总是听到邻国军民热爱领袖的事迹，其中一种是家里房子遭灾的时候，无论水火，军民人等置家人性命和财产于不顾，先抢救领袖像，为此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据说有位军人因此烧伤毁容，得到恩典到中国来整容。

其实，这样的英雄事迹，我们早就有过，*时这样的事到处都有。我所在农场连队隔壁一个公社的生产大队，就涌现过一位这样的英雄，据说是个民兵队长，在外面开会，家里着火，急奔回家，破门而入，抢出了墙上的领袖像。听到这个消息，当时我有点疑惑，因为那个村子我去过多次，因为穷，家家户户的领袖像都是贴在土墙上的，屋子一旦着了火，且不说纸的画像最容易烧着，就算没烧着，抢出来实在不易，不将之抠破，似乎很难做到。不过那个年月不合常理的事特多，英雄辈出，出来了就没法去较真。但这样的英雄似乎做的比较容易，因此一时间层出不穷，正因为层出不穷，后来连地区的小报都懒得报道，这一懒，这样的好事连带英雄，也就不大有人提了。

古代跟我们领袖相对应的应该是皇帝，皇帝也有个人肖像，比较随意的叫“行乐图”，除了衣服穿的比较多之外，很有点像今日明星之*集，画的都是皇帝着便装，随意玩乐的形象。现在故宫里还展出着清朝雍正皇帝的一套行乐图，好几十幅，游山玩水，垂钓行吟，煞有介事。除此而外，皇帝还有标准像，盛装，正面，一本正经。这种标准像，被成为御容或者圣容，每任皇帝的圣容，都被庄重地供在宗庙里，逢有祭祀，才会露面。

给皇帝画像，多半是画师的磨难，碰上长的难看而且挑剔的主儿，横竖都不行，PS一下，画不像人家不干，太像了，又会嫌丑，据说当年为明太祖朱元璋画像，就有好几位画师丢了吃饭的家伙。因此，明清两朝皇帝的圣容，都相当刻版，一点生气也无。

做领袖的，无论皇帝还是别的什么，大抵渴望崇拜，但是，古代的人很是死脑筋，不知道把自己的圣容广为复制，让自己的臣民随时随地膜拜。这不是技术问题，明清套色印刷已经相当发达，杨柳青和桃花坞的年画可以作证。复制圣容，既可以临摹，也可以印制，绝对没有任何问题。也许当时的人们，想到的是统治术的另外层面，强调君威的神秘性，殿堂之上，群臣基本上看不清皇帝长什么模样，只有最亲近的大臣才得以一睹御容，明朝多数时候，连内阁的阁老都看不清皇帝的模样，好不容易等到皇帝接见了，也只是影影绰绰地看上一眼，彻底神秘，也就彻底的君威不可测。群臣如此，在下面的老百姓那里，则只能通过戏台上的“王帽子”（扮演皇帝角色），想象皇帝的模样。其实花里胡哨的王帽子，跟真实的皇帝，差得实在太远，但也没办法。真的皇帝看不见，皇帝的圣容画像，也看不见。

藏在深宫的皇帝圣容，也有遭遇水火之厄的时候，这种时候，看管的太监，就得有我们后来英雄的勇气，先把圣容抢出来再说，如果抢不出来，自家的小命也就别想再留着了。幸亏这样的时候，在明清两朝还没有出现过，皇宫失火倒是有，但收藏历代皇帝圣容的宫殿，位于景山后的寿皇殿，却没有遭这样的难，即使碰上了兵灾。

兵灾还真的就有。1860年，英法联军打上北京，咸丰皇帝仓惶北狩，逃到了热河。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到底是因为贪图圆明园的财宝，还是为了惩罚清朝皇帝虐待俘虏，史学界到今天还在争讼，但不管怎么说，圆明园被烧而且抢了，园子里，除了宝藏，还藏有清朝历代皇帝的“圣容”。本来，清朝历代帝后的画像，是收藏于寿皇殿的，圆明园的“圣容”，估计是副本。

仓惶出逃的咸丰，显然没有我们邻国现在的那种忠孝精神，临走，也没有想起把祖宗的圣容一并带走，等到听说园子被烧了，才想起圣容来。于是传令让没走的大臣，去看看圣容的怎么样了。这个时候，烧抢的鬼子早已经满载而归，万园之园的圆明园，只余下冒着余烟的断墙残壁，以及时不时进来趁火打劫拣剩的旗丁和混混。两位大臣接到圣旨，来到园子里寻找圣容，还真叫他们找到了，但是找到的圣容已经残破不堪，残存的尊容上，都留有若干外国大兵的靴子印。这样惨的货色，显然无法拿回去交差——万一皇帝见了大怒，倒霉的就是他们俩。于是俩人商量半天，说干脆烧了算了，回报就说，“遍寻不见”。于是，俩人找来稻草，引火之物，跪在地上磕了几个头，就把这些印着外国大兵靴印的历代皇帝圣容给付之火神祝融氏了，一桩有关圣容的事件，就此了账。

这样的处理，比起我们*时候的劲头来，显然有点差了意思，那怎么办呢？也只能这样了，那年月的领袖崇拜，如果有的话，也就是这个水平，大臣都如此，老百姓就更随便——皇帝只能靠戏里的王帽子来想象，还能怎样？君不见，戏里的王帽子，多半都是被嘲弄的对象，不是偏信奸臣，*忠良，就是宠小老婆（西宫娘娘），放纵小舅子为非作歹。某些刁民造反要想做皇帝，直接抢来戏班子的行头（戏装），照戏里的样子扮上就算登基了。要想让老百姓对皇帝像神一样来拜，那只能像后来那样，把政治当宗教来办，家家户户发领袖像，伴以大力度的宣传，让老百姓像供神一样供起来。

这样供起来之后，既会制造不少爱护领袖像胜过生命的英雄，也会制造更多的因误伤污秽了领袖像而得罪的罪人。邻国怎样我不知道，在*时期，我们周围这样的罪犯非常多，任何人只要稍有不慎，就可能因此变成一个罪犯。我上中学的时候，老实巴交的学校木匠，突然变成了坏分子，原因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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