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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部分（第1页）

”对于佛法，丰子恺始终抱有虔敬的心情，他认为“真正的佛教，崇高伟大胜于一切”。1928年，丰子恺为预祝弘一法师五十岁生日，在上海与弘一法师合作《护生画初集》，共五十幅。由丰子恺作画，弘一法师写诗，一诗一画对照。《护生画集》与佛教的因缘十分深厚，佛教鼓吹仁爱，劝人戒杀从善的要义，在作品中得到了明显的体现。关于创作《护生画集》，丰子恺曾解释说：“我曾作《护生画集》，劝人戒杀。但我的护生之旨是护心。不杀蚂蚁非为爱惜蚂蚁之命，乃为爱护自己的心，使勿养成残忍。顽童无端一脚踏死蚁群，此心放大起来，就可以坐了飞机拿炸弹来轰炸市区。故残忍心不可不戒，因为所惜非动物本体，意思就在于此。”在这里我们应该可以看到，丰子恺信奉的佛教思想和战争之间是存在矛盾和冲突的。佛教教义讲求护生，讲求慈悲戒杀；而战争却又意味着暴力和杀戮。在这两者之间，丰子恺如何平衡？他又如何融合护生之旨和抗战之意？

丰子恺绘《一肩担尽古今愁》

1938年，丰子恺刚到武汉，就有朋友告诉他：“曹聚仁说你的《护生画集》可以烧毁了。”显然，按曹聚仁的理解，抗战时期再讲慈悲戒杀是不合时宜的，在全民抗战的激情年代就是要鼓励国民勇敢的上阵杀敌。按照这样的逻辑，《护生画集》所宣扬的佛家思想当然是不合于抗战精神的。对于此种理解，丰子恺大不以为然，他断然说：“不可，不可！曹聚仁没有懂得护生之旨及抗战之意啊！”对于曹聚仁的评论，丰子恺显然感到一种不被理解的悲哀。也正因为曹聚仁对他的“护生之旨”的不理解，丰子恺这个一向与人为善，待人宽厚的人从此与朋友曹聚仁绝交。想来当时与曹聚仁抱同样理解的人不在少数，为此，丰子恺在汉口特意写就《劳者自歌·则勿毁之己》以阐明事理，在文章中他说：“《护生画集》之旨，是劝人爱惜生命，戒除残杀，由此而长养仁爱，鼓吹和平。惜生是手段，养生是目的。故序文说护生就是护心。……故读《护生画集》，须体会其理，不可执着其事。说者大约以为我们现在抗战，正要鼓励杀敌；倘主张护生，就变成不抵抗，所以说该书可以烧毁。这全是不明白护生之旨及抗战之意的缘故。我们不是侵略战，是“抗战”，为人道而抗战，为正义而抗战，为和平而抗战，我们以杀止杀，以仁克暴。”从上面的一段话，我们可以看出，丰子恺用“护心”融合了佛教教义和抗战的矛盾和冲突，而这种融合事实上是把佛家的慈悲与儒家的仁爱糅合在一起。“护生之旨”与“抗战之意”究竟有无一息相通之处，我们姑且不论，但作为一个慈悲戒杀的虔诚佛徒，丰子恺能在抗战时期表明“以杀止杀，以仁克暴”的态度，却不能不说抗战确实改变了他的人生态度和处世方式。然而，无论怎样，丰子恺割舍不断的佛缘在战火纷飞的时代总是显得不是很合时宜，也并不是能得到每个朋友的理解，因而大家对抗战时期丰子恺的信佛总是有着种种的非议，甚至怀疑丰子恺抗战的决心。毕竟，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佛总是那么的超然物外，高坐云端冷观世相。“佛毕竟是有灵的”，丰子恺反复对不理解自己的朋友们说：“现在佛已把这宗最贵重的货物交给我了。”丰子恺拈花微笑，用一双明澈透亮的眼睛看着朋友，“那就是不做亡国奴，就是抗敌救国。与其不得这东西而生，宁愿得这东西而死，你们还不理解我么？”

