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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1页）

黄金秘档浮出水面（1）

笔者由于家境寒素，经过漫长崎岖的路程，年近中年才在美国完成习医素愿，专心医学教育与研究三十余年，对政治是敬而远之。但历经乱世，负笈国外数十年，对中华文化、历史及未来却是十分关切的，这也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来自台湾的海外留学生的一般通情。

70年代回台湾探省父母兼度假，在台北衡阳路或台湾大学对面的一些小书报摊上总想找到一些大陆和在台湾当地遭监禁过的作者写的值得一读的“禁”书，偶而也翻翻有“文化太保”（按：太保一词，在50年代的台湾是指一群爱滋事、耍流氓的中学生）之称的李敖写的书。李跟笔者台大同寝室同班的好友王尚义（60年代台湾校园文学名作家，去世于1964年，年仅27岁）相熟，并与王的大妹生了一位女儿。看看李敖的书，也是想知道有没有关于王尚义的故事。有一天翻到一本李敖编的《蒋介石研究》，不料却看到一整页先父吴嵩庆的肖像，并称他为“蒋介石的总账房”，说先父是除俞鸿钧以外，另一位在1949年前后“盗窃”大陆国库资金运到台湾的重要人物。该书资料仅是引跟随先父三年的一位湖北人詹特芳在大陆发表的一篇文章，詹在1948至1949年当过先父的机要秘书。

图年笔者与父亲吴嵩庆（右）摄于台北家中

看过《蒋介石研究》后，也仅是暂时埋在脑后头，笔者在海外的医学工作实在太忙，除临床、教学外还做研究，每天工作时间长，哪能顾及父亲过去所做过的事。更何况父子相聚时短，他从来不谈公事，所以也没有问过他有关的事。

只是有一年，大约是1990年，洛杉矶的一位记者朋友陆大声凑巧也在台北，一天请他来家早餐，介绍跟先父认识。陆是见识广的记者，对近代史的人与事都娴熟于心，临行前提问先父：“可否请教一下吴老先生有关上海沦陷前中央银行黄金运出的过程？”先父略迟疑后断然说：“此事我不清楚。”

1991年9月父亲第一次回镇海老家探亲两周，返台北当天即逝世，享年90。母亲当年91岁，身体欠佳，我即星夜赶返，在准备丧事及等候大陆几位兄弟来奔丧期间，母亲指着书房的先父手迹说：“快把这些寄去美国，由你保管吧。”那时海峡两岸刚开通不久，她考虑到父亲早些年的工作多少牵扯到国民党政府的机密，他不止曾经担任国民党军队的财务、军需总监达15年（1947—1962）之久，而且每周参加国民党政府“总统府”军事及财经两次最高机密会议。如果给从没离开过大陆的儿子们看过这些资料，也会影响他们在海峡那边的生活，至少会带来些困扰。他们业已过古稀之年，还是少知道些“不该知道的事”为好。

图先父着便装与蒋介石（左前）及蒋经国，父亲身后为年青时之郝柏村（右后一，1990—1992年曾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现任台北市长郝龙斌为其公子）

办完丧事后，回美国依然为生活奔波忙碌，转眼到了1996年先父去世五周年的前夕，台北《传记文学》社长刘绍唐先生是先父老友，鼓励我写篇纪念文。在这前后我也看了他生前的两本自传《嵩庆八十自述》（中外杂志社1981年版）及《嵩庆九秩散记》（1991年），里面完全没提黄金的事，于是就去翻他的遗档，才发现他1949年的记录，应是除2008年所公布的《蒋介石日记（1946—1955）》（斯坦福大学馆藏）以外，记录国共内战有关军费的日志的第一手数据，是黄金“秘档”。先父的记载与詹特芳的回忆相合，可以说詹在大陆没敢乱说，也没有夸张，这可能与新中国实事求是的精神有关，另一方面在“坦白从宽”的政策下，詹也没有夸夸其谈的理由与胆量。

黄金秘档浮出水面（2）

1996年9月笔者在《传记文学》发表《家父吴嵩庆将军逝世五周年》一文，率先提出上海国库三批黄金运台的史实：俞鸿钧经手在1948年12月1日至1949年1月3日，用海关船运出上海的260万两为第一批；先父掌管的99万两军费黄金为第二批，1949年1月里用军舰先运至厦门；5月，解放军逼近上海，汤恩伯又取走20万两（或40万两），是最后一批。但是，笔者在过去的一年里又发现新的一批，那是1949年2月7至9日用军民航机运去台北约60万两的黄金，在时间上应是第三批，5月上海解放前的最后一批就是第四批了。这第三、四批也算是军费，但是第二、三批黄金是蒋介石不想让“代总统”李宗仁知道的军费秘账，没有公开支出记录，仅有《大溪档案》的略账（“厦门分行代付拨交联勤总部吴署长嵩庆黄金数量”，有别于第一、四批及以后1949年8月从美国运回的第五、六批，在两岸的“中央银行”及蒋的《大溪档案》里明明白白记着一笔笔的支出）。这里当然牵扯到当年国民党内部的斗争。