“艺术的逃难”（1）

丰子恺曾在《为青年说弘一法师》一文中谈及弘一法师对他的教诲，“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吾人吃的是中华之粟，所饮的是长江之水，身为佛子，于此时不能共纾国难于万一，自揣不如一只狗子”！老师的教诲丰子恺铭记在心。抗战期间，丰子恺扶老携幼，共赴国难，八年离乱，道经杭州、长沙、武汉、桂林、宜山、贵阳、重庆等地，一路跋山涉水，备尝艰辛，饱受颠沛流离之苦。对于丰子恺的逃难，友人张其昀先生曾戏称之为“艺术的逃难”。而丰子恺则回忆说：“（我的逃难）与其说是艺术的逃难，不如说是宗教的逃难，因为如果没有缘，艺术是根本无用的。”

丰子恺绘《观世音像》

武汉撤退，长沙大火，迫使丰子恺一家又踏上了西行的路程。1938年6月，丰子恺应桂林师范学校的聘请携眷来到桂林。丰子恺在桂林的生活，用他填的一首词《望江南》可以简单概括：“逃难也，逃到桂江西。独秀峰前谈艺术，七星岩下躲飞机。何日更东归。”在逃难途中，丰子恺多年不育的妻子怀孕，丰子恺对妻子开玩笑说：“一定是这回的抗战中，黄帝子孙壮烈牺牲者太多，但天意不亡中国，故叫老妻也来怀孕，为复兴新中国增添国民。”10月24日，丰妻在桂林产下一子，丰子恺戏称此子为“抗战儿子”，并给他取名“新枚”。新枚者，新的枝条也，丰子恺给儿子取此名寓意中华民族在战火的废墟中获得新生。儿子新枚出生后，丰子恺决定让他居住在由牛棚改成的房间里，丰子恺解释如此做的原因说：“倘他吃牛奶，住牛棚，将来力大如牛，可以冲散敌阵，收复失地，至少能种田，救世间的饿人。即使其笨也如牛，并不要紧。中国之所以有今日，实因人太聪明，不肯用笨功的缘故。”从儿子新枚的事情上，我们大致可以知道此时丰子恺对于抗战所持的基本立场和态度。

丰子恺国画《草庐》（1939年）

由于受佛教思想的影响，丰子恺凡事相信“缘”，他总能坦然面对一切艰难。因而，尽管是举家逃难，生活困窘，但丰子恺却心态平和，一直抱有他一贯的趣味主义和有馀裕的生活态度。在给友人夏宗禹的信中，丰子恺回忆自己的逃难生活说：“八年前家破人亡（出亡也），率老幼十馀人飘零数千里，我非但不曾发愁，而且每天饮酒取乐，以慰老幼。这点精神，你我是共通的。这叫做‘大丈夫气’。”避居桂林期间，丰子恺饶有兴趣地谈论桂林的吃食和桂林的竹器，并在给友人徐一帆的信中说：“桂林山水甲天下，环城风景绝胜，为战争所迫，得率全家遨游名山大川，亦可谓因祸得福。”让丰子恺没有想到的是，这封信被友人发表后很快遭致上海一些文人的批评，他们抓住“遨游名山大川”一词，咬文嚼字对丰子恺进行了激烈的攻击。对于这些“今日收消息，明日写新闻，利用报纸，竭力把自己的名字推广出去的英雄们”，丰子恺也只能用“文人无行”来宣泄自己的愤慨。事实上，“宁做流浪汉，不做亡国奴”的丰子恺在逃难途中一直致力于抗战宣传。于桂林师范执教时，丰子恺曾发表表现战争残酷的配有《忆江南》小词的一幅漫画，漫画的内容也就是小词表现的内容：“空袭也，炸弹向谁投。怀里娇儿犹索乳，眼前慈母已无头。血乳相和流。”有学生见漫画感觉有趣，大声嚷嚷：“看啊，没头的人！有趣！”丰子恺罕见的勃然大怒，并狠狠斥责了这位学生。居桂林期间，在敌机的炮火轰炸中，丰子恺完成了《漫画阿Q正传》（第三次重作，前两次均毁于战火），在序言中，丰子恺说：“炮火只能毁吾之稿，不能夺吾之志。只要有志，失者必可复兴。此事虽小，可以喻大。”丰子恺手迹在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逃难中的丰子恺并不是一个不问世事的逍遥派，他有着抗战救国的决心和以身殉国的勇气，“抗战正未有艾，吾辈如何死法，不得而知。死实难事，非准备不可。吾倘作非命死，拟效谢坊得绝食之法”。1939年4月5日，丰子恺辞别清明空朦的桂林山水。离去前，丰子恺在院内手植铁树一棵，以作纪念。千年铁树，会在哪一天开花呢？丰子恺默默地问自己。

“艺术的逃难”（2）

话题重新回到“艺术的逃难”上来。为什么好友张其昀会戏称丰子恺的逃难为“艺术的逃难”呢？这其中有一个故事。离别桂林之后，丰子恺应浙江大学之聘到广西宜山执教。不久，日军在广西南宁登陆，宜山形势十分紧张。浙江大学决定搬迁贵阳，学生、教师纷纷扶老携幼，设法向贵阳转移。丰子恺一家也加入了这支逃难的大军，到达河池之后，无论怎样也找不到至都匀的汽车，一家老幼流落道旁。人地生疏，幸得旅店老板的热情接待和照顾，让绝望中的丰子恺得到了一丝安慰。老板还安慰丰子恺说：“请先生放心，我有家在山中，真打到这里来，可请先生回去避一阵。”丰子恺万分感激老板的好意：“多蒙你照顾了。但流亡之人，何以为报呢？”第二天一早，老板拿来一幅大红闪金纸，请丰子恺赐字，旅店老板说：“老父今年七十，蛰居山中。做儿子的糊口四方，不能奉觞上寿，欲乞名家写联一副，托人带去，聊表寸草之心，可使蓬荜生辉！”面对老板的恳求，丰子恺满口答应。他提笔写了一副庆寿八言联，然后署名落款。由于闪金纸是不吸水的，店老板就吩咐茶房将写好的对联拿到门外去晒。岂知这一副对联却给丰子恺带来了一线“生机”。在晒对联时，此地汽车加油站的站长正好路过，此人恰巧是丰子恺的私淑者，见闪金对联墨迹未干，料定书写者此刻必在旅馆中，便登门拜访，并表示愿意提供汽车载丰子恺一家老幼去都匀。次日一早，站长亲自来送行，丰子恺一家在站长的帮助下安全到达目的地。对于这次逃难的经历，丰子恺感慨万千地说：“人真是可怜的动物！极细微的一个缘字，例如晒对联，可以左右你的命运，操纵你的生死。而这些缘都是天造地设，全非人力所能把握的。寒山子的诗云‘碌碌群汉子，万事由天公’。人生的最高境界，只有宗教。所以我说，我的逃难，与其说是艺术的，不如说是宗教的。人的一切生活，都可以说是宗教的。”在这里我们看到，即使作为一个斗士，丰子恺毕竟也只是一个“不争”斗士，他吹响的战斗号角除却匹夫所有的激越外，仍回响着梵音的空远。尽管表面上丰子恺还是一如既往，但事实上艰苦的逃难生活更让丰子恺感觉到了人生的无常，而这种人生的无常和苦难就必然强化了丰子恺的宗教意识。丰子恺曾在《教师日记》中感叹说：“谈及现世科学之发展，与战争之惨烈，吾仰天而叹曰：‘造物者作此世界，不知究竟用意何在？是直恶作剧耳。吾每念及此，乃轻视世间一切政治之纷争，主义之扰攘，而倾心于宗教。唯宗教中有人生最后之归宿，与世间无上之真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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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保住中国灵魂”（1）

丰子恺国画《汉皋春望》（1938年）

抗战期间丰子恺积极从事抗战时期的文化艺术教育工作，他先后执教于桂林师范学校、浙江大学和重庆艺术专科学校，并形成了他独特的“艺术必能建国”的思想。1938年11月，丰子恺执教于桂林师范。此时，岳阳失守，长沙坚壁清野，抗战形势十分严峻。桂林师范也有迁校的念头。桂林当地政府还决定，“万一桂林失守，此等学校师生即改组为游击队，投笔举枪，亲手杀敌。”听到要将学校师生改组为游击队的消息后，丰子恺很是痛心，他对于此种提议“不敢赞同”，并为“新生之桂林师范惋惜”。丰子恺并不是认为师生组成游击队抗战杀敌不可贵，而是认为桂师“以艺术兴学”、“以礼乐治校”的办学宗旨比抗战建国更为高远。他解释说：“游击队非不可贵，但不出抗战建国之上。以此易彼，大蚀其本。此犹如以杖作薪，图得眼前一饱，不顾后来行路艰难。”“凡武力侵略，必不能持久。日本迟早必败。我们将来抗战胜利，重新建国的时候，就好比吾人大病初愈，百体疲乏，需要多量的牛奶来营养调理，方能恢复健康。桂师便是一种牛奶，应该把它好好地保藏起来，留给将来，不要在病中当作白开水冲药吃了。”我们应当看到，在当时说出这样的话是需要勇气和睿智的眼光的，而这正是丰子恺与众不同的风范所在。