在1949年上海解放前的半年里，国民党政府也不断用商船军舰运出大量白银及银元，总量在3000吨以上，连起义的“重庆号”巡洋舰上也装有30万块银元。1949年后半年里，“嫡系”国民党军队的薪饷就是发银圆与黄金。因而，笔者也提出白银（数千万以上的银元及近亿两的银锭）及在国外新铸的银圆，在国民党政府军费及国共内战时所充当的重要角色。

纪念先父逝世五周年一文发表后不久，又幸得机会访问了先父旧属李光烈，他在1949年奉派去厦门鼓浪屿负责提调军费黄金银圆，用一本密码与先父单线联系，也是詹特芳提到过的人。笔者1997年在《传记文学》上发表《上海中央银行黄金从厦门转运台湾的补充及一点建议》，此“一点建议”就是提议台湾当局，以部分运台“剩余”黄金所值的利息，来设立“中华世纪黄金教育基金”，主要为增进两岸善意互动，也对大陆许多由于这些“现金”运台而导致金圆券狂贬、受损的老百姓的一点象征性的“补偿”——此“现金”是当年国币金圆券的准备金。同时，也切望当年的直接受益者，如以大量此黄金及外汇为开办费的私营企业台湾《联合报》（含美洲《世界日报》）能出钱出力，共襄盛举。

李光烈后来又接受香港《亚洲周刊》访问，并被北京《参考消息》（1998年5月1日，如图）转载，此为继李敖、詹特芳之后，先父经手的黄金军费部分更广泛地为国人所知。文中还提到，　台湾“中央银行”的负责人承认，当时台北的文园国库尚存有大陆运来“剩余”的黄金近100万市两，占总库存量的百分之（如图中的文末）。

之后，笔者又访问了当年代表“总统府”，在台北把“剩余”军费黄金，于1949—1950年兑换为新台币发作国民党军队军饷的赵志华，并发掘出此军费金银也曾提作蒋介石下野期间（1949年1月至1950年3月），从溪口、广州、重庆、成都到台北的“蒋介石总裁办公室”的经费，这里面还包括了蒋在1949年七八月里访问菲律宾季里诺总统与南朝鲜李承晚

图　　1998年5月1日，北京《参考消息》转载的香港《亚洲周刊》访问李光烈一文也提及先父与笔者（此文由北京协和医科大学王世真院士提供）

黄金秘档浮出水面（3）

总统的费用。于是我继续写了《从一张借据说起——谈上海中央银行黄金运台后的流向及引退后“蒋总裁办公室”的经费来源》（《传记文学》1997年12月）一文。由于赵志华往来“财务署”及台湾银行，也导引笔者对运台后这笔黄金的流向开始注意。如全是用于正途，奉于公众（如作军饷、政费、买军民粮食），也可给两岸人民一个明确交代及一点安慰；但如是假公济私（如作《联合报》的开办费），也只能秉笔直书，给近代史留下真实记录。

至于对这些国库资金数量的追踪，要提到先父老友周宏涛，他曾在国民党政府关键时刻（1943—1958）担任蒋介石“总裁”的机要秘书。2003年他把在“侍从室”的资料交给一位职业撰稿人，出版了《蒋公与我》（天下文化社），把大溪的《蒋中正档案》（此即前曾提及的《大溪档案》，现收藏于台北“国史馆”以下简称大溪档案中有关国共内战时的重要事件，包括财经方面，择要公诸于世。书中特别提及1949年2月8日他奉命从奉化飞上海，去传达蒋总裁的指示，将上海央行黄金及其他资金“运至安全地区，以免落入解放军之手”。他在外滩的央行从刘攻芸（继俞鸿钧任央行总裁）处得知：“……目前全国黄金存量，运到台北260万两、厦门90万两（按：经财务署细点后才知是99万两），放在美国38万两，上海仅存28万两，承兑支用40万两……此外还有数千万银元。”这就是当年央行国库账面上的总共456万市两黄金和大致储存地点。（俞鸿钧1949年1月28日给蒋的一封密电里记载的，较刘所说的黄金量要多14万两，即470万两）周的任务在1949年2月8日及10日两天的《蒋介石日记》里都有记载。运到台湾的数量总结于表。

表1。　1　《中央银行档案》与《大溪档案》记载黄金量　对照表

黄金（批次）　注①年月日

（由　运到）中央银行档案

（市两吨）大溪档案

（市两）备注

第一批　（1）1948121

（上海基隆）万两62吨万两

（图1…5）《中央银行档案》南京二档馆藏

（2）194911

（上海厦门）万两18吨《中央银行档案》南京二档馆藏

194927

（上海台湾）万两，

注②飞机运台

第二批

194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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