出于“艺术建国”的思想，丰子恺手书联丰子恺在抗战时期非常重视艺术的功效。他在《丰子恺论艺术》中写道：“我在太平时代谈艺术，只是暗示地讲他的陶冶之功与教化之力的伟大，没有赤裸裸地直说。但在现在，国家存亡危急之秋，不得不打开来直说了。我们现在抗战建国，最重要的是精诚团结。四万万五千万人大家重精神生活而轻物质生活，大家能克制私欲而保持天理，大家好礼，换言之，大家有艺术，则抗战必胜，建国必成。所以我说艺术必能救国。”我们应当注意的是，尽管丰子恺十分重视艺术的功效，但是他并不主张艺术在抗战时期必须直接表现抗战主题，直接为抗战服务，他所强调的是艺术对人的陶冶功能。因而，丰子恺对抗战时期的艺术教育是持批判态度的，他认为“我国百事颓唐，自伐太甚，有以招致此祸……就艺术教育而言，过去之绘画音乐教育，生吞活剥，刻划模仿，游离人生。教育者徒以死工作相授受，而不知反本。此直可称之为画八股，乐八股。今后非痛改不可”。换言之，丰子恺认为，艺术不能沦为工具，而应当回到艺术本身，“我教艺术科，主张不求直接效果，而注重间接效果。不求学生能作直接有用之画，但求涵养其爱美之心。能用作画一般的心来处理生活，对付人世，则生活美化，人世和平。此为艺术的最大效用。故虽在非常时期，图画科也不必专重抗战画。今之所为艺术教师，解此旨者，有几人欤”？

丰子恺不仅是一个艺术论者，而且还是一个文化论者。在他的心目中，一个民族的文化就是这个民族的灵魂。只要灵魂没有断绝，那么这个民族也就不会灭亡。因此，在中华民族面临强敌侵略的危急时刻，丰子恺忧郁的目光投向了民族文化的传承。但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西方文化的激烈冲击，抗战时期，中国青年的民族文化素养是不容乐观的，对此种状况丰子恺感到十分痛心，他曾说：“中国文化遗产若山陵，而中国青年不能承受。可惜可痛，莫甚于此。”1939年，丰子恺在宜山浙大讲演《中国文化之优越》，首先就强调中国文化的优越性，希以此来激励青年的爱国热情和抗战的决心。在演讲的最后，丰子恺又对青年大学生们提出了自己的希望：“诸君是中国最高学府之学生，不久的将来的中国的向导者。发扬文化之责，端在诸君肩上。务请努力保住中国灵魂，以提倡物质文明及发扬固有之精神文明为己任。这才不愧为一个堂堂的中国大学生。”演讲完毕，丰子恺向学生们深深鞠了一躬。此时的丰子恺或许从这些大学生身上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希望在他们的身上保留住“中国的灵魂”，只要这个灵魂不灭，中国就永远有希望，文化薪火相传，这或许就是丰子恺于抗战时期的信念。

“努力保住中国灵魂”（2）

丰子恺《胜利之夜》（1945年8月）

1945年8月，历时八年的艰苦抗战终于宣告胜利结束，此时的丰子恺蛰居重庆沙坪。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山城重庆的天空到处弥漫着爆竹和硝烟，人们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胜利的时刻，丰子恺这个向来温文尔雅的文人也加入了狂欢的人群，直到深夜，他才带着“欢呼得声嘶力竭”后的疲倦，兴奋地走回家。路上他遇到了许多和他一样兴奋的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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